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扬

纳吉布·马哈福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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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前一年，通过向朋友口授的方式，1988年诺奖得主、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创作了最后一部描述来世的短篇小说集《七重天》。在为该作品举行的一个宴会上，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深信，在我死后，我会得到好的报应。”此话信然，生前马哈福兹即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之父”，他于2006年8月30日去世后，更是备极哀荣:埃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穆巴拉克总统亲自为他送行。这句堪为“自传的回声”的话，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是他对多年前那次遇袭事件的一种回应。

    1994年10月的一个黄昏，在其开罗住址附近的一条街道上，马哈福兹遭到了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的袭击。当时82岁的他正准备从汽车上下来，凶手从花篮里抽出暗藏的折刀刺伤了他的脖子和右臂，经过抢救虽得以脱险，但马哈福兹从此右臂瘫痪，再也不能用手写作。事后这名年轻人称马哈福兹的小说亵渎神明，认定他是一个反叛伊斯兰的作家，必欲除之而后快。

    引发此事件的原因，可以追溯到马哈福兹初版于1959年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在这部被认为是20世纪伟大的现代寓言小说里，他全景式、史诗式地书写了街区的开拓者老祖父杰巴拉维及其数代子孙的救世故事:杰巴拉维，一位有如神明，仿佛永生的神秘人物，在拓土建街之后，便深居简出，与世隔绝，却掌握着世俗的权力与遥远的真理。他允诺所有的子孙都享受到继承权，过上好日子。子孙们把获得继承权作为实现幸福的唯一途径，于是继承权成为世代争斗的焦点……

    小说以象征主义的手法，通过发生在街区的故事寓意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以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为代表的先知时代直至此后的科学时代，人类为追求幸福、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断的努力。作家在借创世传说表达“人经受磨难是神的意愿”，借先知传说阐明“神不管人间事”后，又在象征科学的后代人阿拉法特的故事中，给予宗教蒙昧主义致命的一击:让象征神灵的老祖父杰巴拉维死去。

    尽管小说若干年后被诺贝尔奖评委会赞为“非同寻常”，然而最初在《金字塔报》连载时，宗教保守势力和部分文人认为其中含有明显的渎神内容，纷纷写信投诉，要求将作者送上法庭。官方迫于压力，在连载结束后即将此书列为禁书，小说单行本十年后才得以在黎巴嫩出版。

    此后，马哈福兹并没有受到过分冲击。直到他于1988年获诺奖，这部小说再度引起危机。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因拉什迪创作的《撒旦诗篇》，对其发出追杀令时，马哈福兹含蓄地表示反对，并肯定作家创作的自由，从而引发了极端分子对他更进一步的仇视心理。艾资哈尔的一位长老随之作出宗教判决，扬言“如果我们在小说刊出时杀了马哈福兹，就不会有今天的拉什迪了”。

    对小说引发的种种争议，马哈福兹生前并没有做出明确回应，只是在临终前向艾资哈尔大学提出解除禁令的请求。含有忏悔之意的此举，招来了一些反感宗教势力干涉文学创作的埃及作家的口诛笔伐，小说家贾麦勒·哈依塔尼就明确表示:“马哈福兹寻求艾资哈尔监督的做法创下危险的先例……这有悖于埃及知识分子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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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童年生活，马哈福兹常会提到一个场景:那时我们还住在拜特·葛迪，我家的房子旁边就是广场，广场上有许多英国士兵。父亲告诫我们不许打开楼上靠广场一面的窗户，因为英国兵会怀疑人们从那儿袭击他们。“有一天，我趁父母不在家，便打开窗户看英国士兵换岗，模仿他们的说话和动作。猛一回头，发现父亲正怒气冲冲地站在面前，他一把拉开我，关上了窗户。”

    这场景无意中透露出了一个事实:马哈福兹的整个青年时代，是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下度过的，当时埃及正处在法鲁克国王统治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状态。这样的社会背景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早年创作的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拉杜比斯》和《底比斯之战》，就借古喻今，反映了埃及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强烈愿望。

    当马哈福兹感到历史小说已无法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时，便毅然转向反映现实的社会小说，描写当时的埃及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彷徨和疑惑，成了贯穿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核心内容，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他创作于1956至1957年间的“开罗三部曲”。这部包括《两宫间》、《思慕宫》和《怡心园》三部长篇在内的巨著，通过描写开罗商人阿卜杜·贾瓦德一家三代的遭遇与变迁，反映了从1917年至1944年埃及革命前夕这一时期整个埃及的风云变化和社会风貌，刻画出当时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在家族第二代中，作者着力刻画的小儿子凯马勒走过的心路历程，无疑是马哈福兹个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自幼的家教使他笃信宗教，但激烈的时代变革、来自西方的新思潮和对哲学的研究，动摇了他对宗教的信仰。对真理、科学的追求与传统价值观念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常使他感到苦闷、迷惘，从而陷于感情、信仰、精神的危机中。

    “开罗三部曲”的问世，标志着阿拉伯现实主义小说的成熟，确立了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学宗师的地位。埃及文学评论家纳加什写过一段著名的评论:“马哈福兹对于我们阿拉伯人来说，犹如狄更斯之对于英国人，托尔斯泰之对于俄国人，巴尔扎克之对于法国人。”此后，尽管马哈福兹创作颇丰，“三部曲”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却已然是空谷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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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开罗三部曲”中女革命者苏珊之口，马哈福兹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写文章，清楚、明白、直截了当，因此是危险的，上边的许多只眼睛正在盯着我们。而小说则有数不清的花招，这是一门狡猾的艺术。

    作为一个“狡猾”的小说家，马哈福兹从莎士比亚、尤金·奥尼尔、易卜生、斯特林堡等西方文学大师那里汲取营养，他的阅读视野中也不乏福克纳、帕索斯、乔伊斯等现代派作家，但他很坦然地说:各种现代写作技巧从来没有让我乱了阵脚，很难想象我曾受乔伊斯的影响，虽然我很早就读了《尤利西斯》，但当提笔写作时，我把一切都抛之脑后，我走的还是现实主义的路子。

    马哈福兹对现实主义的坚持，究其原因在于他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变革，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描绘。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参与精神的社会批判家，他对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的命运有着强烈的忧患感和使命感，现实主义由此成了他最好的表达方式。他笔下的故事都发生在他从小长大并与之息息相关的开罗，他通常通过描绘家族故事来反映埃及社会的现实。

    由于政治和现实的复杂性，马哈福兹往往利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种种见解。但对埃及境外的读者而言，与其说关注他小说的创作手法，不如说更看重他的“家族小说”，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生活经验，给予我们不同的视野，让我们熟悉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在、生活与智慧，从而更为宽广地思考生存。

    有论者指出:马哈福兹最独特和重要的价值，或许就在于通过他的写作告诉人们，人生的意义在于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果一个社会成员以独善其身的态度，仅仅关注自身的道德完善，这本身就有悖道德的准则。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他的小说中，那些最终获得拯救的人物，都是一些直面社会不公的利他主义者。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