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苏里
人与事件，在时间维度上呈现，构成历史。如果说时间中的历史，像是有机体，那么2008具有典型秋天特征，恰遇事多，可谓多事之秋。
多事之秋读书，别有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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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上正在读的，是日本戏剧家松本清张的《日本改造法案——北一辉之死》（人民文学1975年版本），120个页码，薄到刚刚成书，与其沉重主题，颇不相称。北一辉是宋教仁的老友，宋称他“老北”，老北称宋“老宋”。1920年，俩人上海告别不多日，老宋遇刺身亡。11年后，“二·二六事件”前夕，老北预感事态不妙，准备携妻带女重访中国，实为躲避——日本少壮派军人，皆宗师老北，以其“日本改造计划”为“起事”行动指南，若“起事”失败，皇道派对立面统制派，非拿老北开刀不可。老北高人，预感成谶。“起事”失败，老北被处死。
我以为，全剧高潮，不是“起事”本身，也不是事后少壮派军人的表现，而是“起事”酝酿过程中，老北与老宋（阴魂）的一段长长的对话，准确说，是老宋对老北毫不容情的批评。老宋的批评焦点，是驳斥老北“日本改造计划”中看似坚定，实则躲躲闪闪的对天皇（制）的保留态度。1911辛亥年同盟会武昌起事，最后导致清廷（和平）逊位，建立共和，老宋为之自豪，老北心有戚戚焉，但老北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却偏偏要保留天皇（制），老宋、老北，到底谁对？
刚好此前读到美国人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三联书店，2008），详尽披露老麦（麦克阿瑟）秉承美国决策者旨意，实施对日本的彻底改造计划过程中，极其激进地引入包括新闻自由、劳工保障、打击工商寡头等各项原则，更不用说废除日本军队作战能力的既定政策，却偏偏保留下天皇（制），甚至为此不惜放弃追究天皇、乃至皇家（宫廷）的战争责任。是老麦与老北心有灵犀，还是客观形势比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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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出版业，与帝国有关的话题，热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也随波逐流，买了许多，读了若干。能记得的，包括俄罗斯前代总理盖达尔的《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科文献，2008）和邱立波编/译的《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2008）。并非巧合，俩人都出生在俄罗斯，年纪轻轻获得盛名，盖达尔36岁出任俄罗斯代总理（1992），着力推进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科耶夫1930年代在（1933－39）巴黎高师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三十出头，1945年向戴高乐密呈《法国国是纲要》时，也才43岁。不同的是，科耶夫离世时（1968），盖达尔年仅12岁。这一不同，是否决定了俩人对帝国的不同看法，不得而知。但我以为，俩人决然不同的帝国观，却出自同一逻辑起点——对帝国形态的检讨。盖达尔痛批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弥漫的后帝国情绪，指出，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帝国扩张冲动，最后导致苏联解体，如果当代俄罗斯人仍躺在往昔帝国梦的大床上，酣睡不醒，俄罗斯未来的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而无辉煌可言。
联想到年初俄罗斯总统交接班，年尾杜马通过延长总统任期法令，和流播甚广的普京光着身板、手持长枪的照片，我很怀疑盖达尔的警告，是否如同冬雪中的一片羽毛，悄无声息。相反，亡命法国的科耶夫，却找到了一片发挥想象力的天地。尽管多有人批评他曲解黑格尔，但不要紧，科耶夫要找的不是黑格尔，而是能承载其帝国梦的绝对精神支柱。《法国国是纲要》石沉大海，但其影子却晃动在不久之后成立的欧洲媒钢联盟的文件中。媒钢联盟是欧盟的前身，——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梦想似乎在欧盟帝国壮大的脚步声中，花开一枝。这不是什么历史的吊诡，或正如某些论者所说，帝国是人类合群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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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政治社会研究，是近年持续不断讨论的话题，2008也不例外，且有更加积极而必定影响深远的进展。“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史”，涵盖面愈益广泛，今年被关注的话题，主要是清末立宪和民国宪政运动、民国成立及政治社会演变、国共关系以及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奋斗历程。有关立宪与宪政运动，作品多而杂，随手举例便有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湖南人民）、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人民）、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中国社科）、常保国《中间党派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宪政运动》（中国政法大学），包括去年出版、今年受到关注的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广西师大）。有关民国成立及政治社会演变的作品，不胜枚举。举其要者，有《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张永，北京大学）、《话说民国（上下）》（韩文宁等，凤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美]李怀印，中华书局）、《民国政制史（上下）》（钱端升等，上海人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王向民，上海人民）、《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姜朝晖，中国社科）、《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张泰山，社科文献）、《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杨天宏，社科文献），等等。关于国共关系以及中共夺取政权的奋斗历程的出版物，尤其后者，无以计数。
不能不谈杨奎松教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这部著作无论其规模还是立论，都堪称国共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巨著。是继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科文献，2003）、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古籍，2005）等作之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该作对涉及两党关系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不绕弯、不回避，坚持让史实说话，不轻易下结论。仅拿人所共知的“皖南事变”一案为例，杨奎松调动大量原始资料，对事变涉及到的若干方（除国共外，还有汪伪、日本等）决策过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工作，多有创见，比如清晰画出曹甸战役影响蒋介石、顾祝同等决策示意图，给出事变后毛对国民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及其转变的机理分析，等等。杨的研究，首先是基于事实，即使出现证据链暂时无法完全链接时，其谨慎判断，也首先依靠常识和经验，比如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推动联共政策时，出现右翼倾向的心理原因。
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上下册，山西人民），是一部文集，出版过程虽有插曲，但最终得以结集问世。新书发布会上，杨先生于此颇多感慨。不光是书名的原因吧——寻找“真实”，意图不在简单的“翻案”，而是还原。历史上的蒋介石，在大陆传统说法中最遭诟病的，是他对中共的态度以及对日关系（包括对日战争）的立场。杨先生多次前往胡佛研究所，解读该所保存的蒋介石日记，配合两岸已经公开的各种档案、日记、信函等史料，对上述问题，给出迄今为止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对日关系，杨的研究证明，蒋不但毫无媚日、降日的企图，甚至对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有心理和实际物资、军事上的计划与准备，就是对日和谈，应该说，大体坚持了有理有节原则，并无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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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部作品，令人开心，特别值得一提。
尤里斯《出埃及记》（中国青年，2008）。这部反映以色列建国历程的大作品，我是一口气读完。以我阅读经验，作品提供的背景史实，相当可信。“出埃及号”与英军周旋、也门犹太人营救行动、联合国通过以色列建国议案的博弈几场大戏，惊心动魄，是全书精彩篇章。阅读该作，佐以张倩红的《以色列史》（人民，2008），不失上佳选择。
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大，2001）。此前，中华读书报登载过我写的《读不尽的欧洲》，里面提到该作，不再赘述。我想强调的是，这部难得的作品，给我提供了赏心悦目的阅读标杆，使我对此类研究，能以如此短的篇幅，如此优美的文字，如此史论契合，给予可看到的更高期待。
再次向读者推荐《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山西人民，2008）。也是在《读不尽的欧洲》中，我着重谈到此作。
《王云五文集之伍：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下）》（黄山书社，2008），是友人向我推荐的，阅读中的感受，难以描述。这部编年史，恰如书名所示，几乎是日记般地展开商务建馆、发展与民国新式教育的血脉关系，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它呈现给我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开放、开明且希图进取的气象与激情画面。后人理当永记。
迟到的侯家驹先生《中国经济史（上下）》（新星，2008），是当之无愧的一流作品。台湾联经版1997年问世，11年后我才有幸读到。作者研究、写作精神和精到不加粉饰的结论，使我获得此前读同类作品不曾有过的感受——学术作品，也能打动人。
冯·米瑟斯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社科，2008），是我不得不结束此篇文字，最后向同好推荐的伟大作品。学术、出版两界能连续向我辈读者推出鸿篇巨构，使我辈真心感激它们，——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米著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