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随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清醒地知道，政府并不会把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签名看作一回事，签名很难真正改善政治犯的实际待遇，但是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并且自己也出入于牢狱之间。他是《七七宪章》的重要组织者，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在《政治与良知》一文中，哈维尔写道：“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而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越来越明显的，真理和道德能够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步点，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他把“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他把“勇气”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他在直面世界的黑暗和自身的黑暗中获得道德上的自足。１９７９年哈维尔被捕，被判处四年半监禁，仅允许与妻子奥尔佳通信。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２日出狱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使一个人不能不到处都看到道德败坏现象的，甚至不是普遍的道德败坏本身，而毋宁说是他自己丧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义感。引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堕落到我自己堕落的程度’。”如此彻底的道德自律，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人难以置信。
从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哈德尔的戏剧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得到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是“圣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他在观看自己祖国的时候也是如此。昆德拉流亡到西欧之后，再反观国内一切荒谬透顶的事件，因而具有了“距离的美感”。这种“距离的美感”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讽。昆德拉的幽默是迷人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讽是惊人的反讽，它们征服了无数长期按照一元化进行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困惑中的青年人。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巳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他是贞德、。扬胡斯、布鲁诺和甘地这一谱系的人。对外，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论，进行着“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对内，他深入到心灵深处，发掘出灵魂里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哈维尔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导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动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这需要极为发达的智慧。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斗中，“心灵”远远不是“智慧”的对手。“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而“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能否飞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确实实是过剩的；而“心灵”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心灵”确确实实是匮乏的。智慧的发达与心灵的匮乏是成反比的，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诸葛亮的模式。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的心灵却是一个黑洞。他去给周瑜哭丧纯粹是政治行为，是“猫哭耗子──假慈”。他的眼泪是由智慧驱动的，而不是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来的。难怪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时说，智慧过多而近于妖，因为诸葛亮超人智慧的背后没有心灵来支撑。这种智慧畸形发展的传统已经内化到我们的血液之中。于是，我们毫无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够随之轻”，接受对敌人和自己都有极大的杀伤力的反讽；同时，我们自觉地躲避哈维尔，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躲避直截了当的、“事前无法计算效果”的抗议。
昆德拉的泛滥与哈维的缺席，是一柄剑的两面。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承担了什么？本来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从这一视角锲入，则迎刃而解。
哈维尔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并且把牢狱之灾当作家常便饭之后，曾经说过：“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可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地认同。”这里，哈维尔强调“灵魂自足”，这是人格独立的起点。灵魂比智慧要重要。从自己的内心里生发出来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信仰。生存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因为是为了生存，所以无论作出多少违心的选择都是不可以指责的，谁指责就是苛求、就是不“设身处地”。当我们对文革进行反思的时候，常常遇到这样的阻碍：在那样的情况，你还能要求人家做些什么呢？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再严格。没有具体实施整人和打人的行为，并不能够成为知识分子逃避自身罪责时有力的辩护。沉默也是一种犯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１９４５年曾经说过一段震耳聩聋的话：“罪责是全民性的，我们应该全民共忏悔。“哈维尔也说过相似的话。１９９０年，捷克“天鹅绒革命”成功后，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在就职的演说中，他说：“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人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它。”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我们从昆德拉那里发现了与我们有强烈共鸣的“嘲讽”，却不敢像哈维尔一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对钱钟书和余秋雨给予极高的评价。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余秋雨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他们近似昆德拉而远离哈维尔，他们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和游戏的态度，他们智慧的眼睛看透了社会人生，行文的调子是偏冷的。他们的文字缺乏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悲悯”的特质，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智慧，让人感叹“怎么会如此想，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来！”却很难让人产生一种“大感动”。读《围城》、读《黄金时代》，都很难让我产生读鲁迅先生的一篇小散文────如《藤野先生》中写看见先生照片的寥寥的几句话────就能够产生的感动。原因显然不在于文字功力的高下，而在于人格和精神的厚重与稀薄。鲁迅先生在写一篇小散文的时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灵投入进去；而钱钟书和王小波即使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也是“元神出窍”的。
９０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是我们放逐心灵。９０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放弃了承担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生产出“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来，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呢？
哈维尔曾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