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11月26、27日，“多样的变局——中国近三百年之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同去年的会议一样，报告人均为青年学者，地域上则不限于上海，而是扩展到北京、武汉、成都、台中。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明清传统的再认识”、“清末民初之变与不变”、“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贯通”、“文史互通与近代中国研究的新境”。王家范、程念祺、周武、张剑、杨国强等先生担任点评人。虽然会议不用提交论文，但报告人主旨明确，阐述明晰，讨论踊跃而热烈，与会者表示很受启发。应编辑之约，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
袁一丹：通向“囫囵”的人
拿到“文史互通”这个棘手的题目，我想起一篇不相干的文章，潘光旦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作的序言，题为《派与汇》。不妨借“派”与“汇”这两个与水相关的词来形容文、史的分合：“派”指文与史的分途，“汇”指文与史的会聚；派是家数，汇是集成。当然，文、史内部又各有各的派与汇。
文史互通，通向何处？其交汇处或许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身上。只要是以人为对象的文史研究，就需“由派分而求汇合”。因为对人——特别是历史中人——的理解，不该被学科、派系、家数所拘囿，单从文学或史学的角度来理解人、理解人的处境与心境，肯定是片面的、破碎的。
潘光旦《派与汇》中有几句话说得极精彩：“人的了解必须是囫囵的，不囫囵不足以为了解”；“研究必须有囫囵的对象，囫囵的人，以至于人所处的某一时空段落里的囫囵的情境”。文史研究的对象本应是“囫囵”的人、“囫囵”的情景，而非被文学、思想、政治等切割的人与事。
“走出”还是“横跨”？
罗志田为《章开沅文集》作序时，特别表彰章开沅先生的一篇文章，正好与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有关，题为《因诗悟史》。因诗“悟”史或胜于以诗“证”史。后者多少带有实用主义的味道；因诗“悟”史则承认诗中自有史意，把读诗作为史家的一种修养而非技艺。
这篇文章，文学专业的人读起来尤为亲切，里面除了对具体诗作的阐发外，专门提出“史感”的问题。章先生感叹说，“史感并非与生俱来。许多人治史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其中有些人则是根本不懂史感为何物”。“史感”或许不是我这样的门外汉所能妄议的问题，但罗老师拎出这句话（“捕捉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补充说：“治史到此境界，就不致囿于研究对象的时空界限，也无所谓‘走出’与否了”。这一下子点醒了我，帮我破除了“走出”与否的困扰。罗老师所谓的“走出”，是指走出中国近代史；我所困惑的“走出”，是要不要做中国现代文学的逃兵。
文史互通，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的问题来谈：一是学科层面的文史互通，能否突破学科边界；二是作为个人的学术追求，一种理想的治学境界。从学科层面上说，能互相串门、彼此借力，当然是好事。就怕完全服膺对方的游戏规则，丢掉自己的看家本领及问题意识。写出来的东西，文不文、史不史；又或太历史化了。这主要是“由文入史”带来的弊病，有时候区隔未必是坏事。
大约十五年前北大中文系的温儒敏教授，就指出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势，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做着做着，就做到思想史方向上去了。大学里最热衷谈思想史的是中文系的师生，每年博士论文的选题也都往思想史上靠，很少谈文学自身的问题，或者把文学当作思想史的材料。温老师忧虑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在哪里，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
文学研究向思想史靠拢的态势，近些年未见扭转，反而渐趋显著。甚至有干脆脱文入史（似乎有脱亚入欧的解放感），直接转入思想史的。为什么现代文学专业会出现逃兵，或潜在的逃兵？这种走出去的冲动，首先与现代文学自身的学科焦虑有关；打破后壁说，也反映出研究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性、自足性，甚至对“文学”的不信任。以前呼唤回到文学自身，现在说“坚守”文学性，都多少带有某种悲情色彩。文学研究的思想史转向，折射出文学研究者对自己的本业、对自家研究对象的不满甚或厌倦。
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的不信任，洪子诚老师认为一方面是对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现状不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对文学的位置及社会功能的怀疑。这种不满和怀疑致使不少批评家、研究者转向以文学为平台的文化史、思想史或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关于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的对话》）。
脱文入史是否就意味着实现了文史互通呢？如果没有“捕捉到属于自己的史感”，不过是换一套游戏规则求生存、谋发展。除了“走出”与“坚守”两种选择外，或许还有一种“横跨”的研究姿态，一只脚迈出去了，还有一只脚留在门内。“横跨”的姿态，既不舒服，也不优雅，徘徊于文史之间，甘愿做蝙蝠派，或许到头来两边都不承认。
“借景”：由文窥史
文史如何“互通”？与其做逃兵，一走了之；不如学习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开窗借景的办法。“借景”作为一种极常见的造园手法，能在有限的空间内扩大视域，起到内外一体的效果。因而似乎不必也不可能完全拆除文史之间的学科壁垒，只需在自家的院墙上开几扇漏窗，由此窥见园外的风景，并将邻家的景致巧妙地“借”到自家院落里来。“借景”的手法不拘一格，或邻借，或远借，或仰借，或俯借，或应时而借。总之，“文史互通”未必能做到由文入史、由史入文，先不妨由文“窥”史，或由史“窥”文。隔墙窥探，难免对墙外的风景抱有幻想，可能过分美化，也可能产生创造性的误读。
但文学研究真的能从历史研究中直接“借景”吗？以我个人的研究经验为例，我在做沦陷区研究时，同时也很关注史学方面的相关研究，比如抗战史研究。却发现很难从中找到现成的布景，可以直接剪贴到自己的论文中来。历史学者描绘的战争图景与我的着眼点及取景框往往是错位的或不相称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回到原始材料，为自己关心的问题域搭建一个临时布景。整个论文结构中最难处理的就是文、史的“接榫”处。
文史互通的理想境界或许不在学科层面，而在个人的探寻。我理解的文史互通，不完全是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乃是就个人所关切的问题，去界定你所谓的“文”，并去独自构筑与“文”贴合的“史”。
以无厚入有间
清人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云：“壬子秋，羽翁与余论词，至‘有厚入无间’，辄敛手推服曰：‘昔者吾友董晋卿每云：“词以无厚入有间。”此南宋及金元人妙处。吾人所言，乃唐五代北宋人不传之秘。惜晋卿久亡，不可握麈一堂，互证所得也。’”
董士惕（晋卿）借“以无厚入有间”形容南宋及金元词之妙；蒋敦复则发明“有厚入无间”一说，指为唐五代北宋词家不传之秘。不妨挪用“以无厚入有间”、“以有厚入无间”二语，浅析由文入史与由史入文之别。这种比附绝对是不严谨的，故只可作禅宗的话头来参。
学者常谈“文史互证”，实则由文入史，还是由史入文，所依据之工具及面临的问题不大相同。董氏所谓“以无厚入有间”，乃以庄解词，出自庖丁解牛之典：“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以“无厚”之刀刃入“有间”之牛体，不难理解；难解的是何谓“以有厚入无间”？
所谓“无厚”“有厚”代指刀刃，即分析工具；而“有间”“无间”则指文本的肌理及内在缝隙。若将由文入史比作“以无厚入有间”，由史入文的路径则好似“以有厚入无间”。二者的用力方式不同。“以无厚入有间”靠巧劲，即对文本内部结构的精确把握；而“以有厚入无间”凭内力，如“狮子搏兔”。所谓“有厚”，包括制度、风俗、人物，统言之，即一时一地之社会文化史。陈寅恪以元白诗证史，便是“以有厚入无间”的典范。
杨树达尝言“读古书当通训诂，审辞气，二者如车之两轮，不可或缺”（《曾星笠〈尚书正误〉序》）；“文义不通，辞气不审，对作品的体式淡然无从理解，对作者的本旨也就只能发隔靴搔痒之谈了”（《〈淮南子证闻〉后序》）。由文窥史若有些微优势，或许就在“审辞气，通文义” 及对文章体式的敏感吧。
裘陈江：文史互通的可能
这场报告的主题是“文史互通与近代中国研究的新境”，我之前虽然写过一点跨越文史的文章，比如考证近代词人朱祖谋早年的生平和交游情况，其中运用的主要材料就是朱氏和友人的往来诗词。但在我的写作中，还是仅仅将诗词作为史料看待，以其中蕴藏的史事为着眼。此外在我近来整理点校近代文献的尝试中，也接触到不少诗词材料，只是所做的工作也多是限于诗词系年和古典、今典的考证。故其实还谈不到“文史互通”的高度，因此要讨论这个问题，实在难以找到头绪。所以此次汇报，还是以自己读书研究所及，且与本主题相关的几个说法为线索，向诸位老师请教，以供讨论之用。
首先，就文史的异同而言。我已经记不得是哪位人物说过：文学与史学的不同，在于文学切忌句句都是别人的，而史学切忌句句都是自己的。文学创作更在于的创新度和想象力，而史学更重于言之有据，当然只是二者各有侧重，而非偏废。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导论中，便区分文学与文学史，他说过：“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这些话听起来就是对于文与史进行区隔的判定。不过同时钱氏也说道，照前述意思，则《史记》不为史，因为《史记》乃是太史公“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这样看来，似乎文和史又变得难以区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史学著作和研究论文，其文学价值已经微乎其微，甚至文字表述也似乎不再是学者的首要关切所在。
其实回到稍早的时代，晚清刘熙载在《艺概》中便讲道：“‘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越，终入环内’者也。”而在《艺概》的“文概”中，开篇便是将六经和古代史书（诸如《国语》、《战国策》等等）作为议论对象。所以今天要讨论文史互通的问题，事实便是文史已然分家。这正是近代以来，原来正统的经学中所包含的义理、辞章、考据诸学，被拆开进入近代西方引入的学科分类体系，大体在哲学、文学、史学三科，但这个中间，似乎文史二者在我看来，更具有沟通的可能。因此互通文史放入今天会议的讨论之中，大概也有这层寓意。
刘知几在《史通》中认为作史有三难，即才、学、识。而关于史学研究与文学的关系，钱基博在刘氏对史家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作史还须有三要，即事、文、义。其所借引的便是孟子讲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其中的事、文和义，便是史家为学要着意培养的。其实任何学术研究，最终还是要通过文字表述来传达思想，进而与人沟通，因此文字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后，我引用吕思勉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一文中提到治史学需要重视文学的几点说法，作为结语。吕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道：“治史学的人，虽不是要做文学家，然对于文学，亦不可不有相当的了解。其中（一）是训诂。这在治古史，是人人知其重要的，然实在并不限于此。各时代有各时代的语言，又有其时的专门名词……（二）文法，亦是如此。这个在古代，读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可知，后世亦可以此推之。（三）普通的文学程度，尤其要紧。必能达到普通的程度，然后读书能够了解，不至于隔膜、误会。况且在古代，史学和文学关系较深，必能略知文学的风味，然后对于作史者的意旨能够领略。”吕先生提到的这几点心得，我间或也能有所体会。
另外我还经常注意到，文家有时迸发流露的史感，是史学研究者可以多加注意的。如前引刘熙载的《艺概》之中，刘氏在谈到韩愈文章的成就时曾说过：“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这短短十数字，其中蕴含对于历史连续和贯通的高度概括，实在令人欣羡和着迷。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