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琪 　

    同一天，收到了两份刊物，上面分别刊登了两份可称之为“出土文物”的文稿，一份是10月19号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上面就有沈从文先生从未发表过的《来的是谁？》，另一份是今年第11期《书城》，载有丁玲女士写于1942年的关于《在医院中》的一份检讨，也从未发表过。

　　这是两位相互之间很有些关系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两篇文章之间相隔了差不多30余年的时间，而且写作时天各一方，再无往来，但，令人感到郁闷和压抑的，竟仿佛是表达着同样的意思，一个在告诉我们她的小说错在哪里，另一个则告诉我们在新的环境中小说应该怎么写。

　　丁玲反复整理着自己的思绪，想说清楚自己的小说错在哪里；概括起来，无非是这么几层意思：第一，立场问题。立场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它要与实际相切合，所以尽管丁玲想写的是一个“标准的青年共产党员”，想写成一个理想人物，“有坚定的信心和方向，而且有思想”，但这些只说明自己有一个“积极性的企图”，因为写出来的人物（陆萍）“仍停留在小资“产阶级”。她始终缺乏马克思主义，她的情绪是个人的，她的斗争是唯心的，故孤零零的……还残留着我的初期小说里女主人公的纤细而热烈的情感，对生活的憧憬与执着。”原因就在于“我想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因为我动笔之后我似乎已经把最初的企图完全忘记了，只注意在一点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而这个典型又脱离原来的理想，只是就我的趣味而完成的。”第二，思想方法问题。丁玲说，“我的确是以为只有把周围写的更多荆棘，我的女主人公才能有力量”，谁知这种“更多荆棘”写着写着就“把那个气氛写得冷谈，无同情，让读者意味着随处都埋有荆棘，这一种认识实际就是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不满，不顾历史，只看一段，不顾全面，只取一点，不为大众，只图一己。”第三，这种立场和方法的错误，概括起来，是因为自己没有把延安与过去的环境区别开来：“在外边反抗惯了，只要是反封建反帝，就可以革命，可是在革命的地区，有他更合适的办法，正当手续的提意见，与人为善的批评，用不着大声疾呼，用不着向群众提出控诉，用不着尖酸刻苦，挑拨是非，假如我当时能懂得这一点，把那个环境换一个地方，或许是比较有意义些了。”像“控诉”、“尖酸刻苦”、“挑拨是非”这些话，估计是别人批判她时使用的，她就引用在这里。她在小说中对环境的描写其实是这样的：“……有一种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在那黑的土墙上，浮出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中。”丁玲说，“这种气氛在延安说来，是违反现实的”，她应该更多地歌颂光明、友爱、温暖和非常与人的亲切之感。

　　环境变了，在一个革命的地方，就不能用过去习惯了的革命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了。这就是全部的问题之所在。

　　也许更年轻的读者们对丁玲这种检讨方式感到有些奇怪，但对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这样的检讨显然过不了关，只能理解为避重就轻，用个人对生活枯燥的感受，对写作技巧的推崇以及个人的审美趣味来掩盖自己的小资情调；在小资情调后面就是个人的灰暗心理。丁玲自己也说了，“所以环境之所以写得那末灰色，是因为我心里有灰色，我用了这灰色的眼镜来看世界，世界就跟着我这灰色所起的吸收与反射作用而全换了颜色。”但“心里有灰色”又说明了什么呢？

　　丁玲没有回答。

　　之所以明明一篇过不了关而又可以对问题不作回答的“检讨”能这样收场，无非是因为“上面”决定不批判她了，怕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们延安的作家总是批来批去”。

　　当这种顾忌不存在了时，就有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这些话就不说了。因为沈从文先生的《来的是谁？》就给出了一种回答，一种在“环境变了”这一总背景下当如何写小说的示范。

　　“来的是谁？”

　　不知道。

　　我们所能知道的，就只是在一九七×年十一月间的一个下午，从六点到站的软卧（注意：是软卧）上下来了那么一个貌似南方人、但又穿着“老北京”才穿的“破旧的皮领子大衣和那顶旧式油灰灰的皮耳帽”的“小老头子”，肩上还扛了个旧式印花布作成的小而旧却又似乎相当沉重的包袱。这个人来到一个胡同，在一户人家的大门上拍门，里面的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小姑娘问：“是谁？您找谁？”[NextPage]

　　于是就有了这个“小老头子”与这位小姑娘隔着大门的一段对话。

　　“小老头子”始终说不清楚他到底要找的是一个什么人；而这位一直受着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熏陶的小姑娘（其实也已经十七岁了，名叫妮妮）也就始终不放他进来。

　　最后，“小老头子”走了；小姑娘的父母回来，谈及此事，觉得有些蹊跷，说：“妮妮，赶快穿了大衣到车站去找找那个骗子，一定要找到他。有问题，有问题。”

　　“是不是要告诉站上的公安人员管制？”

　　“不是，不是，看看究竟是个什么人。”

　　结果没有找到人，只在开走的软卧车厢的窗口，似乎看到一个带皮帽子、穿皮领子的老头子“在车窗里向她连连招手”。

　　其间《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聊斋》混在一起，加上下起了大雪，更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

　　回到家，看到信箱里有一封信，写着“张永玉同志收”，里面更加迷离，问这个名叫“张永玉”的人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为什么不在扫墓时看看墓碑上写的是什么。

　　于是父亲、母亲、妮妮的哥哥黑蛮和妮妮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觉得可能是传说中死了的爷爷并没有死，来和妮妮开玩笑；至于这一家人到底是姓黄还是姓张，“言之不免话长，要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就是大作家沈从文解放后所写的唯一的一篇小说吗？

　　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火车站的场景，非常类似于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所拍摄的《中国》中所展示给我们的北京，那种真实感是今天的人已经写不出来了的；而话语之间所透露出来的远谈不上辛辣，但却在多少有些戏谑中的幽默，还有几分淡淡的超然以及对远去了的过去的留恋与迷茫，都让人想问个究竟。

　　概括起来，就是：“来者到底是谁呢？”

　　这里倒是没有了丁玲在1942年所检讨的“立场”、“方法”、“情调”、“气氛”以及类似于“控诉”、“尖酸刻苦”、“挑拨是非”之类的问题，作者既不想写出一个“理想人物”，也不写不理想的人物。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或者说，作家还能写些什么呢？

　　我忽然真的一下子明白了现代文学或当代文学为什么给人一种“看不懂”的的感觉，明白了任何意义上的“黑色幽默”或“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就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沈从文先生可能是文革期间做此尝试的第一人。

　　“来的是谁？”，我更愿意这句话理解为“作者是谁？”或“我们面对的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或不管作者是谁，我们大可不必如此探究。

　　那么，“沈从文是谁呢？”

　　这也许正是沈从文先生在解放后所想留给人们的一个疑问，小说没有发表（也发表不了），说明他本身也在犹豫之中；丁玲也一样，只不过她对此并无意识而已。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