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迹2》将上映，预告片曝光后，毒sir极尽嘲讽地发了一篇《别笑，这可是华语巨制》，引来郭敬明的愤怒。

　　他在微博上回怼：“作为我曾经心目中非常专业而公正的大号，影评文章里看不到专业，却充满了仿佛网络段子手一样的恶搞、抖机灵、讽刺、对流量的原罪预判、对年轻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公平的对待。自己的努力能够被看到，被认可，至少被公正地评价。”

　　说实话，毒sir的评价确实不专业。可胆敢仅凭一部预告片嘲讽，无非因郭敬明已成为主流价值观中的“过街老鼠”。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无论郭敬明抄袭与否、性侵真假，至少他的书写得很烂、电影拍得很low、讨好商业社会的姿态极尽谄媚，令人讨厌。

　　在文艺界的鄙视链里，“郭敬明”三个字已和三四线城市青年与初高中群体挂钩，是低龄、浅薄且世俗的。

　　嘲讽郭敬明似乎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但在一手将他捧红的世纪初青年心中，他曾是那么合乎逻辑、戳心且美好的。

　　只不过，那套价值观放在今天而言落伍了，并愈来愈边缘化。

　　在80、90后的青春语境里，书写并彰显自我的方式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郭敬明式，放大并美化个体悲伤；另一种是韩寒式，以反讽主流的方式获得精神自由。

　　虽然同样是割裂时代、囚禁于自我中心的表述，韩寒却更难被效仿。况且由于消费市场的主流是女性，更符合“女性向文化”的郭敬明也更容易被青睐。所以不得不说，尽管如今人们不屑于谈论他，但对于世纪初的青年而言，那个头发蓬乱、身材瘦弱、在选择理科时“写字的右手刺痛了一下”的郭敬明是公认的男神，是“特别美好的少年”。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班上文学素养最高的姑娘坦言把《幻城》读了三遍，并且每一遍都哭。而我那个高中即读遍木心、张爱玲等大部头的同桌，也曾因《小时代3》中一把火烧尽的结局而难以平息，并在某个夜自习上花了整整两小时在笔记本上写满怀念。

　　当时的年轻人喜欢他、心疼他，更向往成为他。郭敬明及其作品，是在渴望叛逃而不得、脆弱且自傲的年纪里，所有郁结情绪的合理出口。

　　年轻人透过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只肯藏在日记本中的隐秘情绪不仅可以表达出来，甚至能成为浪漫的“艺术作品”。

　　而当时恰是中国青年摆脱主流媒体的话语控制，借由文字、音乐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节。社会也鼓励他们的自我发声。

　　在90年代末的语文教育改革中，批判者曾将《纪念白求恩》、《谁是最可爱的人》、《荔枝蜜》等文章列出，视作“不合格”。区别于合乎政治或道德的文化标准，改革者呼唤社会为青年人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

　　于是受到市场经济冲击的《萌芽》杂志看到了风口，将读者重新定位为中学生，并借此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新概念”以询唤“新人”为核心，倡导抒发真情实感的写作，以此塑造去政治化、反共同体的个体精神。

　　正如贺桂梅的分析：“感性、情感、体验等个体主观经验被作为跨越人的分裂式生存的解决方式，个人可以在‘审美’中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从而试图更为干净地撇清其与国家、社会等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关系。”

　　如此，《萌芽》及“新概念作文大赛”适时地成为了年轻人与世界的沟通媒介。

　　在这种语境下脱颖而出的郭敬明当然是合乎时代的。

　　在拿到一等奖的文章《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中，郭敬明这样写道：

　　“晚上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倒在床上，透过高大的玻璃窗看那个黑色的天幕，看暗白色的云多飘过天空时散发出寂寞而清凉的气息。我也喜欢蹲在马路边上，看着大片大片的梧桐树叶纷乱的下坠，如果天冷，就抱紧自己的膝盖。这是个好姿势，像个寂寞的乖孩子。假如明天没有太阳，我想我应该在那个黑夜里好好地流一场眼泪。”

　　诸如此类的文字充斥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但不得不说，这般寂寞而无辜的情绪符合所有青春期敏感、脆弱的少年。当个人主义、消费文化兴起，教育等社会体制仍难以变化时，情感冲撞却不知所措的少年渴望借此释放情绪，并以窥探同龄人内心世界的方式来获得安慰。

　　只不过十几年过去，当同类型作者大多成长得节制自省，并拥有了更成熟的读者时，郭敬明仍然将视角对准孩子。于是读者突然意识到，他不是有文学理想的作者，而是精明的商人。他之所以如此努力，是要用金钱、地位来掩饰自卑。这多少有点悲哀，也有点油腻。

　　除此之外，当愈加泛滥的自我书写大面积占据市场时，人们终于意识到这是“关注自我”文化的矫枉过正。于是如今，伴随着对年轻人“自我中心”、“理想主义”的批判，伴随着鸡汤文学在大批量生产后的式微，更伴随着微信阅读的碎片及娱乐化指向，郭敬明的作品也不再合乎时代。

　　“陆家嘴依然流光溢彩，物欲纵横。环球金融中心每天耸立在云层里，寂寞地发光发亮，勾魂夺魄。只等着身边那幢‘上海中心’可以早日拔地而起，以解除它独孤求败的寂寞。”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的白日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

　　这是《小时代2》和《小时代1》的开篇。

　　借由《小时代》系列书籍和电影，郭敬明构建了上海中心的“小时代王国”，将年少时因自卑而渴望阶层晋升、用物质证明自己的情绪全部放了进去。

　　我们能在里面看到大量的阶级鄙视。比如，女主角顾里牙尖嘴利地吐槽穿only的女大学生、上海三环外的空气质量以及一切底层生活。即便如此，由于能用金钱及人脉驾轻就熟地摆平一切，加之独立精神和仗义性格的塑造，她始终是受人簇拥的。

　　也能看到数不胜数的大城市消费幻觉：读《Vogue》杂志、用香奈儿香水、穿Burberry西装的少男少女，辗转于星巴克、高级超市、五星酒店中，踩着皮鞋铿锵有力地睥睨众生。

　　这些阶级鄙视和消费幻觉包裹在超现实主义的友情和爱情中，以戏剧性的刺激成为年轻人消耗过剩情绪的方式。对世纪初的青年而言，当新世界在面前展开，而他们却只能囚于方寸书桌前时，郭敬明塑造的一切，就是网络不发达的时代下，对外面的世界的美好意淫。

　　不得不说，在消费主义兴起，阶层流动开始的90年代末、21世纪初，这样的大城市想象戳中了大部分小镇青年的期待。而郭敬明本人从小镇跻身上海中心的成功，也促成了这份上流社会想象的真实。

　　然而如今，泛滥的成功学逐渐式微，人们对毒鸡汤的喜爱胜过鸡汤。在富裕想象中狂欢了一圈后，大多人意识到阶层晋升的残酷和消费主义的空洞，此时，便更渴望真实生活的指引。

　　所以《北京女子图鉴》被骂得很惨，毕竟观众明白，今天LV明天Prada的狂欢是短暂的，女主角依靠男性上位的戏剧情节也并不美好。没有本事的女主角更不可能在开始时获得时尚主编的友情。

　　观众期待的，是对主角独立精神和生活细节的挖掘，以此提供价值观指导。

　　当然，梦幻的情节仍然有市场，只不过正越来越边缘化。

　　于是网友对郭敬明最大的失望或许在于，从前作为一代人中的文学标杆的他，却始终原地踏步，直至成为网络文学和爆米花电影的代言人。其笔下的生活华丽却空洞，友情也好、爱情也好、成功路径也好，随着社会审美的成熟，也都不再提供任何指导意义。

　　而从前喜爱他的那批人，虽然还会去追《小时代》并为此掉眼泪，却不是因为电影本身。他们不过渴望在杨幂、陈学冬的脸上再一次复刻青春，但大多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一部好电影。

　　他们感到失望，并像羞于启齿青春的感伤一样，再羞于谈及郭敬明，并以斥责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成熟。

　　可惜，自负到以销量、票房为自证方式的郭敬明，或许看不到这些内心戏，又或许，并不在乎。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