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公

     有关王朔的议论，骂他的比捧他的更显力度、更有气势、更像文章。无论是一本正经地骂他“痞”，还是诗兴勃发地骂他为“毒蜘蛛”，都让人觉着解闷、感到快意。王朔端出来的作品，纵使多么地有滋有味，毕竟只是几碟小菜、几块臭豆腐，可居然在泱泱大国如此招摇过市、横行无忌，不骂何为！

    然而骂归骂，冷处理却不能不做。他既已成为“现象”，这里亦不妨郑重其事，效法两位深研“现象”的大师黑格尔和胡塞尔，来它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说不定倒能从王朔那里另有所获。这种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办法，好像在欧美文坛也时兴过，他们叫做“诠释学的批评”。

“文艺复兴”的应声虫

    平心而论，在一个社会极度贫乏时，为了彼此相安无事，由教会宣扬诸如“存天理在人欲”那一套，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可一旦饱暖者日众，内中不愿安分守己的才智之士，便要出来大唱反调。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由这帮与教理唱反调的才子们鼓噪而成。王朔虽小有才气，要说他有“复兴”的自觉又未免过誉。但境遇既然相似，声气便不免相通。

    市民社会，是王朔活动的天地，也是他表达的背景。在王朔笔下，小知识分子公然地卖弄才学，“小资情调”被谱成流行歌曲，小市民的趣味登堂入室。这些违拗“大道”的对市井生活的细碎描摹，正表明人性的顽强。哪怕被扭曲着，它们也要伺机表现自己，一遇响动，就会苏醒，一有余裕，就要展延。李冬宝和戈玲们不论在编辑部外东颠儿西跑，还是在编辑部里打情骂俏，都那么鲜活，那么有生气，这显然得益于作者对同人的肯定和张扬。而老刘和牛大姐们更多地得到讥刺嘲弄，则因为他们时不时会时露出说教嘴脸，总也走不出过去的阴影。

    其实王朔最擅长调侃那些用堂皇庄严语词来包裹偏狭私利的丑恶行径，将其卖矛又卖盾的伪善心态夸张地暴露出来。把权势者送子女出洋说成送他们去反帝反修第一线，熟知的事实加上同样熟知的只是在时间上稍有错位的语言，就凸现了喜剧效果。王朔用机智在他熟悉的环境中搜罗了不少这样的素材，可惜他每每只是一笔带过而已。也许他故意回避，也许他缺乏功力，否则，我们将会有与《伪君子》答丢夫、《吝啬鬼》阿巴贡相呼应的文学典型面世了。

    莫里哀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后继，挑出王朔最拿手的活儿也无法与之并论。至于那些文艺复兴的前驱如薄伽丘、拉伯雷等，王朔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你看拉伯雷推出的庞大固埃，大吃大喝大发议论还大放响屁，既鄙俗又张狂，可又的确“雄姿英发”，不愧为一个响当当的大写的巨人。王朔撺掇出来的人也鄙俗却委琐，一个个小里小气，并声称“你千万别把我当人”。不当人，当什么呢？“你就把我当作个屁，放了我吧！”

    十分沉痛的思想，变成了引人一哂的笑料，这就是王朔，他为人伸张的音量太小，却聒噪不已，嗡嗡嗡嗡，象个虫子似人。

中国特色的“嬉皮士”

    王朔不仅以他的“顽主”系列风靡世间，而且公然抛出“玩文学”的宣言，在文坛激荡出几许微澜。

    我们曾经信奉过斯大林的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于是作家在我们心目中无异于一份“圣职”。然而马克思早就嘲弄了在中世纪存在过的这种状况：“文学和哲学被变成了神学的婢女”。

    王朔太了解那种戴着面具生活的滋味，他无力正面反抗，又怕累，于是他拒绝长大成人。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妙法之一就是强化顽童心理，把社会当一个游戏场，“一点正经没有”地玩。

    在王朔那里，有西方“现代派”的许多名堂，都荟萃压缩到一起了：“战后出生者”的信仰危机、“垮掉一代”的荒谬感、找不到出路的“黑色幽默”，然而最突出的还是“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反叛。自然，王朔是立足于中国，而中国不够开放，不够发达，“嬉皮士”在中国的突出特色，就是更多痞子式的恶作剧。

    王朔似乎功成名就，他大概就想改变自己“顽主”的形象，把“嬉皮士”的花衫子成“雅皮士”的西服革履，来点儿成熟、来点儿正经、也来点儿深沉。于是他不再“玩”，而是“特投入”地去写《爱你没商量》。但王朔在《爱你没商量》时失落了，他声称被自己编的戏“感动得大哭一场”，却并没有诱导出观众的眼泪，反而让人看到了他的造作和矫情。

    处境的改变可以带来心境的改变。王朔的由“痞”而雅不是不可能的。但改变总需要一个过程，而文学更离不开真情实感。王朔过去“玩”得得心应手，如今却投入得捉襟见肘。特别要指出的是，王朔不论怎么玩，他可以玩机敏、玩才情、玩潇洒、玩心跳，但他不可以玩深沉。深沉是在负重生活中历练出来的，它与玩无缘。王朔还没有这样的素质，他偏要来“投入地”玩一下子，于是就暴露了自己的可笑。

    中国是一个正向上爬坡过坎的庞然大物，其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只能是沉重的喘息和高亢的号子。“玩”出来的王朔莫要表错了情，还是夹着尾巴继续敲边鼓为好。

“魏晋风度”的摩登传人

     砭、玩、侃，可以说是王朔成功的三大法宝。

    王朔对时事的针砭，总是闪烁其辞，点到即止，意会多于言传，其态度倒颇合于“诽而不谤”，“哀而不伤”的圣人之教。王朔对人生的玩笑也是“淫而不荡”、“孟而不浪”，并非执意“满纸荒唐”，却是随时企望“浪子回头”的。独有王朔的“侃”来得邪乎，他一出手便是侃，直侃得云天雾罩，日月无光。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大有侃出一番宏图大业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王朔偏爱人们赠给他的“侃爷”尊号，“你叫我侃爷，是抬举我。”“侃”，实在是王朔看家的本领。

    近年来京城侃风日盛，“侃”已被赋与了艺术意味，由平常的吹牛聊天说大话变为某种文化行为而成为首都风俗。北京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地位，使它的市民在语言修养、说话功夫方面得天独厚、别具一格，近代产生了“相声”，现在又诞生了“侃”。王朔的流行，也许标志着“侃”已成为了一种新的京味文学样式。但如果把“侃”只理解为地方风味或新潮产品，又未免表浅。“侃”其实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支脉，至少可上溯一千几百年，在魏晋时代觅到它的知音，那就是被誉为“魏晋风度”的清议谈玄。

    魏晋时期有号称“竹林七贤”的著名侃爷，他们放浪形骸，惊世骇俗的举动甚至要令当今王朔乍舌。光腚见客，大言不惭，“扪虱而谈”。何等洒脱。他们蔑视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其气势亦毫不逊于王朔的调侃神圣和打趣英雄。但那种“风度”只不过是才士们在险恶处境中的病态表演。如不信，去看看那时候风格迥异的“汉唐气象”、“建安风骨”和陶潜遗世独立的归隐诗篇。

    士人们为避祸患、免是非，谈起玄来既避实就虚，不着边际，但又要吸引和打动人，便不能不用心考究语言、讲求表达。一部流传下来的《世说新语》，可略见当时的侃家水准。王朔小说与那时候还处于原始状态的小说有一大相通，就是都重用“街谈巷语”。

    王朔的如簧之舌欣逢改革时代的市场，可以“待价而诂”，不仅“侃”向报刊、“侃”向歌舞厅，还能“侃”上荧屏和银幕，也许要愧煞先人。但王朔的时髦和风光，仍含有大量传统的积淀，让人发思古之幽情。

    一个散发着摩登气息的远古幽灵，一个被古老和时髦双重曲的“当代英雄”，这就是王朔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劳作小憩时需要些开心的笑料，
    幕间静默中不妨来点凑趣的插科打诨，
    餐桌上备有调味罐，
    压抑下哼哼唏嘘曲……

    人们啊，你可要小心点儿，别让王朔利用了你的无聊。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