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扬

　　
　　上海的文学处境，“仅仅是一种友善的象征而已，它表明我们这个民族虽然过分忙碌，无暇欣赏文艺，却仍然保留着对文艺的爱好”。
　　今天的上海不再有鲁迅、茅盾、巴金等辉煌的文学人物了，但文学上它依然是很多人向往的城市。
　　上海是有文学的，但上海的文学在世人的期待和认同之中，是有着巨大的文化反差。
　　概括2007年的上海文学，很难。但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我想应该是：一言难尽。
　　
　　一

　　2007年上海的作家出版的长篇作品不少。像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朱晓琳的《大学之林》、唐颖的《初夜》、程庸的《官窑美人》、杨剑龙的《汤汤金牛河》、刘轶的《新青年卡卡》等，粗粗算来，隔一两个月就有一位上海作家的长篇新作出版。文学活动也不少，像诸多作家新作讨论会、各种名目的文学周、文学节，还有第八届作协代表大会、《上海诗人》改刊出版、“海上心声”诗歌朗诵会、上海书展、《收获》50周年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10周年纪念、法国文学翻译竞赛等，加起来每月都可以摊上一次。鲁迅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乃至国内、国际上一些大型作家笔会上，都有上海作家活跃的身影。甚至像王朔在上海举办新书发布会、80后作家郭敬明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首之类的消息，也与上海有关。

　　但另一方面，与精彩纷呈的上海城市生活相比，与金融巨鳄上海的国际地位相比，上海的文学处境，让我想到了爱默生在《美国学者》演讲中所讲的“仅仅是一种友善的象征而已，它表明我们这个民族虽然过分忙碌，无暇欣赏文艺，却仍然保留着对文艺的爱好”而已。在上海拥挤的地铁车站，在繁忙的机场、码头，你见不到很多国际化城市中所能见到的那种阅读文学的城市景观。人们匆忙的行色和举足之间，好像都与文学无缘。很多人都在为衣食而忙碌，甚至是很多作家、评论家，都在以极大的热忱关心自己的位置和财产性收入。一些人像候鸟似的急急从一个单位迁徙到另一个单位，那种出走的情形让人想到1980年代的“文人下海”，只不过方式和心态变了。

　　“文人下海”是没有钱的恐慌，而现在是被钱招募。但这座城市的文学呢，也可以在这来来去去、匆匆忙忙之间维持昔日的繁华吗？当今上海，是谁在捍卫着文学的尊严，有谁还真正享有与昔日文学的辉煌相匹配的作家、评论家的荣光？有时，望着那些熟悉的人们在会议与会议、活动和活动之间来回穿梭，行色匆匆，我就在想，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在自己的书房或是资料室、图书馆该有多好啊。可惜现在更多的人都不知不觉被卷到会议室和各种活动场所来了。还有谁安心于在都市的一角，静静地看书写作，做着与作家、评论家身份相符的工作？我想起了一些人和一些事，或许那是值得对照的读书人的生活。今年4月，我去衡山路王元化先生的住地看望他。去之前曾电话预约了时间，他告诉我视力减退很厉害，阅读成问题，但还是希望我将美国查阅到的图书资料带一些去看看。按照预约的时间我来到王先生的房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开的门，王先生伏在一块板上正阅读着书稿。他招呼我，说是湖北有家出版社要出版他的10卷本文集，最后的作者编年他要亲自校对一下，请我稍等。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看完了校样，交给出版社的编辑，然后问及我收集到的资料情况。特别是对一位有着基督教背景的现代出版人的情况，他问得很细。我给他看复制的图片和一些原始文字，也向他请教相关的旧上海历史知识。与外界熙熙攘攘、浮躁不安的环境气氛相比，走进王先生的住所，与之交谈、问学，让人感到是回到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氛围中来了。

　　提及王元化先生，是让我想到与文学相关的一个文化人的为人处世的基本标准问题。在很多人都习惯于平庸的日常生活，为生计而忙忙碌碌，甚至连一个文化人的基本底线都无暇顾及的时候，有时在我的脑海深处会突然迸出一个问号：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文化人呢？上海文学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与我们周围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些文化人像走马灯似的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走时，人们会问文学家的定力在哪里，文学的位置在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海的作家、评论家开始以身价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与文学业绩相比，在一些人眼中，个人身价好像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很多人没有身价，手里没有所谓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于是在一些人眼里，这些普通的多数便不怎么重要，会议没人邀请，意见和建议不被理睬，甚至连工作业绩也无人理会。好像一个人有了身价，文学上才有了发言权。但其实上海文学的真正基础，是由诸多没有权势的文化人在默默谱写着。历史上，像茅盾、郑振铎、巴金等著名人物，都是以文学青年的身份进入上海的，他们生前生后也没有身价这样的概念；今天，像王元化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贾植芳先生等文化人，好像也从来没有提及自己的身价问题，但他们的存在是上海文学的一种尺度，一种力量。
　　
　　二

　　2007年上海文学创作中最受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是一批高校教师创作的所谓“教授小说”。像复旦大学的王宏图、谈瀛洲，华东师大的王晓玉、朱晓琳，上海师大的杨剑龙，上海大学的葛红兵，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刘轶等，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着小说创作。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大学教师写小说又怎么了，大学老师的小说就一定好？文学作品的好坏优劣，可能各人的衡量尺度不同，但我想说的是，这些上海高校教师的写作处境值得关注。文学创作，在今天的上海高校是最没有功名利禄可言的东西。有些成名较早的作家，进大学，拿教授头衔，或许还可以有一些荣光，但对于原本就在大学教书，一切都受学院规矩约束的大学教师而言，选择文学创作要牺牲很多的个人利益。第一，在高校中文系科研考核中，文学创作是算不得科研成果的。第二，很多高校教师坚持文学写作，常常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目前高校考核教师的标准之一，是要求教师获取各种学校认可的所谓科研项目。有项目才能带研究生，有项目才能晋升职称。而这些所谓的项目，短则一年、两年，长则三年，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各种繁琐的考核。一个人假如真正对文学写作有很深的投入，是很难适应眼下高校考核这一套。所以，当文学写作在当今中国的大学成为一种极难坚持的副业时，上海的高校中还能有一批教师选择文学创作，这应该是2007年上海文学中非常难得的文学景观。[NextPage]

　　上海有这样的文学景观，得益于这座开放的城市。或许上海不是产生文学经典最多的城市，或许上海有经典但很多人没有时间定下神来仔细观瞻。但毫无疑问，上海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和重要的文学现象的高产地。远的不说，“新世纪”以来，上海为中国文坛提供了诸多新现象、新话题。当易中天、于丹等上演的电视学术被视作当代文化的正剧，受人追捧、赞扬时，可能一些人忘记了，几年前上海作家余秋雨还因为电视曝光过高，而被媒体讥笑为“电视教授”。当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等被一些评论认为进不了“文坛”的余音未散，2007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地区最新会员的名单中，郭敬明的名字赫然在立。2007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海宝贝”卫慧挟新作《狗爸爸》签名售书，依然还有很多读者手捧新作耐心等待。今天的上海不再有鲁迅、茅盾、巴金等辉煌的文学人物了，但文学上它依然是很多人向往的城市。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都可能有，但到了上海，好像就另有一番气象。如“新概念作文”快10年了，很多地方也仿照过，但都旋生旋灭。惟独《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到2007年还是那样的红火。有一些作家批评“新概念作文”急功近利，甚至有些评论家断言从“新概念作文”出来的80后作家注定速朽，话是很痛快，意见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针对性，但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从“新概念作文”熔炉中出来的现象，好像一时也不会改变。2007年的上海文学，虽没有标志性的作家作品涌现，但诸多文学现象已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让人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如何评论是好。
　　
　　三

　　我相信上海的文学、文化遗传中，是先天地含有现代城市的文化基因的。历史上，上海有中国最大最多的现代出版机构、现代报馆、现代电影生产基地，还有很多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现代第一。这些扩张的现代力量，最让人惊叹之处，是所有的产业都来自于民间力量的自由博弈。这些民营的文学、文化机构，在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史上书写出文学、文化上海最辉煌的篇章。今天的上海，差不多所有最大的文学、文化产业都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文化运营主体的文化人，以及占据这些人内心的文学、文化理念，其中不少还是受到文化基因的潜在影响。但凡与资讯、信息相关的文学、文化生产，上海至今还有自己的特色。像陈村主持的99读书网站的“小众菜园”，看看其中的帖子一栏，类似于“小字报备份专帖”、“行者妩媚，孤车天涯”、“陈年茶馆之东拉西扯”等标题，其风格和笔调令人想到当年平襟亚、陈蝶衣主政的上海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还有像韩寒博客点击破亿次、榕树下文化咨询公司路金波培植“亿元女生”之类的文坛花絮，好像是一个世纪后的新海上文人在向上世纪初的海派前辈们致意。从一系列的当今上海文学现象上，我似乎看到了上世纪初萦绕海上文坛的一丝精神气象。如果真像一些人所批评的上海没有文学，那么为什么中国最大的文学门户网至今还在上海；还有像“新概念作文”、80后作家以及纯文学标志性刊物《收获》等，依然只有上海才能制造呢？

　　上海是有文学的，但上海的文学在世人的期待和认同之中，是有着巨大的文化反差。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两届鲁迅文学奖对上海作家作品的选择。2005年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发廊情话》获鲁迅文学奖。评委的评语是这样说的：“王安忆的短篇小说重视文体创新，文本意识强烈，是南方语系小说创作的代表之一。《发廊情话》以白描的的手法，自然的风格，看似无法无规的处置，充分表现了作者自由纯熟的小说观念和技巧。作品对底层人群生存现状的深切关注，体现了作者一贯的人文关怀精神。”时隔2年，2007年又一位上海作家潘向黎的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获鲁迅文学奖。评委的评语是：“作者以女性特有的视角，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于从容不迫之中对当代都市特殊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况作了准确的描画与深刻的反思。”由于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大都是来自上海之外的各地评论家，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对上海作家作品的期待，直接影响到奖项对上海作家作品的接纳，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人们对上海文学的价值认同和期待。从现有上海作家得奖的情况看，有几个要素似乎是共同的。第一，性别是女。不仅写作者性别是女，而且作品的叙述视角也是带有女性特征。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表述，叫“女性视角”。第二，作品人物的社会身份，大都不会太高。不是打工妹，就是家庭主妇。虽不能一概而论都划入“底层人群”，但政治、经济上的无权无势倒是确凿的，换句话说，都属于强势集团之外的“特殊阶层”。第三，作品题材是生活化的。发廊妹与她的顾客之间的斗嘴，闹心计；家庭主妇遇到了丈夫有外遇，后夫妇又复归于好。这些在生活中看似无聊无味的东西，或者在不少作家“看似无法处置”的题材，在鲁迅文学奖的评委眼里，上海作家似乎都能“自由纯熟”地表现。第四，作品的内空间都不大。我这里自己创造了一个“内空间”的概念，用来表述作品人物活动的空间。《发廊情话》的空间是一间小小的发廊；《白水青菜》的空间是都市里的一套公寓。第五，有节制地叙述。所谓哀而不伤，所谓波澜不惊，所谓白描手法、自然风格，所谓准确描写是也。总之，没有那种撕破脸皮、剑拔弩张的场景和气势，一切都在自然的白描流程之中，好像上海人天生的好脾气，有矛盾也不过是斗斗嘴、耍耍脾气而已，不会天翻地覆闹革命。上述5要素是我的概括，可能未必全面。但如果对上海文学真有这样的期待和认同的话，对照2007年上海高校中出现的一批“教授小说”，我想对上海文学的外界想象是有点偏颇的。第一，写作者未必都是女性一枝独秀；第二，作品人物也并非都是身居社会矛盾漩涡之外的非强势集团的“特殊阶层”，而是有知识精英、商界领袖、政坛人物和国际跨国人士等上海标志性人才。第三，作品人物的活动空间，跨度很大，有上海，也有上海与内地乡村以及多个城市间的跨度，还有就是国际间的往来，总之，覆盖了差不多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触及的所有社会空间。第四，感情的波澜起伏，并非“节制”二字可以说尽。说到底，王安忆和潘向黎的创作也未必都像鲁迅文学奖评语所概括得那样，但这种对上海文学的想象性评语，给予很多人对上海文学的阅读理解以及文学期待，设置了单行轨道。假如人们有兴趣对照一下1990年代以来，上海优秀中长篇小说奖的评选，那种选取作品的尺度，恰好是反对对上海文学单一性想象的。而这些评委人选，主要是上海的评论家。与鲁迅文学奖相比，这种南北文学评奖过程中所呈现的趣味差异，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上海文学以及上海有没有文学之类的问题，想来是有些帮助的。
　　
　　四

　　对上海文学的理解和接纳，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发现的眼力。如果有人问，谁可以代表2007年的上海文学？我会坦率地告诉他：不知道。但我会补充说：肯定有。多少年后，当人们再回过头来仔细打量2007年的上海文学，我相信一定会有自己的发现，而且，那种关注的焦点未必全集中在今天被一些人视为最海派的几位作家作品和文学评论上。

    （编辑：李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