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剑龙
自从有了电脑、因特网、网页、短信、博客，这些新型的传播方式和载体，便与异常发达的传统的报刊杂志、电子传媒一起构成了新媒体时代。传统报刊、电子媒介上的信息通过网络瞬间便走遍了世界，新媒体时代带来信息的丰富与快捷是以往所不能想象的。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媒体时代可以瞬间造就诸多媒体红人，但是也导致现代人无处逃遁的境遇。文怀沙的走红与被质疑可以说也是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现象之一。
质疑文怀沙事件已构成了新媒体时代的一种狂欢，推波助澜者有之，反驳辩护者有之，叫骂斥责者有之，同情怜悯者有之。媒体兴高采烈跟踪采访，有关信息连篇累牍出现于报端与网页。质疑者穷追猛打，被疑者打起太极拳，叫战者陷入无物之阵，应战者始终闪躲避战，双方“既不拥抱，也不杀戮”，令观战者渐觉无趣。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症候
李辉的《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开篇云：“这些年，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可以说是新媒体时代造就了文怀沙，倘若没有新媒体时代，文怀沙的名气也不会这么大，倘若没有新媒体时代，李辉可能也不会质疑文怀沙，文怀沙事件是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现象之一。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症候之一就是文化的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化的步伐，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这样的背景中成为了文化市场的主力军。在大众文化日益流行的语境中，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文化商品化、文化产业化，文化越来越走向了市场化。文化名人便成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有着巨大商机的品牌。打造文化名人利用文化名人，便成为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体争得市场份额获得最大利益的策略。文怀沙能够成为文化名人，并拥有“国学大师”，“楚辞泰斗”这些“桂冠”，便是新媒体时代使然。文质彬彬、长须冉冉，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妙语横生、侃侃而谈，曾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九歌今释》等的文怀沙被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在国学兴盛的语境里，他应各种媒体之邀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无论其自身认可与否，在媒体给其戴上的种种桂冠时，他手捋美须微笑鼓掌侃侃而谈，在默认中成为文化市场化中的一种品牌。在越来越频繁的出镜与亮相中，年迈的文怀沙也渐渐认可了各种称号，渐渐习惯了其在媒体间的“走穴”与被采访。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症候之二为文化的娱乐化。在市场商品化与大众文化流行的背景下，文化已渐渐摆脱了历史的重负，历史的、批判的、教诲的色彩越来越淡，休闲的、消遣的、戏谑的色彩越来越浓。超女、好男儿、我型我秀等荧屏选秀节目的应运而生，便充分阐释了文化的娱乐化特性。追求休闲、渴望娱乐成为新媒体时代下各媒体的一种倾向，搞笑戏说、娱乐至死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独特现象。在极端娱乐化的追求中，在渴望被关注渴求成名的心态中，伦理的道德的意识隐匿了，自我的个人的追求凸现了。文怀沙黯熟新媒体时代的娱乐化倾向，他曾经对约访的女记者说：“你漂亮么？漂亮我就接受采访。”文怀沙因而被一些媒体“誉为”“十大最色老男人”。过去人们会以此诨名而愤然而拍案，老人却为此得意为此自傲，文化的娱乐化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些笑谈。文化的娱乐化决定了人们参与文化活动，已消除了以往受教育的姿态，而将消遣、休闲、娱乐放在首位，作为“文化名人”文怀沙的出场，只不过为现代媒体增加了某些娱乐因素而已。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症候之三为文化的符号化。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大众文化越来越流行，消费文化格外兴盛，文化成为了一种符号。有时，以金钱为主要衡量价值标准，文化的诸多内涵往往被弱化了，文化的丰富性往往被简单化了，凸显留下的仅仅是其外壳。在铺天盖地的包装与广告的声势中，文化的符号化日益突出。在消费文化的左右下，文化的生产也就具有了符号化的特点，传统经典的文化遭到忽视，平面化的、浅显化的、官能刺激的文化产品得到青睐。在媒体的策划包装中，在大肆的炒作与宣传中，文化产品的符号化特征更为突出。媒体以诸多影视明星、文化名人、成功人士作为报道、出镜的重点，竭力打造传媒红人，使其成为某种文化符号，吸引众人的目光，以扩大媒体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症候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密切相关，并非新媒体时代没有了传统文化、经典文化，而是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的、经典的文化被弱化了，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被强化了。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
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成为中国学术界所热衷的理论与方法。文化批评注重对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研究，也努力打通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文学艺术与社会领域之间的界线，在理论的多样性、方法的丰富性中，拓展文化批评的空间。
新媒体时代媒体文化的市场化、娱乐化、符号化，可以说成为了一柄双刃剑，既繁荣了文化市场、丰富了文化生活、满足了文化需求，但又一定程度降低了文化品格、消解了文化深度、弱化了文化理想。从这个角度说，李辉对文怀沙的质疑可以看作是对于文化的市场化、娱乐化、符号化的不满，李辉以其传统的道德伦理、历史承担、文化理想去质疑文怀沙，义正词严的质疑与插科打诨的戏谑不可能成为针锋相对有问有答的对话，两者之间是难以碰撞的双轨。何三畏批评李辉的质疑“使命过重道德过剩推论过急谴责过度”、易中天批评李辉的质疑“道德飙车”的“过重，过剩，过急，过度”，提出的“在公共空间对另一个人进行‘道德批判’和‘道德谴责’，要不要有‘规则’和‘底线’”，其实都是站在传统的道德伦理批评的角度，未发现李辉的质疑与文怀沙答疑在观念与方法上的错位。
我认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应该注重如下方面：一、在关注文化的市场化批评时，必须关注对经典文化的研究。文化的市场化决定了文化生产的复制性、消遣性，也产生了文化产品的平面化、浅显化。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弃对于经典文化的研究。二、在关注文化的娱乐化批评时间，必须关注文化理想的研究。文化的娱乐化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倾向，消解了以往政治性、教育性、伦理性的色彩，只是强调文化的个体性、消遣性、娱乐性的因素，没有文化理想的时代是空虚的、是乏力的。三、在关注文化的符号化批评时，应关注文化内涵的研究。文化的符号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不同社会阶层往往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符码，应该研究文化符号化的过程与特性，研究文化符号化与现代人生活之间的关联，尤其应该关注符号化的文化内在蕴涵的研究，注意对文化的生产、文化的传播、文化的接受、文化的消费等整个过程的研究，突出对于文化内涵的研究，不仅做道德伦理的考察，也做社会心态的分析；不仅做生产消费的探究，也做社会效益的分析，这样才能在去道德化的现代语境中，真正发挥文化批评的重要作用。
我们将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放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中，作了如上的一些分析，我们无意于评说该事件的本身，只期望由该事件引申出对于新媒体时代如何开展文化批评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新媒体时代文化的市场化、娱乐化、符号化中，仍然需要一些必要的底线，基本的社会规范、道德伦理、法律意识仍然是规范的基本准则，追求市场化而无视社会规范，注重娱乐化而颠覆道德伦理，突出符号化而轻视法律意识，常常会给现代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知识分子缺乏社会责任、道德操守、法律观念而屈从于新媒体时代的某些“规则”或“潜规则”，必定会受到这样那样的质疑，文怀沙的被质疑大概就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链接：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回放
2009年2月18日，李辉在《北京晚报》发表了题为《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的文章，质疑文怀沙的年龄、入狱原因和国学大师身份，经过网网等的转载引起社会极大关注。2月20日，文怀沙通过凤凰网发表《文怀沙启事》，说明其诞生于1910年1月15日，并认为“我自己从来没有认为我是大师”。2月23日，文汇报刊发了《真相求真，非道德评判——答复文怀沙先生的“视频谈话”》一文。2月25日，李辉又在《华商报》发表了《我为什么要质疑文怀沙》，从早有所闻、名家疑惑、事关敬畏、良知涌动、叩问文坛五个方面说明了他质疑文怀沙的具体原因。4月11日，李辉在“岭南大讲坛”讲《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再次重复此“质疑”，指责文怀沙“欺世盗名”。
质疑文怀沙已经成为一个事件，引起有关各方的争论。2月20日《燕赵都市报》刊载记者郭天力的采访文章《文怀沙助手回应：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报道文怀沙的助手李之柔以“哪天你在大街上走，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你还要去咬狗一口么？”表述“不想做什么回应”，又说“文老从没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2月20日，徐晋如在新浪网“新浪杂谈”发表《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2月24日，文怀沙弟子赵缺在博客上发表了《“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的种种疑点及真相浅析》，表示对李辉文章中某些细节的质疑与不满。3月11日，《南方人物周刊》刊载记者卫毅、吴虹飞的《文怀沙，“大师”还是“骗子”？》披露学者陈明远对于文怀沙真实年龄的看法，陈开明对于文怀沙坐牢的看法和艾丹对于文怀沙国学大师的看法。5月11日，钱桂林在网上挂出《文怀沙，你别拿别人当靠背使》一文，驳斥文怀沙在杭州《亚妮专访》系列DVD首发式上的言论，有“难道文怀沙真的想至死不渝、把个人秘密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之责难。5月20日，《扬子晚报》发表记者蔡震《文怀沙称年轻时谁没犯过错李辉:证明了我的质疑》报道。
5月28日，何三畏在《南方周末》发表《评析李辉“质疑”文怀沙的方法》，提出在公共生活空间，可不可以像李辉那样“质疑”他人，批评李辉“抽离历史环境，追查历史道德”、“使用单边信息，追查他人隐私”、“使命过重，道德过剩，推论过急，谴责过度”，由此谈及文人的道德感、历史感和人文情怀。6月7日易中天在《东方早报》发表《李辉先生请勿“飙车”》认为“李辉先生的‘质疑文怀沙’，已经涉嫌在公共空间‘道德飙车’”，提出了“谁有资格充当‘文化判官’，清理‘文化门户’”的问题。这些报道和观点经过网络的传播，产生了远远超出传统媒体的影响力。
（实习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