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作艺术与文学批评”这个命题，很多有过批评经验的人，会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首先批评不是依附于作品的，它除了是艺术，是创造，最终还应该是由主体所完成的一项独立的写作行为。批评作为写作艺术，更像是很多批评从业者的高远理想，一旦在现实中谈论批评的经验与观念，我们的思考和言说，是否就会变成检讨与自我检讨？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不乏一些奇怪的现象：批评家评论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多年以后，所评对象没有被记住，而批评文章倒成了经典。对于作家作品来说，这虽然是残酷的现实，但吊诡之事往往就发生在文学的场域中。其实，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文学批评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语言的创造，一方面是思想的创造，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文体的创造，即批评同样要有“文章感”。批评文章的风格独特，辨识度很高，正是其能流传久远的前提。有些作家写的批评文章，被称为大师的批评（蒂博代语），比如小说家库切、纳博科夫、安伯托·艾柯等，诗人米沃什、布罗茨基和奥登等，他们的批评既有文体上的可读性，又有着切己及人的独到见解，且大多成了某种批评的典范。但大师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的，在批评也有争议的今天，我们是否甘愿去做跟在大师后面亦步亦趋的人？
有些批评文章可能非常富有创造性，但在学术评价体系里却难以得到认同。如果我们就去追求批评所反对之事，那么批评的模式化，也就在所难免。在这种两难抉择的“荒诞”现实下，谁得到了什么，谁又失去了什么？稍作思考，我们就会明白，有人是为了当下的生活，而有人是为了文学的永恒（自己的批评文章终究能够留下来）。于此形势，我们可否选择第三条道路——在夹缝里求生存？这让很多青年批评家在过一种分裂的生活，写一种撕扯的批评：一方面羡慕那些至情至性的批评文风，另一方面，又得在评价体系的规训和要求下，尽量朝理论化、学科化的方向靠近，这种纠结在高校的青年批评家应该体会最深，而我们如何规避这种纠结呢？一时可能很难做到。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许会向往民国时期和1980年代，那时批评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如今，批评有了它的学科归属，看似成熟了，规范了，但在某些方面也失去了活力。当批评变得职业化，它就要讲求规则，既然有规则，就有限制、约束，我们戴着脚镣跳舞，能跳多高？跳多远？那种自我妥协和自我设防，往往会让人陷入矛盾乃至悖论之中。
在体系与规则里从事文学批评，让很多人开始追求批评的“学问化”，当然，这并非坏事，在考据中寻求义理之真，也是批评写作的一个方向。尤其当我们面对具体作品时，如何切入其内部的肌理，直觉当然很重要，但除了直觉，还应有更理性的判断和更专业的分析，这才是批评能让人信服的关键。一个人的文学直觉在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内在修养，而学理在其中所折射出的就是整体气质。然而，有些批评家因过度阐释或局限于知识的铺陈，其批评会陷入某种缠绕，也许是理论还未消化，思考还不清晰，就迫不及待表达出来了。这样的文字在当下还真不少，想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最后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如果说这种批评风格的呈现是无意的，尚可理解，而有些人故意去写繁复缠绕的文字，不知意图何在，是炫耀自己在批评方法和境界上的高深吗？我从不反对思想的复杂性、趣味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多元性，但在表达形式上追求繁复，可能是真的没将问题想清楚，这样的文章充其量只是个半成品，缺少打磨，难言精致，这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当批评不再是一种文学美文时，它到底在写给谁看？在此前提下，我对自己批评的定位，也从来不会在道义上追求一种表面的公正，有时，繁复的批评文字背后，很可能就是一堆废话构成的假象。因此，面对作家和诗人，面对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我力求取对话之态度，让自己的文字入心、入情、入理，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在表象繁荣的背后，很多的批评难免滑向应景、浅薄和庸俗，我们是否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否则，批评很容易陷入谎言的困境，难以在精神上通达作品的内部，对于文学批评作为真正的创造，也难以形成一种精神的自觉。
就像福柯提出的批评梦想，要赋予作品以生命，他的前提也是对文字的美学性有所要求。有些批评家更注重观点的提炼、行文的逻辑和思想的演绎，认为这些才是根本，当然，这些因素很重要，但不可因此而忽略乃至牺牲掉文字的美感。任何一篇文章，一旦没有了辞章之美，是很难让人读下去的。如果说写作实践是一种创造，那么批评同样也应该是集想象、文采、理性于一体的创造。就像我从事诗歌批评，对一首诗的感觉，语言气味决定了我是否要进入它，或者怎样进入它，所以，这让我对语言表达异常敏感。对于文学批评同样如此，有些批评文章我们读不下去，并非文章的观点不好，很可能是他平淡甚至平庸的语言表达毁了他的想法。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但凡能留下来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批评，无不具有独特的智慧和创造性，像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虽然它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但我一直是将其当作经典批评文章来读的，这是另一种有力量有气势的批评，它同样能吸引我、启发我。
其实对于什么是文学批评，我至今可能还说不清楚。就像很多写了一辈子的作家，到头来仍然说不清楚什么是写作一样。那或许还真不是谦虚和矫情，而是看起来越简单的事情，越是三言两语难说明白。面对批评的失语，不是我思考的太少，可能正是因想的太多，芜杂而凌乱，一时很难形成系统的认知。不少高深的批评理论，有时在具体文本面前，往往会变得苍白、无力，何以如此？文学批评要依附于作家作品，难道这就是它的宿命？从表面上看好像如此，但有哪一个批评家对此认同过？批评和创作应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这不是自欺欺人，它是不是就是文学批评的现实？之前，我也写过几篇关于批评的创作谈，谈了自己对批评的看法，当时貌似正确合理的想法，可能过后就被自己给推翻了。在别人那儿是一道文学的风景，可能于我就是一片思想的荆棘。从事批评，不一定就要从文学那里获得全身心的安慰，那可能是太过乐观了。很多时候，我是悲观的，困惑的，总觉得这些务虚之事，只不过是为“学术垃圾”山增加一点高度而已，虚无之感会阵阵袭来，几近摧毁长久以来建立起的批评信心。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写作的边缘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诗歌批评的边缘化。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说内心从来没有过动摇，会显得过于虚假和矫情；可即便如此，我如今还在坚守，或许就是因为它的边缘与无用，才让我抵挡住了太多的浮躁和诱惑，让我不至于迷失在过度世俗化的追求里。因为，诗歌批评毕竟也是一种文学的创造，且是有难度的语言创造，它在理想的层面上仍然带有飞翔之感。
我相信，能写出带有飞翔之感文字的人，应是富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他不会太过庸俗，如同写诗一样，能在想象和现实的世界里营造自由的空间。正如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所言，先锋派就是自由，而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批评，当是义理和辞章的巧妙结合，仅有义理而不注重辞章，文字就会显得寡淡无趣；若只重辞章而忽视义理，一旦将文章华丽的语言去掉，最后可能什么都剩不下，所以，义理和辞章在批评文章的写作里缺一不可。如能将二者运用得好，那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艺，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体现。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试图靠近那样一个境界，也当是批评理想的一部分。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