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大家，几十年来，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论证了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与新文学是互补的关系，并在文学史上为“鸳鸯蝴蝶派”正名，给他们戴上了“市民大众文学”的桂冠。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使通俗文学研究不仅成为一门“显学”，而且正在改写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固有面貌——由过去新文学的“一元独步”到雅俗文学等的“多元共生”。如今，范先生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花了三年时间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130万字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又出版发行了，这标志着通俗文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拓展与推进，也代表着通俗文学向通俗文化研究延伸的新水平。
这是一次通俗文学研究“三代人”的集体亮相
苏周刊：首先祝贺您主编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一书出版。此书是您继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研究之后又一项大型学术研究成果。您在耄耋之年还能完成这么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真是不容易。
范伯群：苏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委宣传部给了我30万元的科研成果奖励。但它不是奖给我现金，而是要求我用这笔奖金去完成另一个较为大型的研究课题。这种以科研奖励促进新的科研成果再生的办法是很有创意的，就像母鸡生了蛋之后，让母鸡再去孵小鸡一样。新型的奖励方式也使我深受启发与鼓舞。但作为一个耄耋老人也曾使我有所顾虑：一是像我这个年龄，还有精力承担一个百万字以上的项目吗？这需要成立一个强有力的课题组。二是要完成一个较大的科研课题，这些钱是有缺口的。至于有利条件是，苏州大学已有较为深厚的通俗文学研究的底气与实力。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培养的一代学生现在已是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了。在二十一世纪初，在他们的培养下，又有一批博士和博士后也已留校或在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任职。那为何不在我的主持下，以这些“第三代”的青年学者为主力，完成这一新的科研课题呢？我与这些“再传弟子”们也有着良好的关系，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他们在读书期间经常会到我家里来讨论业务上的各种问题。当我向他们提出是否可以合作搞一个大型课题时，他们都纷纷响应，这使我心中有了“胆”，也就不再犹豫。至于经费问题，后来市委宣传部又追加了一些，苏州大学在文科科研经费很紧张的情况下也给了一些。多方的大力支持，让我们有信心去完成一项新的科研任务。
苏周刊：您怎么选择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
范伯群：这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既然做大型的课题，那题目一定要有分量，即既要有原创性，又要具有开拓性。我对过去的科研工作进行了梳理，思考怎样才能在过去的科研的基础上再做延伸与开拓，这是我们“定题”的出发原点。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与我的学生辈们讨论的是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各自源流与运行轨迹等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今都基本解决了。但到了二十一世纪，网络文学、影视文化、媒体文化在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我的“再传弟子”们所关心的是通俗文学对影视文化的影响、网络文学与现代通俗文学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等新问题，他们也曾为这些问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需要课题的创新。如果将这些问题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关系”的重大课题。于是我决定将这个科研课题定名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互文研究”。这个课题是我们过去没有触及过的“创新点”，可以去尝试并大加发挥。
苏周刊：这本书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上，还体现在学术人才培养层面上，既检验了年青一代学者，也培养了这一专业研究方向的接班人，想来您应该感到欣慰？
范伯群：这个课题花了三年时间，而且以“第三代”为主力。他们都在30几岁40出头的最有活力的年龄段。作为主编，我细读了各位“再传弟子”的文章，有的还不止读了一遍。看过初稿后，首先我向他们提出了修改加工的意见，如果修改稿还有什么问题就由我自己动手了，因为我们与出版社在合同上有时间的限定。但总的来说，我感到这些文章中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这对通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的原始资料，有的文章也已达到了较高水平。这是我们苏州大学通俗文学研究“第三代”的一次集中亮相。另外，既然是培养“第三代”为主，我们也要有一点超前意识，就是希望“第三代”能趁此机会培养他们所指导的学生，作为后备军，作为“第四代”的种子，因此也要求他们能选取对通俗文学有兴趣的优秀学生，参加“见习”。通过这个课题的实践，我深感我们这个通俗文学研究方向是后继有人的。我们的“第三代”研究者还很年轻，如经不懈努力，成就一定不在我们第一、二代学者之下。而我们这一特色研究方向，曾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苏州学派”，今后一定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也有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当然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通俗文化与通俗文学是源泉与反哺的“互文关系”
苏周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多层意思：一是通俗文学；二是通俗文化；三是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关系。对“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互文关系”，您能分析一下吗？
范伯群：所谓“互文关系”就是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之间会有意无意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例如一篇通俗小说的文本有时往往联系着另一部通俗戏剧或影视的文本，能对这篇小说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乃至深化的作用。比如包天笑通俗小说《一缕麻》，那是1909年的一个文言短篇，100多年后的今天它还在舞台上演出，而且大获观众的好评。最初是因为梅兰芳把它改编成时装戏演出，这是梅大师演出最为成功的京戏时装剧，后来又由袁雪芬改编成越剧的形式演出。每次改编，都使原作有了相应的提高与深化。又如《啼笑因缘》和《秋海棠》改编成了多少戏剧与曲艺与广大观众见面，也推动了话剧的民族化。说得通俗一些，通俗文化就是像母亲一样，用她的乳汁哺育了通俗文学，而通俗文学就像孩儿，长大后会反哺和孝敬他的母亲。这就是“互文”关系。
我们想要强调指出的是，通俗文学是通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化生活是通俗文学作品的重要生活源泉，通俗文化哺育了通俗文学的成长与壮大。这是源和流的关系。文化生活是源，文学作品是流。但文学这个“流”又是一个能发挥特殊作用的“流”，它对通俗文化的“反哺”作用实在太大也太广泛了。这反哺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通俗文学作品可以凝固通俗文化的某一历史形态，而这些形态也能反映我们某一时段的国情与民风，比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它就为我们“凝固”了晚清捐官盛行时期的最腐败的社会形态，它凝固了那个时期的国情。再比如包天笑听了一个“梳头娘”口述盲婚的故事，那是一种原始的民间文化，但包天笑将这一生活源泉，加工写成小说，就有了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成为一个能流传甚至可改编的胚胎。这就是通俗文学这个特殊的“流”可以反映任何一种通俗文化的题材，什么酒文化、茶文化、园林文化、盆景文化……几乎无所不包，都可以在这个“流”中得到充分的反馈。另一种反哺就是记录民俗、民风的传承与发展或变异，可以用文学来加以“定型”。它还能对民俗、民风的历代流变作忠实而细致的记录，特别是在近现代转型期中，中国的民俗、民风是怎么与欧风美雨相抗衡或相整合的，于是出现了某种不中不西、又西又中的新形态，凡此都可以在通俗小说中找到真实的动态蓝图。凝固、定型、深化、流变这个通俗文学的“流”都能起到“反哺”的功能。所以通俗文化与通俗文学是源泉与反哺的“互文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与开拓的新领域。
十四个分课题是对通俗文学研究的拓展延伸，也取得了初具开创性的成果
苏周刊：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互文研究”这个总课题下面，您设计了十四个分课题，包括：通俗文学与苏州评弹，通俗文学与戏曲话剧，通俗文学与电影艺术，通俗文学与报纸副刊，通俗文学与期刊画报，通俗作家与早期翻译，通俗文学的营销策略，中国近现代转型期国情与民风的流变，通俗小说宏观研究，中国现代幻想小说，通俗作家笔下的散文小品研究，通俗作家的时评杂感，通俗作家文史札记研究，通俗作家的新旧体诗歌等等。请您谈谈设计分课题的想法。
范伯群：应该说，这十四个分课题都是过去通俗文学研究较少涉及或具有较大研究难度的领域。既是对通俗文学研究的拓展延伸，也是为我们过去所写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两本书的补缺。我们这两本书虽然受到若干好评，也得到若干省部级和全国性的政府奖等等，但实际上这只是两部通俗小说史，我觉得我们对通俗作家所写的其他体裁的研究尚存一片空白。还有这次我们推出的有关小说的几篇宏观研究的文章，例如现代通俗文学如何继承我们苏州明代先贤冯梦龙的市民文学的优良传统，而现代通俗作家为各种小说类型定型后，网络类型小说又是如何继承、发展和细化这些类型的，进而论及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等等；另外过去出版的两部文学史中并没有涉及幻想小说类型，所以这次也应做一个补偿。总之，这次把十四个分课题叠加在一起，对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化的关系之间可以形成一个体系。当然，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长线课题，值得去做深入的探索和钻研，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初步的尝试。通过这次研究也取得了初具开创性的成果，很多此前没有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在这本书中首次得到挖掘和呈现，很多大胆、创新、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与结论也或许可使人耳目一新。
苏周刊：能举例具体讲讲吗？
范伯群：比如评弹，这是我们苏州的“土特产”，它们与通俗小说又有着非常密切的互文关系，有些通俗小说家本身就是苏州评弹剧目的编者，如程瞻庐、平襟亚等人，而像姚民哀，既是通俗小说家，又是着名的评弹演员，俗称“响档”，他登台演出时的艺名叫朱兰庵。而这次特别强调的是有些通俗小说家深受评弹的影响，以至评弹艺术渗透到他们的小说风格中去。
同样，通俗文学与戏剧的互文关系也极为密切，一些有名望的小说家就是编剧能手，例如还珠楼主李寿民，他曾专为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编剧。这次我们在北京档案馆中搜集到有关资料，说明了其中的“互文关系”。
电影这种综合性艺术品种，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初，就为通俗小说作家所重视。周瘦鹃每天除了规定的办事时间以外，把业余的时间差不多都消磨在影戏院里。他写的系列文章“影戏话”成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史中的开山之作。而通俗作家进入早期电影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剧，应该说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编剧主力，而当年首先得到观众认可的“默片”之一，就是由徐枕亚小说改编成无声电影的《玉梨魂》。1924年，郑正秋约请包天笑为明星影片公司写电影剧本，每月编写一部。于是许多通俗作家纷纷仿效，当时有人说包天笑催热了一个编剧行业。还有写《歇浦潮》等着名长篇小说的朱瘦菊不仅能编能导，还曾担任某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的编剧与剧评，是通俗作家包办的天下。左翼作家大概要到二十世纪30年代，即“九一八”之后，觉得电影也是一种文艺“武器”，才进军这一新兴的艺术领域，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还有，通俗作家对中国早期翻译也是有过重大贡献的。在过去，这是一支被遗忘了的翻译大军，偶尔，鲁迅与周作人对周瘦鹃在1917年译出的《欧美短篇小说名家丛刻》一书的赞扬还有人提及，但在“五四”之前，通俗作家中就有30多位曾以各种形式与翻译结缘，就罕为人知了。他们决不是一些不知天下大事的“冬烘先生”或遗老遗少。
就以通俗作家的时评、杂感为例，那是一个有别于新文学时评杂感的草根系统，引领着中国平头百姓的舆论导向，也是一种接地气的社会文化批评。过去某些文学史总将他们视为不关心时政的、专写“卿卿我我”的软性文章的群体，这显然是一大误解。通俗作家中有不少人都是“报人”，我们可以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他们在作为“报人”时，也都是能秉持正义、广受市民读者欢迎的时评杂感家。比如，1926年的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时，女师大学生就占领着学堂不肯离校。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是章士钊，他的下属便召集了三四十个壮健的老妈子，浩浩荡荡杀奔女师大而去，将女生们赶出了学校。于是周瘦鹃就写了一篇杂感。他说，女学堂不止女师大一所，以后其他女校的学生闹风潮亦在所难免，他向章士钊建议：照区区愚见，教育部不如常备一个老妈子队，专为应付女学堂风潮所用。这种讽刺是非常刻骨而辛辣的。他和严独鹤就“三一八”惨案写了若干杂文，这种态度是可以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是平头老百姓所看得懂的。上海每天发行20万份的《新闻报》的副刊《快活林》（后改名《新园林》）的主编严独鹤写过上万篇时评杂感，对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都加以述评，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都能发挥“社会良知，市民喉舌”的作用。而周瘦鹃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多篇时评杂感。这在我们这部书中占了相当的篇幅。白纸黑字是最有力的佐证。
地方文化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富矿
苏周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让通俗文学研究向纵深领域拓展与推进，由通俗文学向通俗文化研究延伸。这种延伸与开拓对地方文化的发掘和弘扬有何意义？
范伯群：就以苏州地方文化为例吧。陆文夫在纪念苏州建城2500周年时说过：苏州就像一部历史，写作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苏州又像一首古诗，能经得起浅吟低唱，韵味无穷。通俗文学善于对风土人情、社会变革作真实的记录。我们这个课题，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经济学家，甚至对写租界史的或名城文化史的学者都会有参照作用。上海有一批历史学家，我是看了他们编写的历史，他们称为“上海学”的，我再去看一些通俗作家所写的小说，我就更懂上海了。而我们研究的清末民国通俗小说，也为他们提供了历史真实的例证。在清末，上海是个移民大都会。当时六个上海居民中有五个是外乡人。新文学作家研究的是“文学为人生”，甚至去探讨人生的终极目的等等。这对老百姓说来就太深奥。“乡民市民化”是当时许多来自农村破产的乡民的当务之急。通俗作家写的是“文学为生活”，或“文学为生存”。他们通过小说告诉乡民，你到了上海，怎么使自己“市民化”，才能融入城市，才能在上海安身立命。上海既是“文明之都”，也是“罪恶之薮”，有许多陷阱与诱惑在等着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去踩踏这些路边炸弹，这会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通俗小说是“乡民市民化”的一座引桥。因此，历史学家研究了通俗文化，他们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就比较高，认为这些作家为上海的“乡民市民化”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见通俗文学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决不能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不相让的“对立”看成是一个“僵局”，这正是上海文化多样化的魅力之所在。一种文学是不可能为全民服务的。通俗文学对地方文化的弘扬肯定能起积极作用。地方文化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富矿，值得我们去深挖，从而提炼出许多文学的珍稀金属来。
人物简介
范伯群，浙江省湖州人，1945年后定居苏州。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开创苏州大学现代文学博士点。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