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浩浩

    古往今来，历代凡是名气大的文化名人，都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就是“木秀于林，风欲摧之”，当一个人的才华、学识、影响力、潇洒气质、官位、财富，高于当世的同侪，那就势必会遭到无数小人的嫉恨与恶意中伤。

　　所以我认为，一旦一个举世瞩目的文化人，受到小人的围啄攻击，恰是这个文人自身文化份量的体现。庄子当年行走于山中，见伐木的樵夫不伐无用之木，所谓无用之木，就是那些枝干弯曲，不可打造木器家具之类的树木，庄子觉得此事诧异，后来顿悟，原来“此木以不材”才得以在山林里长久生长下去，不被樵夫伐作木料。

　　纵观人世，也莫不如此，有才华者，正如葱葱郁郁之良树，每个人都嫉妒你的参天和繁盛，嫉妒你的无限生机和挺拔，每个人都想把这“树”伐去，让你的参天不再遮蔽住他们卑弱的身躯。无才之人，则好比枯干之老树，断无砍毁的价值，它们没有苍翠的树叶，惹不起世人的兴趣，大家也就不去“砍伐”他了，这就是我上篇文章里说到的，众多评论家不去关切评论乡间无闻农民的道理。评论家们逮谁名气大就评谁、骂谁，因为这样能同时滋生自己的价值，就是自己也跟着被骂者成名。

　　不知我们是否关注和思考过一个问题，当代很多小说家，一旦小说出版，要靠众多评论者“众星拱月”似地撰写评论，来扩大小说的影响力，并帮其在小说史上定位，也就是说，很多小说家依赖于评论者的评价，甚至依赖于被学界痛骂一顿，才可以成名。

　　而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及其影响，恰恰和小说家们相反。他的作品，首先不靠任何评论家的评论而存在，评论家还没来得及对作品作出反应时，《文化苦旅》就已在华人世界风靡了。反而倒是很多造谣中伤者，在恶意抨击余先生的作品，围啄余先生本人之后，成就了自己各种各样的名声，很多人靠骂余秋雨，赢得了自己的饭碗。

　　造谣中伤余秋雨先生者在这20年来，无非有以下六种形式：

　　一：首先中伤谩骂者是一些自诩的“评论家”。他们写评论，在80年代写了很多东西，评了很多人，都没出名，在炮轰余秋雨后，到为他们赚足了眼球，一举走红评论界。他们到未必真对余秋雨有意见，心里大多非常敬佩，但又掩盖不住内心的嫉妒，而要摆出一副大批判的姿态。比如某位曾去国外游学的先生，在攻击余秋雨先生前，名不见经传，一恶意诽谤中伤，到让大家伙记住了他的名字。这些人还不承认是靠中伤、污蔑余秋雨而成的名，好比恶毒之狼，即使吃了牛奶，还得把牛给吃了，绝无半点惭愧与自醒之意。

　　狼，注定是吃别人而壮大自己。

　　二：其次是来自一些成天咬文嚼字的“学者”的攻击。他们总是以为自己好像掌握了学术真理，掌握了学术的审判权，其实只是以此来欺瞒蒙蔽广大不知情的读者。学术这样的事，其实一般的读者可能接触得比较少，读过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都明白，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理科比如理论物理学界，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充满了争论。再比如文科，我们以前南大一位女教授很勤奋，教我们时也很谦谨，写了本学术书，哪知道，书刚出来，就被复旦的教授大肆攻击谩骂，这让她难过不已，甚至劝我们不要再去搞学术了，争来争取没意思。当然，复旦的教授也有被北大攻击的例子，北大的也有被南大批判的例子，学院派之间，就这样互相攻伐，总是以为自己掌握的才是绝对真理，总是以为“他人就是地狱”。我曾举过例，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你说他是悼亡还是自怜诗还是什么诗，历代学者与诗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再比如，现在郭沫若考证李白是西域碎叶人，也就是吉尔吉斯斯坦人，首先郭的这个考证仍旧被学界怀疑着，说不定哪天就被推翻了；而另外一个怀疑也依旧存在，就是李白是5岁之后从西域回到四川的，还是压根就是出生在四川的四川人，这些在学术界仍旧在讨论，且各执一词，哪方也没法证明对方是绝对错的，自己是正确的。学术里这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处处存在，每处细究起来，都是学术陷阱，那么你要写文化散文涉及到这些细节时时候，你总要有个选择吧，不能因为有陷阱而不走路，因噎废食吧。好了，你选择任何一观点，都会让所谓的“咬嚼派”有机可乘，来以学术之名攻击散文作者。这到真是以火车的交通规则，去规范飞机的天马行空风驰电掣。

　　可最后一看，原来这些以学术硬伤之名攻击余秋雨先生的人，恰正是当年寄过刊物，被婉言谢绝而怀恨在心的人，于是自尊心作祟操起长矛，指向余秋雨。这样一个编辑的私人目性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比如，他也曾求过我所认识的一位报社高层领导，刊发中伤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被我那位忘年朋友断然拒绝，回他的话是：人不能太过份，做人要厚道！

　　确实如此，一个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做、求爹爹告奶奶，发自己批判文章，去搞到一个著名学者的人，首先不说他厚道不厚道，他的人格，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旁观者看得更清楚。有那么多精力折腾自己折腾别人，自己不能写点作品么？他们，实在是写不出，但又不甘别人走红而自己落寞。

　　其实，他们拉起学术小旗，纠缠于无定论的学术细节是假，眼红于余秋雨先生凭借文化散文，在海内外形成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才是真！

　　三：一些影响力不够的小评论家，抱团出书，这是他们诽谤中伤余秋雨的另一种形式。并且，他们似乎以为，集体抱团出书，就是有了“集束炸弹”，可以合力对余秋雨先生进行攻击。在当代文坛，有待遇被评论者出书抱团攻击的文化学者，我看也只有余秋雨先生一人了。正如只有渺小的蚂蚁，才需要几百只、上千只合力去撕咬对方，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到未免不是值得骄傲的事。而且，我们也知道，出书批人，表面是举批判之大旗，实质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乌合之众的评论家集体亮相、迅速成名；二是让出版此书的出版商，在借助余秋雨的名气后，大量再版，赚取钱财。

　　众多小评论者，靠谩骂余秋雨而得其虚名，很开心；出版方，见骂人之书卖的还可以，赚了不少钱，也很开心。这就是那群批评者，以批判之名，谋求各自，或名声或金钱利益的真实企图。

　　事实上，余秋雨先生是宽厚的，他多年来只说是一些盗版商人，来攻击他，谋求出版利益。旁观者清，这对他们，已然是一种宽赦，素不知，很多正规的地方出版社，出不到余秋雨写的书后，即使出一些骂余秋雨的书也成，都能从中分吃到余秋雨的名声，赚取卖书带来的高额利润。

　　我也接触了天南地北不少的出版社了，出版商都清楚，也不要掩饰，能出版余秋雨的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社编辑的奖金，到年终又会大幅增加了。

　　四：某位杂志编辑和华中某大学的教授，这两位，几乎是最无聊可笑和神经质的造谣者，也是最锲而不舍、“西西弗斯”式的造谣者。先说某杂志编辑，且不说这个编辑是零时的，还是早被开除了的，这我们都不管，就说他的动机。在七八年前，萧夏林就以造谣中伤余秋雨为主业。所谓主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啥事也不做，给全国各地的媒体报纸打电话，说自己掌握了什么什么材料，余秋雨如何如何不好，然后求人家报纸，千万要把自己的观点给发表了，最好能依靠这些媒体把余秋雨给整垮了，自己就开心了。

　　人家余秋雨先生到是在这段时间，考察了中东文明和欧洲文明，实实在在地写书，创作、创造，做了许多建设性的、有目共睹的文化贡献。而这个造谣编辑，也确实没浪费宝贵的时间，随时随地蹦来蹦去地咬人。照理说，北京的法院也该偏袒一下北京的萧夏林，哪知中国法律讲的就是实证，讲的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萧夏林拿不出，只能输了官司，遗笑编辑界。而且，萧夏林这人，连淡泊名利百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也不放过，将之痛骂；金庸王蒙也被他无辜谩骂，这里面，也许唯独余秋雨先生待遇最高，连续被他纠缠了两次。可见，余秋雨先生在萧夏林的心中，恰恰是最有份量、最难“搞倒”的，不惜出刀再出刀，到最后，发现自己的卑鄙之刀都钝了。邪不压正，想想上帝也是有眼睛的，萧夏林这样的人，整天起床，睁开眼爬起床，牙不刷脸不洗，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样才能把文坛一流人物如杨绛、余秋雨、王蒙、金庸等人搞下去，这样的卑鄙之人，怎么能够“压正”呢？而光明磊落、健全心态的正常人，哪会吃饭了撑着，二十四小时三百六十五天，每时每秒都寻思着去搞倒别人呢？

　　至于华中某理科大学的教授，就特别搞笑了。开始还虔诚地写信给余秋雨先生，信里份外谦虚，说余教授，能否把自己的学术书，给推荐出版了。当时的出版体制不像现在这么宽松和发达，即使余秋雨先生推荐一下，出版社也要考虑到自己的成本和作者文稿的学术、商业等多方面价值。好了，余秋雨先生当时忙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没及时给这位华中的先生推荐，他生气了。于是开始倒戈，开始了他造谣中伤余秋雨的孤独生涯，而且此人絮絮叨叨，在火车卧铺上，在各地学者的研讨聚会上，逢人都讲自己中伤诽谤余秋雨的“重大成果”，大有祥林嫂不放过任何倾吐机会一样。学界文化人都认为他有点神经质，大家都烦他。这一点，我开始也不信，一个教授会“祥林嫂”到这种程度？后来，我问到了一些和他曾有过交往的人，以及接受过他投稿的人，都这么说，这人絮叨，而且确实有偏执狂的倾向。

　　所以，这两位攻击余秋雨先生的人，在我看来，也就是爬树的蜗牛，借助别人的枝干往上爬罢了。正如北宋时攻击、谗害文化名人苏轼的李定，在历史上终究是一副小人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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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雀，即使偶然乘上了雄鹰的翅膀，飞上了万里高空，也早晚要掉回那本属于麻雀们的，低海拔的飞行空间！

　　五：还有就是更世俗、更宽泛意义上的造谣和中伤，皆是纯粹的眼红和不服气。比如他们也读过一些书，可能也是中文系毕业的，但文学根底不深，他们就见不得余秋雨先生的潇洒、见不得先生与媒体打交道。虽然他们知道戏剧学院本身就是和媒体打交道、培养媒体人的学校。他们认为学者就一定要啃馒头，头悬梁，锥刺股，伴着黄卷青灯的。素不知，儒家精神，本身就要求闻达者，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积极入世、济世的！

　　所以说，男人一旦嫉妒起来，就最可怕了。我们很少看到什么女读者来中伤余秋雨先生，她们几乎都非常喜欢余秋雨先生的文笔和他潇洒的人生。我为什么说男人的嫉妒是最可怕的呢，也许女人的嫉妒，最厉害的也不过揪揪头发，扇扇耳光，也就完事，很少有武则天或者吕雉的祸乱后宫与天下。可男人一旦嫉妒，就不一样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诬陷、中伤、谗害、挤兑、倾轧，凡是能想得出来的招数，男人们都可以用出来。所以，历代的战争大多是男人发起的，即使和女人有关，也是因为嫉妒而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自己到无所谓。更幽默的例子，就是提炼放射性元素的技术是居里夫人掌握的，但放射性元素和提炼的技术，一旦到了男人手里，就变成了发动战争的原子武器——核弹。男人一旦发狠了、嫉妒了、下定决心了，可真是张牙舞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这里再开个玩笑，这个地球，到最后，要是被人类毁灭了，肯定是被男人毁灭的，而不会是女人。

　　六：还有的便是反精英意识在作祟。就是说，凡是达到文化、演艺界一线的人物，特别是像余秋雨先生这样，有盛名而无大权的文化人物，恰恰是某些在生活中不顺意之人的发泄对象。再比如我的另一位朋友和老师白烨先生，也遭遇过这样的情况。这个，就应该从网络暴力产生的心理学动机里去分析了。我举个例子，网络上很多都是这样，凡是遇到一件有争议的事，就希望这事能搞大，闹大。自己留言时也去踹几脚，骂几声，留下自己的一点声音，发泄一下，然后隔岸“添”火，那边火越大越好，反正不会烧过河，烧到自己，大看热闹。自己在生活里的不尽如人意，或者也许是刚被老板炒鱿鱼，刚和女朋友分手，刚被父母骂了一通，刚去买衣服和营业员吵了一架，等等所带来的恶劣情绪，都会影响他们“围观”网络事件的情绪。网络，某种意义上已发展成为人们各种焦灼情绪的发泄场所了，而非理性的网络暴力也由此而生。并且我们知道，人本身，与生俱来就是具有排他性的，特别是遇到比自己优秀许多的人物。网络也就成了一种西方比较流行的、砸东西的“发泄室”。

　　在暗处的造谣中伤者，远不止这六种情况，还有很多类型，但大致应该是这些，这六类人，几乎有着一致的目的，或为成名或为得利，而且几乎全是文学圈内的自己人，相反理工类的学者，却非常推崇余先生的文章。

　　而且，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文科学人都能有机会，像余秋雨先生一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能践行“儒者，万里负笈以寻其师”之古训的，即使有这些机会，也未必有余先生独步当代散文界的文采与学问。余秋雨先生他以散文形式，来行遍四极，来品咂梳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脉络，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呐喊。他用感性的线条和韵致，揉碎僵硬的学术和沉淀了的文化，让万千读者，一下子就投入到中国文化最有魅力的空间与部位里去。余先生这种万水千山只等闲、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云彩般的潇洒姿态，就让很多人、特别是男人嫉妒不已了。

　　因此，造谣中伤者自然也就层出不穷、不乏其人。这，实在是自先生《文化苦旅》出版20年以来，一直未断的现象，也许正如晚清那部书名所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真乃是当代文化、文学界的一大怪现象也！当然，这也许是余秋雨先生，作为当代一个顶尖文人，所必须承受的遭遇，一个人能受到中伤者如此常年的“礼遇”，我想他恰恰是成功了，而这种例子，每个朝代的文坛，几乎都可以找到。

　　现在，对于这样围啄中伤的现象，我觉得到可以用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的一句话，来告诉广大秋雨散文爱好者和先生。就是，当再次遇到这些嫉妒、造谣、中伤的匆匆“过客”时，应该这样想：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也正如当年寒山问拾得一样，寒山说世间的人谤我、欺我、辱我，我该怎么办呢。拾得很洒脱，他说，你只管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不要理他、待个几年你再看他。

　　是啊，很多人，很多事，在你眨眼之间，他们就已如流水烟云般过去了。

　　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