作者：张颐武
一
我们处身其中的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世界的面貌在迅速地变化，而中国的发展正是当今世界的最具意义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最清晰、最明确的走向是，和一切悲观的预言不同，中国的崛起正是当今世界的新格局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已经不再是这个全球化世界的边缘，而是它的一个关键的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能够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体现自身的力量和影响的新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冲力都让世界为之震惊。而在其间所产生的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形成了新的可能性。从今天看，在十六年前张法、王一川和我曾经在一篇题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论文中所预言和探讨的新世纪的图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一样现实和具体。虽然我们面前还有众多的挑战和困难，但“新新中国”早已不是一个想象，而是今天的现实。我想先从2009年所出现的新的发展来回溯这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变化。
有两件事可以代表当下的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转变。一是中国商务部牵头的在CNN做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这个以中国制造是和世界的合作为主题的广告其实一方面当然是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另一方面却是深切地把握了中国今天在全球的现实的影响力。这里所见到的那些产品都是全球性的，但是确实是中国制造。这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中国和世界今天的现实的关系。从这个广告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已经是全球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力量，之所以需要这个广告，其实说明了全球消费者已经知道他们确实生活在中国制造之中，尽管需要提升其形象。二是电影《2012》里面的中国形象。这里的中国显然比当年要正面和积极得多。当然对于一部好莱坞电影不应该做过度的引申，但同时也确实要看到其间所展现的中国对于世界的意义显然也呈现了西方世界的一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里所包含的意义当然与过去在屈辱和失败之中的中国人的形象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两件事其实证明了2009年是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扩大的临界点，也是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开始有了新的角度和思考的一年。经历了全球性的经济的挑战，中国的影响力还在扩大是当下的现实。在奥运会和六十年国庆之间，世界已经经历了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经济开始向好的变化，而中国经济的相对平顺的发展，也让世界进一步看到了中国现实的实力和作用。人们开始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比现实更现实的现实。现实其实今天已经比想象更有说服力。当年对于中国“崩溃”和“威胁”的想象已经受到了现实最无情的历史的讽刺。中国人一百年来的奋斗和努力所追求的强国的梦想，今天已经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具体的呈现。中国人其实在感受到了这种崛起带来的自豪感和历史的成功感。历史已经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全球的平台之上。
当然，这个2009年也带我们到了一个内部的新的高度，人们一方面分享中国的荣誉，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幸福和发展有了更高的期许和希望，人们的“中国梦”不仅仅在于国家强大了，而更在于社会对于个人的承诺的实现和个人受到社会的呵护的要求，人们开始既要有一个大国公民的国际的成就感，也要有一个大国国民在国内的受到关爱的期望。我们期望自己的努力被社会更好地承认，也期望自己的社会让自己感受更多的生活的保障和自我发展的可能。这些期许其实也包含在2009年的大众文化之中。从《潜伏》到《蜗居》其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高度。《潜伏》当然告诉我们，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人应该超越世俗生活的平庸性，应该被赋予一种精神的高度。同时也把一种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的世俗性展现得异常深切。它可以说是展现了精神世界的高度和世俗世界的平庸的一部独特的惊世之作。而《蜗居》当然呈现了不少可议的问题，但也呈现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它其实表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年轻人的现实的物质要求已经和他们的父辈或兄辈完全不同，他们其实已经不再简单地期望生活的简单的改善，一种强烈的物质性的焦虑和对于这种焦虑感的精神上的不安得到了相当有力的呈现。应该说，《潜伏》是以精神力量超越了世俗的物质追求的理想的展现，而《蜗居》则是现实的物质力量压抑了某种精神需要的结果。但它们其实共同说明了中国的公众对于自己的未来的期许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具有了新的平台。这个平台正是中国大发展和大崛起的历史所展现的更大的平台所奠定的。我们在外部世界的成功，其实提高了我们对于自己和自己的社会的期许这其实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可调和。他们急于把中国的崛起看成幻象，因为他们害怕这是现实。他们又急于把公众对于更加美好的社会状况的期望看成现实的爆裂，因为他们似乎忧虑这样的期望成真。但2009年所出现的一切临界状态，正是告诉我们，我们既为我们的崛起感到光荣，也为我们的社会的提升而呼唤和努力。我们一面可以在中国的光荣里感受我们自己的光荣，另一面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不足和缺憾中看到我们的改进的可能和希望。中国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中国还有太多太多的困境和挑战，但其实中国今天的困难比起三十年前来已经好得多，，容易解决得多了。当年我们依靠“中国梦”走到了今天，我们一定能够回应世界和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的期许。我常常看到在三十多年来的许多时刻预告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迈不过去的人，但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失败，中国比他们顽强，比他们有力量。因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历史”和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有伟大的前途。今天这大历史的“势”会给这个社会更多改进自己的空间和可能性。因为今天最希望中国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而且是世界；最希望中国为新的全球格局维持自己的发展的也不仅仅是我们，而是世界。大历史比一厢情愿要有力量。
进行这样的粗疏的对于时代的描述，其实是为了深入到我们的文学想象之中。在这个时刻，回首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变化一方面是自身的文学史的延伸、发展和演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大历史”的变化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简单地把文学视为一种对于时代的想象，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中国的现实前所未有地跨出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文学对于它的想象，而文学也为了回应这样剧烈变化的中国与世界而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世界和中国对于文学想象构成了剧烈的挑战，现在对于文学的挑战在于，当下现实比想象更具有想象力，而当下的大众文化的想象力比现实更加现实。而文学也不得不在自己的位置上回应这些新的、似乎猝不及防、不可思议的新的世界。因此文学也在正在跨出它的历史边界，走向一个新的、甚至我们难以识别的新的形态。因此，对于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的思考，其实也必然是我们对于中国的思考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新的格局的思考的一部分。
最近，讨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否具有重要的价值，成了文学界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从当年有关“垃圾”的说法开始，关于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价值问题，就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而且两种意见对于当下文学的评价截然相反。现在我们所纠结的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前所未有的高峰还是前所未有的低谷。
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认知尚存有多方面的困难，我们对于文学现状的描述和文本的解读尚不可能是充分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所提出的判断很难具有文学史方面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对于当下文学的知识方面的分析还相当简单，进行一种明确而清晰的价值判断当然仅仅是主观性的。另一方面，不同的论者在分析和判断一个时代的文学时所援引的知识和价值标准在今天其实有极大的差异性。很难确定一个具有高度共识的标准和尺度，批评者或学者的知识背景和训练以及他们的思想立场和意识形态都决定了他们的思考具有完全不同的方向，所得出的结论其实没有一种共同的话语方面的对话的可能性。因此，现在所进行的有关文学价值论的讨论，其实凸显了我们在对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或全球华文文学的认知角度方面的巨大的差异和我们在知识方面的聚到的差异。这里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文学图景，而是在当下文学所呈现的复杂的形态中进行把握的强烈的欲望和阐释的焦虑。今天的文学现象和众多的文本在逃逸出我们对于它的阐释和分析，它们所呈现的形态也让我们越来越难以明确其“位置”。其实，我们对于当下文学的“阐释焦虑”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同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引发了情绪激动和言辞激烈的争端。其实，一方面是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现在有了新的状况，中国文学在当下世界的位置暧昧难明。过去的一些判断和分析已经显然被突破了。另一方面我们旧有的“新文学”的机制在当下遇到了更加复杂的状况和格局而难以延续，过去惯用的文学分析和阐释的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因此，价值判断的讨论的困难在于我们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新的形态的认知尚存在不少困惑和问题。我们会发现价值的讨论，正是应该以认知为基础才可能得以展开。这里的问题还是需要回到知识，回到对于“新世纪文学”的重新认知的之中。这就是我们难以回避的宿命。
和争议与讨论所关注的“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不同，我们其实还得心平气和地回到重新认知的问题之中。这种认知包括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也是争议的焦点所在，一是在共时性上，“中国文学”在全球华语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究竟如何？二是在历时性上，中国文学在内部经历了何种变化，中国文学的内部的新的结构究竟如何？
这些问题在对于我们的认知有用的同时，也会对于我们的文学价值的判断有所帮助。现在我们所需要超越的“阐释焦虑”正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文学在困扰自己和自己的时代之间的关系，文学发现时代已经超越了它的把握，因此文学的形态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二是我们现有的关于文学的知识在面对剧烈变化的文学之时有失掉把握的尴尬。现在正是需要从外部的认知和内部的认知重新为中国的“新世纪文学”定位。
二
这里遇到的第一个大命题是我们现实存在的文学所呈现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重新调整。
这个命题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们所遇到的新的情势是异常重要的，也是前所未有的。
应该看到，中国“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出版活动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并已经成为全球华语文学写作和出版的中心。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是对于全球文学格局的重要的改变，也是全球华语文学格局的重要的改变。三十年来我们的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其实是有重大的扩展和开拓的。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一个新的世界性的文学平台已经形成了。
在“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刻，我们所焦虑的是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文学”，如何让原来封闭在内部的“中国文学”获得一个新的开放的空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期”文学开始之时，我们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强烈的焦虑，认为中国文学长期自外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世界之间没有取得对话和沟通的可能。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八十年代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文集《走向世界文学》。这部文集集中了当时的年轻的学者们对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思考。虽然书中的各个章节是讨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受到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其导论则提出了世界文学“一体化”的宏大的主张。认为中国文学在五四之后才融入了世界文学之中，但后来中国文学又和世界文学相互隔离，直到新时期才回到“世界文学”之中。(1)这个“世界”之中的中国文学其实是由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当时这部书在其扉页引用了歌德的名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要来临了。”也引用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关于世界文学的重要的段落，来召唤一个“世界文学”的到来。
首先，“世界文学”所指认的“世界”其实还是在西方的“现代性”的框架中的“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中国的文学的“走向”世界，实际上显示了其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特异。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滞后，中国文学被视为通过借用时间上先进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文学，也被视为用一种空间上的普遍性来透视中国的文学。因此，中国文学乃是一种“世界文学”边缘的存在，仅仅具有在中国内部的意义，而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在中国内部，文学的功能是进行国民的“启蒙”和国家的“救亡”；因此，外部的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仅仅是由于中国文学具有社会的认知价值和意义而存在的。而在中国文学内部对于“世界文学”的兴趣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的动力。如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强烈的兴趣，对于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的兴趣，这对中国的“寻根”文学思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而整个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对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趣味的养成和作家的视野和表现方式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走向”世界一方面是需要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文学，同时也需要通过对于世界的了解来扩展我们的视野和充实我们的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在“新时期”走出封闭的重要的方面。[NextPage]
其次，“世界文学”实际上还包括自“新时期”以来才纳入我们视野，成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全球华语文学。它包括海外华语文学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学。这些文学在新中国文学的前半期几乎完全不为我们所了解，而中国大陆的文学在1949年之后也对于全球华文文学缺少了解。这种在海外和大陆完全隔绝的条件下，“世界文学”之中的“华语文学”也处于一个分裂为不同部分独立发展的文学。它们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传统的传承都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中国文学也和海外及港澳台的华语文学之间有着断裂性。可以说，全球华文文学有“海外”和“大陆”两个独立发展的平行的结构，两者之间的并不相关的独立发展，在各自的语境之中延伸成为当代文学史的独特现象。而这部分的文学中相当部分在“新时期”的早期就迅速进入了中国，对于“新时期”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白先勇、聂华苓等。
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和市场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所有方面。文学的发展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格局的改变。一方面是“新时期”以来对于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域的文学的广泛的介绍和翻译形成的“世界文学”的涌入。另一方面则是海外及台港澳文学的广泛的介绍和了解，使得以中文为基础的全球华语文学的新的沟通与联系开始出现。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改变，而它在全球华语文学中的中心的位置也已经得到了确认。
这里要看到的是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结构性的要素，而不再是一个时间滞后和空间特异的“边缘”的存在。它已经不再是巨大的被忽略的写作，而是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的“构成”，是所谓“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华语写作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是相当稳定的存在。这往往并不为中国国内的读者所充分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全球“纯文学”的空间实际上就是相当小众的，而在这个小众的圈子之中，中国文学其实已经被视为华语文学的主流。中国现有的“纯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小众化的国际阅读文化的组成部分。像莫言等人的小说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虽然“小众”但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力的市场，而莫言这样的作家其实已经跻身于国际性的“纯文学”的重要作家的行列，具有相当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其实已经是海外华语文学和台港澳文学难以具备的。他们的新作出版后就会很快得到不同语言的翻译，也由各个不同语言的“纯文学”的出版机构出版，也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培育有了一个虽然相对很小，但其实相当稳定的读者群。在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语种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出版和阅读机制。虽然这些作品的翻译文本的影响还有限度，但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文学空间。中国文学的国际性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存在，也已经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性的要素。当然，中国的文学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市场也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学出版业的重要的部分。许多重要国际性作家在中国都有稳定的市场。这种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深入的联系实际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我们原有的焦虑。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球华语写作的最重要、最关键的空间，是全球华语文学的中心。像王蒙、莫言、刘震云、苏童等作家都已经是全球华语文学的最重要的作家，他们在海外华语文学的读者中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同样，我们可以从无论港台作家还是海外华文作家的中文出版的作品在大陆市场的行销中看出。大陆的虽然从内部看相对较小，但从外部看极为庞大的“纯文学”的市场当然在开放的环境下其魅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域的华语文学空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港台的重要作家如张大春、朱天文等在大陆的文学市场中的影响已经相当大。同时，像虹影、严歌苓等从大陆移民海外，并在海外出版作品获得声誉的华语作家，在新世纪之后纷纷回归大陆，在大陆的文学出版中寻求发展，这其实也显示了中国大陆在文学方面的中心的位置。像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虹影的《好儿女花》张翎的《金山》等等作品，都是这些曾经或者当下依然生活在海外的作家华语文学的“跨区域”“跨国”的写作和阅读空间
因此，从“世界文学”和全球华语文学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的文学本身已经是其中的有机的一部分，已经不再是在边缘充满焦虑和困惑的文学。中国文学已经无可争议地处于世界文学和全球华语文学的新的平台之上。它的形象和形态已经发生了独特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说明了我们今天对于它的评价和价值方面的困惑来自这个新的空间的新的要求。可以说，现在中国文学已经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独特的形态。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才会感受到新的压力和新的挑战。关于“好得很”的评价正是从我们在这个格局中的新的位置上得到的可能，而“糟得很”的评价也是源于这个新的平台对于我们的新的要求。今天的评价上的差异其实来自于一个新格局和新平台所展现的新的可能性。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想象，在今天已经是一个现实的空间。这个空间已经突破了既定的“新文学”的规范和限定。中国文学不仅是全球华语文学的中心，也是新的“世界文学”的新空间。 [NextPage]
三
从内部看，中国文学也置身于一个新的平台之上，中国文学的扩张其实是引人瞩目的，同时也是激起了最大的困惑和争议的。我们对于文学判断的困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个方面。整个中国文学领域这些年来其实在经历着一个格局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在原来已经形成的文学界之外出现了仍然以传统的纸面出版为中心的“青春文学”和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文学，这些新的文学空间经历了这些年的高速的成长已经逐步发展成熟。目前，一方面是纸面出版和“网络文学”双峰并峙，另一方面在纸面出版方面，传统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与“青春文学”的共同发展也已经成为新的趋势。从九十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八零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在传统纸面出版业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的影响力。目前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简单，“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崛起并不是以传统的“纯文学”的萎缩和消逝为前提的，其实三者者不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传统的文学写作仍然在延续和发展，我们发现传统文学界仍然相当活跃。这是新的文学市场的出现，也是文学的一个新的空间的发现，它们和传统的文学界其实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它是文学的总量的增多，而不是文学的萎缩。它们和传统文学既有重合、相交和兼容的一面，也有完全互不兼容，各自发展的一面。
我们在八十年代所理解的“文学”经过了多年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今天一个由一些对于文学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市场其实早已走出了前些年的困境，运作相当成熟和有序，这一部分的文学需求相当固定。这个“小众”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纯文学”的市场。这个市场也能够有效地运作，是文学出版的重要的方面。在这个市场中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也不超过十个人。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王蒙等作家都是在这个“小众”市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其中如莫言在全球华文的文学读者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样的新的内部的格局和外部的格局之间的越来越深入的互动和互相影响其实形成了中国大陆文学的重要的新的形态。我们只能从这里切入对于“新世纪文学”的理解和分析。
同时，在“新时期”还出现了以类型小说为中心的“通俗文学”的写作。在当时是由王朔和海岩两位作家为代表的一批打开了新的领域。它指的是自“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与社会的市场化紧密相关的文学的新的、更加面向市场的新的文学。这也就是我们往往称为“通俗文学”的部分，这部分的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主要是在“新时期”以来发展起来的文学阅读市场中发展的。它包括一部分面对市场的作家，也有一部分在市场化中以市场导向运作的国营出版机构和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民营出版业，也包括在七十年代后期以来通过诸如金庸、三毛、如王朔和海岩的写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是这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的市场中的现象。这一部分的写作和阅读是八十年代从传统的“文学界”中分离出去的。其运作方式是极为市场化的，是作用于一个八十年代以来构成的“大众”的市场的。这种文学在现在也形成了有较为固定的大众读者和稳定的类型。如职场小说，官场小说，商战小说等等。真正从其中分离出来的是”青春文学”
从九十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八零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在传统纸面出版业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的影响力，“青春文学”已经逐渐成为文学中的重要的力量，也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力量。如“第一届The Next 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就是由在传统的出版业界已经建立了声誉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北京图书中心和以郭敬明为中心的柯艾公司共同组织的。这种传统的出版机构和郭敬明的团队的深度的合作无疑显示了“八零后”的市场的影响力和已经成为了文学的新的增长点。“80后”作家的青春期都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度过的，他们的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活跃的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让他们更有条件去表现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到一种“普遍性”的人类的体验的可能。二十世纪中国特有的经验现在逐渐被这些年轻人关切的人生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所充实和转换。他们的作品当然还有青少年的稚嫩，但其实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世界和人类的意识，也表现出注重个体生命的意义，人和自然和谐等等新的主题。这些和我们当年的创作有了相当的不同。这些变化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也不成熟和有力，但却是新兴的文化思潮的萌芽，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网络写作为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类型”化的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园地，网络中诸如玄幻、穿越、盗墓等“架空”类型的小说给了许多青少年读者新的想象力的展现的可能，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忠实的读者。与此同时，如表现年轻读者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个人问题和挑战的小说如感情、职场等小说也受到了欢迎。这些小说“类型”在现代中国由于社会的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而一直处于受到压抑的状态，没有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传统的文学评价系统中也地位不高，处于边缘。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所具有的“感时忧国”的特点对于这些或者“架空”地想像或者回到个体所遇到的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表现的类型往往并不注重。而网络的崛起其实正是和中国的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步的，这就为这样一些小说类型在传统的纸面出版业尚未意识到其新的趋势的空间中有了重要的作为。网络文学和青少年读者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其实是会对于未来文学的发展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长度完全超出了纸面文学的限度，动辄以几百万字的篇幅出现，故事本身也有相当浩瀚的规模。这当然是网络的无限的容量和读者在网上阅读的状况所决定的。
客观地说，传统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国内市场的现象，而“纯文学”具有的“跨国性”的影响力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看来，所谓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主要体现为“纯文学”。而在中国内部的读者中“通俗文学”依然保持了其本身的影响力，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大。这样，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的模式已经被超越了，中国文学的传统的现代框架已经被替代了。这种替代有三个方向已经形成了总体性的趋势:
首先，文学已经仅仅由塑造“公民”的责任的使命感的要求，转向了在“公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平衡。
其次，文学已经由一种社会询唤和生活反思的中心，转变为一种具体的文化类型。它不再以文化的中心的位置向社会发言，而是文化的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部分。
第三、文学在中国的运作形态已经越来越就有和在其他发达国家相似的形态。
这样一些变化所带来的新的中国文学的内部结构其实是一个新的文学空间的再创造。它超越了二十世纪的“新文学”所框定的结构。(2)[NextPage]
四
实际上，对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正是反映了新的文学格局所呈现的新的面貌。我以为，价值的讨论当然有其意义，但首先需要的是对于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再认知。没有这种认知，我们的评价往往缺少必要的条件。我以为中国文学当下所经历的一切正是和“新世纪”的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深入思考应该成为我们的新的探究的焦点。这些变化一是突破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文学的世界性的想象，二是突破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内部格局的想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的新的经验会对于世界文学和我们自己产生前所未有的新的改变。这些改变无论如何评价，它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未来在现实中的新的展开。但我坚信，中国文学今天的新的平台和新的面貌是我们时代的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中国在自身的崛起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形态。它的意义还有待未来的新的思考。
注释:
(1) 《走向世界文学》曾逸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新一版1-72页
(2)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看拙作《从“新中国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山花》杂志，2009年第9期，第 133-142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