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华生 彭勃

    台湾作家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新书发布会现场挥毫，香港文化学者梁文道到场担任嘉宾主持，这是书展现场少有的既热闹又有文化趣味的活动。  

    为期7天的2009上海书展，已于8月19日落下了帷幕。组委会公布，此次书展共吸引了24万人次参加，470多家出版社参展，展出图书10余万种，举办近400项文化活动，主会场销售额达2800万元，分会场销售额达1000万元，订货码洋更达到1.8亿元。

    从这些数据来看，本届上海书展取得的成绩是“喜人”的，但源自读者所反映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据一项调查显示，进场的读者不满意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购书环境和服务上，认为现场管理“太乱”、“环境嘈杂”、“休息的地方太少”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焦扬表示，举办上海书展的地点上海展览中心现有展馆确实遇到了空间瓶颈，“明年将在现有场地条件下挖掘空间，可以在东二馆西二馆广场空地上搭起大篷，这样可以增加1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改善环境。”

    虽然空间受限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围绕上海书展更深层的争议焦点也备受关注。本报记者从上海书展开幕前一天开始就到达现场，经过深入采访，收集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海书展的主体是偏向于上海本地两大出版集团，还是面向全国各地出版社？从环境和氛围来看，上海书展是否已成为“庙会”或“大卖场”？对于读者而言，参加上海书展是为阅读而来，还是为了“追星”，甚至是“凑热闹”？

    是“全国的”，还是“上海的”？

    上海书展第一天，记者从上海展览中心一侧的展馆进场，途经一家上海本地书店的展位之后，就进入了“各地出版社”的展区。记者发现，该展区除了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等几个出版单位的展位比较明显之外，其他的出版社所剩无几，全部见到的各地出版社加起来还不到100家。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告诉记者，很多出版社都将展出的图书转交上海书城的销售人员代管，并没有编辑、发行人员在场。

    从“各地出版社”展区出来后，上二楼就进入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展馆。馆内包含了该集团的十余家出版社和文化公司的展位，还有一个宽敞的活动区，可以同时进行两场签售、展示活动。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侧展馆则属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馆内的面积、功能与世纪出版集团的展馆基本一致。至于书展的主要活动区，则位于两大集团展馆中间再往里面走的舞台空间，里面还有主宾省江苏展团与中国出版集团各占一大半的空间。

    走完全部展馆，不难发现上海两大出版集团占据了比较有利的位置，有读者将其比喻为“两大出版集团打擂台”，还有一位媒体人这样评论：“这不是上海书展，而是‘上海的书展’。”

    一个月前，《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发起了一项畅谈上海书展的征文活动，一位名为沈宇的读者撰文提到2007年上海书展时说：“书展越来越沦为沪上两大出版集团勉力支撑的活动，外地的出版社基本上都不太参加，主宾省的概念也叫人提不起兴致，基本上外地社的书都只是新华系统把书拿来按社别摆放出售罢了。”

    即使上海书展主要立足于本地，但其对于市民的“辐射”程度也不容乐观。有出版界人士认为，上海书展24万的参与人数与今年香港书展90万进场人数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一位资深营销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上海书展的参与人数是24万，那么它在宣传推广上所涉及到的人群可能还不到500万人。

    是“大卖场”，还是“文化盛宴”？

    一家上海当地媒体将书展比喻为“庙会”，因为书展第一天就吸引了热闹的人群，有“喜羊羊”与“灰太狼”演员助阵现场活动，也有学术明星易中天召开16册全集发布会，甚至还有古代传统雕版印刷工艺展示、朵云轩师傅现场示范制作木版水印、景德镇师傅现场表演制陶过程等与读书“稍微沾边”或“完全不沾边”的活动。这种“庙会”的说法，与香港学者马家辉对香港书展“嘉年华”的描述相类似。

    近几日，关于上海书城成为“大卖场”的讨论也不绝于耳，本报《文化广场》的“场论”版就先后有几篇稿件相互“商榷”了起来。记者在书展现场看到，由于全场图书大部分打八折，还有不少出版社库存的丛书以更低的折扣“甩卖”，因此场内图书的销售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出版社也表示上海书展是以图书零售为主，更可以把历年库存的图书“清仓处理”。但对于读者而言，在展馆内购书的环境就不那么好了。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展馆为例，展馆左右两大出口均设有收银处，但总是排着长龙。记者在此处先后购书两次，均难忍人群的拥挤，排队时空气几乎令人窒息。而记者在图书展台上挑书时，也数次受到匆匆走过的人群撞击。学者钱文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通过这个书展，我主要的感受就是市民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书展主办方在有限的条件里尽量将书展办得更好，但是市民的一些行为举动在书展上还是有点遗憾的。”

    无论是主办方的宣传，还是读者的期待，都希望上海书展能举办更多文化活动，体现出更高的文化水准，成为一场“文化盛宴”。但连几年来一直支持上海书展发展的学者陈子善也不得不坦言书展“现在受制于场地因素，一些演讲讲座都在嘈杂的环境里举行，效果其实不太好”。他还说：“书展上演讲少，如果没有台湾郝明义先生带来的‘经典3.0活动’，上海书展上有文化含量的演讲活动就更少了。”

    是“追星”，还是“凑热闹”？

    在签售活动中，今年上海书展有两个比较特别的“火爆场面”，一次是英国前首相夫人切丽签售《道出真我》，另一次则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签售自己的系列小说作品。

    一位拿到切丽签名的读者在网上发图片时说：“在签售开始前就死死地守住了第一排的位置，并且从开始到签售结束，都不曾离开。会记住这一刻，有这么一小时，布莱尔夫人与我的距离只有4米。”对于这样“激动”的表现，另外一些读者则不以为然。记者在拥挤的签售现场，就听到几位读者说：“真不知道一个英国前首相的夫人能对那些签名的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不是明显的‘凑热闹’嘛。”

    在渡边淳一的签售现场，现场售书的桌台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上百读者争抢着购买渡边淳一的作品，才可以加入等待签名的队伍。而这支等待签名的队伍早已排出一百多米长。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签售活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用麦克风大喊：“每人只能签一本。凡不是文汇出版社的渡边淳一作品，一概不签！”

    有出版社反映，辛辛苦苦请来嘉宾举办签售，但现场售书的盈利却无法“抵过”嘉宾的差旅费用，“这样一来，签售会只是热闹了读者而已，并没有为出版社带来直接的收益。”

    记者在几场签售活动中发现，参加活动的人群一集中，就对展馆内的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扰乱。对于书展组委会而言，读者发出“环境嘈杂”、“太乱”的意见，除了展馆内空间所限之外，对密集人流的管理能力也有待提高。香港书展的主办方可以把进场的人群排成一条“蛇盘”长队，进场后又把人流集中成一个个“方阵”，这些方法都值得上海书展借鉴。

    上海书展有67名志愿者，主要负责引导进场观众达到各个活动现场，但有些志愿者本身对展馆就不太熟悉。一位读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想去一个活动区，问了一位志愿者，他不确定，叫我去问咨询服务台；我问了服务台，工作人员叫我去问保安；最后保安叫我自己去看指示牌。”记者在与一位志愿者交谈时得知，志愿者大部分来自上海本地高校，进场工作之前仅参加了一天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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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万人次，271万元；2.8万人次，347万元；4.2万人次，545万元……13日至19日，全国470余家出版发行机构在上海吹响聚集，展出10万余种图书，举行近400场文化活动。“2009上海书展”13日开幕，进场人次和每日销售额节节攀升。14日至15日两天，书展按惯例推出“夜市”，也吸引不少读者“挑灯夜战”。

    为期7天的上海书展19日谢幕后的最新统计显示，本届上海书展7天吸引约24万人次进场，主会场创造了约2800万元销售额，加之首设分会场逾1000万元销售额，一连串数字创下近年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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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拥有中国首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先行先试”优势。统计显示，2008年，上海新闻出版行业的销售收入为760亿元，占全国的9.5％，其中数字出版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23亿元，占全国的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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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惊讶，我们的书每天都卖空了！”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编辑冯维恩这几天到上海书展站柜台。她负责编辑的《感人小故事》系列图书近年来率先占领香港、台湾书市，在连续登上香港畅销书排行榜之后，又进入新加坡、马来西亚市场，在北美华文社区的书店里出现，并获得不少华人家庭的好评，被誉为“感动全世界华人小孩的同一套故事书”。

    与之相比，《咬文嚼字》杂志可谓是较早在海外成名的中国出版物。1996年，仅仅诞生一年多的《咬文嚼字》，就被新加坡《联合早报》周刊评为“十大畅销读物”之一。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总编辑何承伟感慨：“装帧小巧、内容感人，或许是原因之一。”已出版3辑12本的《感人小故事》系列图书是专门针对青少年的励志丛书，书的单价仅8元。

    而今，在多姿多彩的中国出口图书中，“小书”的潜力显得越来越大。本届上海书展上，人们看到一些有关中国收藏、旅游、养生等主题的出版物有了“变小”的趋势，不少读物选择中英文对照版或全英文版，直接瞄准海外读者群。中国的万里长城、紫禁城的绮丽风光，被搜罗进了“口袋书”，唐诗宋词等“口袋书”则越变越轻，越变越小。

    销售“十强”文史类最强

    上海书展的每日销售“十强”排行榜显示：文史类图书依然独占鳌头，连续多日进入“前三甲”的包括《话说中国》现代卷等。以往略显冷门的收藏鉴赏、养生医疗、旅游探险、亲子教育等题材的书籍，如今已是各领风骚。《中国食用本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都榜上有名。在记者随机采访的50位读者中，理财类书籍相对遇冷，小说、工具书等人气更胜一筹。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