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刁斗

    今年第一期《山花》杂志发我篇小说，题目就叫《小说》。可能有点哗众取宠。那不是我本意，它的确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在《小说》里，马原为我一个细节充当了道具，写到他时，我这么说的:“那是马原进藏后第一次回沈阳探亲，至少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个手握多篇未刊稿的小说大师。”这是实情。我不知道马原是不是大师，但我至今认为，他比许多所谓大师潜质都好。我小说家言的不实之处在于，马原进藏前后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才成朋友。后来，某年春夏之交，我这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被现实主义的铁壁撞得头破血流，机缘让我们一见如故。那时他累累若丧家之犬，离藏返沈后找不到工作；那时他就懂得嬉戏灾厄，在“解构”一词时髦之前已长于解构。他早我一百年就认识到，这世上除了荒诞与滑稽没有别的。

    想想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里，交过的朋友不计其数，但与马原建立友谊，无疑是我此生的重要收获。年近五十时这样总结，不能算草率。尽管我知道，如今这时代，友谊是爱情的难兄难弟，在人类生活中，它们都面临被摘牌的命运。

    我和马原认识那会，他基本放弃了小说写作。他是大孩子，老顽童，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对他感兴趣的任何事都有尝试热情。他身上的轶闻趣事，像他曾经的胡子一样浓密茂盛，如果有人给他写传，定然是本快乐的书。现在限于文章篇幅，我不敢把笔滑向“笑林广记”。我只能说，如果他是运动员，他肯定会在两届运动会上参与不同的竞技项目，而为蝉联同一块奖牌感到索然。他与生俱来地秉有奥林匹克的业余精神。好多年里，我对他这种性格的天然强度认识不够，总是激烈地批评他不务正业，不负责任，希望他发扬光大他已然为汉语小说做出的贡献。近些年我不了。近些年，有人对他发訾议时，我急扯白脸地为他辩护。不只为捍卫友谊，更为提倡尊重艺术规律与尊重生活选择。马原是懂小说的人，很明白写小说与他是什么关系，如果写作还让他快乐，他又确定还写得好，再忙也会间或染指。他是为数不多的并非因失去小说感觉才搁笔的人。他不愿意盖完摩天大厦后，再以修砌鸡架来维系自己建筑师的声名。我没帮他开脱的意思。我也清楚，让他半途而废的罪魁不独是天性，不独是那些一直与他纠缠不清的影视产品，事情的症结更在艺术观甚至人生观上。他的写作理想出了问题。好多年来，他越来越看重畅销书给写作者带来的海洛因式刺激，阿加莎·克里斯蒂成了他笑谈中的榜样。玩笑是有所遮掩的心迹表白。以他的资质，这令人惋惜。但也没必要，看客永远是摸象的盲人。每个成熟的个体，都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一具平庸的身躯，为挂块处长的招牌就可以自唾其面，可一颗骚动的灵魂，宁可丢掉国王的冠冕也不肯枯守金銮。为王国鞠躬尽瘁值得颂扬，凭心情放浪江湖也没什么不对。兰波丢下诗歌去贩卖军火，杜尚丢下绘画去打谱下棋，鲁尔福丢下小说去研究印第安问题，我们都没权利指责反对，我们需要的只是感谢:感谢他的《元音字母》，感谢他的《下楼的裸体》，感谢他的《佩德罗·巴拉莫》。

    马原是个游戏精神的身体力行者，我不是，我把游戏精神刻印在心里。我对马原心怀感激的是，于不经意间，他以他个人主义的真诚与文学意识的深邃，帮我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刻印。如果二十年前马原没出现在我生活里，我不知道我的小说会走向何方，我只知道，我现在走的，正是马原用笔开辟的异端之路，而非他后来以嘴鼓吹的俗常之途。我为之庆幸。我还想大言不惭地，替我们这个摸索了三十年依然鹿马不分是非失据的文学现实庆幸一下，也许正因为有了马原这个打响小说起义第一枪然后迅即退出起义队伍的争议英雄，我们才更容易确定文学坐标，才更方便建立艺术精神——不论我们将他作为正面还是反面的参照。

    马原，1953年生，辽宁锦州人。“先锋派”重要作家。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等，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等。现为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