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杜拉克的《睡美人》插画，创作于1910年。
从幼年学会走路和说话开始，我们就讲述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它们为这个世界的奥秘提供解释：生、死、季节与昼夜。它们是人类创造性的来源，表达在文字与图像中，例如法国萧韦（Chauvet）以及印尼马洛斯（Maros）的洞穴壁画。这些洞穴里的壁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年乃至40000年，承载着神话或有关土地之灵的神圣叙事，同时也担当本地的动物志，诉说着人类与这一切的关系。
随着人类的进步，其它类型的故事也渐次诞生。它们所关心的也不是诸如“生命的意义”这样的话题，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琐事。故事关心的事情虽然更接地气，但其创造性并不因此而有所消减，同时也并未停止探寻超自然事物。
法国萧韦洞穴的壁画。
这类格局不那么宏大的日常故事将人类的世界与一群神奇的生物以及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情节联系了起来，按现在的称呼，它们应当被划入童话或民间传说的范畴。这类童话在文字尚未诞生的社会里就已经由吟游诗人（或类似的角色）口耳相传，它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类的希望与梦想，并传达着这类信息：克服困难、无名小卒逆袭或是歌颂勇气的益处。
童话也有极强的道德色彩，好坏善恶在当中泾渭分明。它们所传达的正义观念，乃是古已有之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中所描绘的惩罚措施异常无情且彻底。童话最早是为大人发明的（个别时候也为孩子），有着残忍、凶暴的一面，同时也会触及到性或者其它方面的禁忌。许多童话收集者整理出来的初版——如《格林童话》第一版——还保留有不少成人内容。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和基督教道德观引入，童话故事里的这些成分被稀释掉了不少，其基调变得更仁慈，展现出对儿童更加友好的一面。
亚瑟·拉克姆，《韩塞尔与葛雷特》插画。
抛开这些变化不论，童话故事在今天也仍然相当重要。我们仍然以一种古怪而不可理喻的方式、有意无意地继续讲述它们，逻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此似乎毫无影响。对我们而言，追逐童话就像是一种与生俱来、难以压制的本能，它几乎是逼着我们透过童话的有色眼镜来诠释周围的世界。此外，就算自己写童话故事，我们也经常贪婪地消费着各种已有的童话。
“童话里的”公主与“邪恶女巫”
举例来说，2017年是戴安娜王妃逝世二十周年，有人已经拿它（包括她的一生）改编出了一部童话。今年纪念戴安娜的报刊头条上，频繁地出现了这样的表述——“烦人的童话”、“不止是童话”或“不过是另一部童话”等等。而这些文章也想方设法要解构掉人们所熟悉的叙事，尽管并非每篇文章都能如愿。
谈到童话公主（fairy tale princess）这个概念时，我们一般会想起丹麦公主玛丽以及剑桥公爵夫人凯瑟琳。即便已经结婚13年，这位“小公主”仍然被视为是活着的童话，这一点从媒体的故事标题就能看出，如“玛丽公主和腓特烈王子童话般的皇家罗曼史”。与此类似，英国的凯特王妃先前是平民身份，各类文章的标题描述她的方式是“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童话般的爱情故事”以及“凯特皇家童话般的礼服”。如这些文章的标题所示，它们一般会指定一个与公主非常般配的白马王子，比如威廉（当然，有时王子也不怎么般配，比如查尔斯）。其他一些人则负责扩充这一童话定式，加进不怀好心的继母（比如戴安娜王妃的继母）或是邪恶女巫（卡米拉王妃）这类角色。
童话般的婚礼玛丽公主与腓特烈王子。
人们如此迷恋童话，是否只是因为媒体想要带流量而刻意制造一些迎合大众猎奇心态的八卦？或者，这些文章其实反映了我们身上极为深刻的讲述及聆听故事的冲动？这两个说法都有道理。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放下媒体炒作的问题，重点来关注一下更加有趣的后者。
许多童话都有数千年的历史，具体有多长，取决于童话本身的情况。例如，“美女与野兽”这种题材的源头就是丘比特与赛琪（Cupid and Psyche）之间的古希腊爱情故事，它来自创作于二世纪的《金驴记》（Golden Ass）。
雅克-路易·大卫1817年作品里的丘比特与赛琪，为“美女与野兽”题材的前身。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名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听见声音的爱慕者，半夜去拜访美丽的赛琪，她以为这位不速之客是只怪物。罗马小说家阿普莱乌斯（Apuleius）记下了这个故事，不过故事本身要更古老；它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人们口耳相传的神话和仪式。
贾米耶·德黑兰尼博士（Jamie Tehrani）的研究，正在追溯小红帽的诞生年代。其结论是，这个故事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它的起源并非人们一度深信不疑的亚洲，而是更有可能在欧洲。据德黑兰尼的另一研究，某些童话甚至可追溯到6000年前。
童话是一种优秀的叙事方式，能协助人类思考其各种生活经历：快乐、怀疑、失望、恐惧、嫉妒、灾难、贪婪、毁灭、欲望以及悲伤。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表达自身生活的手段。此外，一般认为童话结局大多皆大欢喜，但这并非事实——童话的力量正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它们协助我们的先祖为生活的不可预测性或随机性赋予意义。它们反复述说着那些人们熟悉的经历，如不公、不幸、坏运气、虐待等等，同时，童话也教育我们要有勇气、决心与智慧，让最无权势之人逆天改命。
例如，《杰克与豆茎》（Jack and the Beanstalk）的故事就告诫我们：接触陌生人（一个卖魔法豆子的老者）既有高风险（碰见一个巨人），也有好运气（得到一只生金蛋的鸡）。这个故事所赞颂的是：突如其来的危险既是挑战（可能被吃掉）也是契机（变成富翁），一个穷苦男孩正是借助勇气和智慧，才成功扭转颓势、达成逆袭。
亚瑟·拉克姆，《杰克与豆茎》插画。
不期而遇的好运、亲和力以及英雄主义也是童话经常歌颂的对象，它们增强——乃至重振——我们对人性的信心。民间童话不只具有娱乐功能，它们还反映了困扰着下层阶级的动荡，而这为他们想象“另一半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仙度瑞拉与社会批判
需要注意的是，围绕王侯将相而展开的童话——它们显然不在少数——并不只是穷人的精神胜利法。它们也是一种表达社会批判的途径。
例如，在文学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仙度瑞拉》（Cinderella）当中，那对姐妹或许已经拥有一切可以想象的物质财富，但她们却冷酷无情，性格扭曲。结局自然是下等人仙度瑞拉胜出。在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也就是这个故事的德国版本中，两姐妹的命运则截然不同。佩罗版让与人为善的仙度瑞拉原谅了她们，然而在格林兄弟那里——显然这代表着不同的传统——她俩的眼睛最终还是被鸽子啄瞎了。
19世纪艺术家古斯塔夫·多雷的《灰姑娘》版画，载于1864年版《古代道德寓言》，其原版为1697年初版。
这类既向往又贬低上等人生活的故事，与古希腊人所谓的catharisis（通过观看夸张的悲剧或淫荡的喜剧来发泄紧张）有相通之处，具有情绪发泄的功能。
以戴安娜王妃的一生为例，人们对这部“童话”非常狂热，我们绞尽脑汁发掘其八卦，想要从“戴安娜现象”中发掘一些意义，便是一种典型的catharisis式的发泄过程，这简直就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从浪漫的宫廷爱情，到那场世纪婚礼，再到华丽衣装、母性、诱惑力、背叛、心碎、离婚、异化，以及因新娘夭折而中止的新婚。
1981年，戴安娜王妃在婚礼仪式上。
自然，有不少论者对戴安娜生平这一童话的情绪化倾向多有批评，认为这不过是靡靡之音。即便这样，我们也还有不少突出抗争与坚韧的“硬气”童话供您挑选。在诸如《韩塞尔与葛雷特》（Hansel and Gretel）以及《驴皮公主》（Donkeyskin）这类童话里，年轻的主角均遭到了迫害且被追捕方虐待。
从政治正确或女权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这类故事提出很多抱怨。它们鼓吹暴力和破坏性：葛雷特把女巫推到炉子里，在佩罗的《驴皮公主》里，过世的王后尸骨未寒，国王就想娶他的女儿。但这些故事讲的并不只是虐待这一件事。勇气与机智总归也是这些挣扎求生的年轻人身上的重要闪光点。
日本摄影师Miwa Yanagi的作品《葛雷特》，创作于2004年，以明胶银盐付印，现为原（hara）现代艺术博物馆藏品。
《驴皮公主》歌颂了年轻女主角的勇敢与好心肠，她为了逃离父亲的贪欲，身披驴皮逃出了王宫。随后她做了一个仆人，以此度过余生，期间受尽了各种凌辱折磨，并被同侪戏称为“驴皮”，但即便如此，她的灵魂也没有被击垮。
各种奇妙的超自然力量以及浪漫的结局，是该故事的两大亮点，它们有力地表明：世界上固然存在着以人的面目现身的邪恶——但它们并非不可名状，更不是不可战胜的。
当代的改编
格林兄弟于1812年出版了《儿童和家庭童话集》（Children's and Household Tales），艺术家与画师们接着便成为诠释这些童话的第一批人。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亚瑟·拉克姆（Arthur Rackham）、埃德蒙·杜拉克（Edmund Dulac）、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以及简·佩考斯基（Jan Pienkowski）等插画师的名作，均是以视觉形式来表达童话的典范。
至于不满者这边，则有蒂娜·戈德斯泰因（Dina Goldstein）2007-2009年的摄影作品《堕落公主》（Fallen Princesses）系列，它重塑了传统童话人物的形象，以此批评“迪士尼公主“所倡导的那种柔弱娇贵、可望而不可即的女性特质以及爱情想象。依戈德斯泰因之见，这种关于公主的刻板印象流于肤浅，小孩子无脑追捧它，本质上与成年人沉迷戴安娜王妃无异。
早在戈德斯泰因之前，摄影师莎拉·穆恩（Sarah Moon）便以其对于《小红帽》的不乏挑衅性的新诠释批判了当代西方童话的浅薄。在别出心裁的改编中，穆恩透过探讨“以狼的符号为掩饰的人类加害者”这一主题，为她的儿童读者呈现出这部故事未经修饰的原初含义。
穆恩试图回归原版格林童话的恐怖与戏剧性，显然是想要挑战那些对童话的“稀释”与“污染”。甚至格林兄弟自己也对原始材料做过一些手脚，例如他们很明显想要在童话中植入基督教道德观。同样地，当前童话“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的现象中，削足适履的成分只多不少，致使童话原本所蕴含的力量与痛苦遭到剥夺，而穆恩正是想要重新发掘它们。
与穆恩类似，作家和诗人们也屡次想要让童话回到它们原先那种对读者不那么友好的状态。女性作者们尤其能创作出一些富有力量、有时甚至令人心碎，但又真实的改编版本。第二代女权主义者（一般认为女权运动分三代，第一代侧重点为与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如投票权，第二代较为突出男女的差异及对立一面，第三代则体现在当下女权思潮对前两代的反思与辩证吸收当中——译注）在这一“新瓶装旧酒”的潮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例如另类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71年的《变形》（Transformation）就针对原版的格林童话做了戏谑、荒诞化处理，并重新加以整理，最终彻底让它们变了形。安琪拉·卡特（Angela Carter）1979年的《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是一部大作，汇集了对诸多著名童话故事的改编，以高超的技巧将女性赋权、情色以及暴力等元素熔冶于一炉，令这些故事重新焕发出力量，并激发出与之相关的新想象。
小说家、诗人与散文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改编。她将《没有双手的女孩》（The Girl Without Hands）改变成一首同名诗。故事说的是一名年轻女孩为拯救父亲而与恶魔达成交易，同意牺牲双手。阿特伍德以此深入思考虐待与求生之间的复杂关联。
童话的留存固然要归功于诸如格林兄弟这样的收集及编辑者——但他们也对此做了不少重写、改编等增补删削性的工作——说到底，童话应属于第一个讲述它们的人。民间大众仍然不停地讲述并复述着它们。近来，伊安·波特艺术博物馆（The Ian Potter Museum of Art）举办了一场新展览，其中有来自奥地利以及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如特蕾西·莫法特（Tracy Moffatt）以及莎莉·斯玛特（Sally Smart）等等。此次展览再一次回归了传统童话表达社会关切的功能，凸显出对权力滥用、不正义以及剥削的担忧。
蒂娜·戈德斯泰因《白雪公主》（2008），来自《堕落公主》系列。
童话的的确确是值得反复品味的，其重述与改编工作，亦为各种文化、社会与艺术运动注入了新鲜活力。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应多读一读童话——不妨兼顾原版与改编版，毕竟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基石之一。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