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1603年，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在入教前的一刻，竟不争气地犹豫了。
按照天主教戒律（十诫），男人只能有一个老婆，哪怕你是中国男人也不行。这真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天人”交战了，在上帝与妾之间，中国男人只能选一个。当然，徐光启只迟疑了一会，然后中国教会就多了一个叫保罗的信徒。
在徐光启那个时代，天主教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但自入华以来，天主教就面临着“中国化”这一巨大命题。用现代政治话语来表述，就是西方价值如何与中国传统博弈融合。
当时最有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此问题上是一个“鸽派”。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主张，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想扎根中国，必要迎合中国传统，从中国文化的宝库中发掘可为天主教所利用的资源。借后世“红学”的分类，利玛窦绝对说得上是神学“索隐派”鼻祖，对儒家经典寻章摘句的辛苦程度不下于今日的秋风老师。比如，利玛窦成功“发现”原来西方的上帝即中国先秦古籍里那个“上帝”，多感人的破镜重圆啊！中西方虽失散了几千年，其实都是上帝的子民。
既然中西双方在终极信仰上没有原则性分歧，利玛窦甚至堂皇穿戴起了儒衣儒帽，以“西儒”自居，大有“天（主教）儒合流”的意思。由此，天主教很快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可，知识界眼见信教与做孔孟门徒并不矛盾，西方普世文明也很接地气地掀起了一阵信教的文化热潮。
但正如徐光启的两难选择，无论天主教和利玛窦如何迎合中国文化，在娶妾问题上，却未给“中国化”留下任何空间。
更关键的是，不是每个中国男人都像徐光启一样有情操，愿意为了上帝放弃妾。很多明末的知识分子尽管号称心向上帝，但几经摇摆，最终选择了妾。黄一农先生在《两头蛇》中对此有各种盘点。比如南明反清义士瞿式耜，入教后不久就反悔退出，最主要的原因或是娶妾的原始冲动压倒了宗教冲动。更过分的像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教入了，妾也光明正大地娶，而且一娶就三个。他们对教规置之不理，万一被传教士发现了，大不了就被开除。
还有秘密置妾的，如明末知名忠臣王徵入教后，公开声称不再娶妾，因此还被教会塑造为一夫一妻制的英模。但因王徵没有儿子，在“无后为大”的压力下，他终是偷娶一妾。教会获悉后，王徵“痛改前非”，以与妾终生分居以示“赎罪”。
公允地说，当时的士大夫娶妾，固然有好色的成分，但传宗接代或是更重要的原因。如果说前者属于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那么后者无疑属于中西文明冲突的范畴了。不过，禁妾远不足以毁掉天主教在华的伟大事业，反而是另一涉及中国传统的敏感题材——祭祖祀孔，埋下了日后的祸因。
如果说利玛窦和他身后的耶稣会对于中国本土文化采取的是“怀柔”姿态，那么之后的天主教在华势力则属“鹰派”，甚至有原教旨主义的意思，不容许对教义有半点本土解读，将中国文化视作文明冲突中的敌人。在这些鹰派看来，“上帝”这一译名应当禁用，必须和中国古代典籍划清界限，译作“天主”才是正版；更决绝的是，他们将祭祖一类的行为视作偶像崇拜，主张立即停止。
围绕这一系列争议，鹰派和鸽派最后都求助于罗马教廷，这也就是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素以热爱西学闻名的康熙帝在此论争中自然是站在了鸽派（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是耶稣会士）这边，对于鸽派风格的在华传教完全支持。但教廷的裁决简直是自杀性的。1715年，教廷明确表态支持鹰派，这不仅意味着向康熙和中国传统宣战，更宣告了天主教在华百余年传教事业的终结。
内有禁妾的天理人欲之争，外有教廷与朝廷的双重倾轧，在明清之际那么多著名的士大夫信教家族中，可能只有徐光启家族的信仰一直坚持到了近现代。宋氏三姐妹外祖母，正是徐光启的第九世女孙。
康熙自也不是这场博弈的赢家。彼时，传教士往往身兼“科学家”的重任，左手圣经，右手科学，皇帝要学科学就必须给我传教的空间，这也正是清初帝王与传教士交好的真相。
对教廷来说，禁止“中国化”就意味着告别中国；对中国来说，禁教就意味着告别西学。至此，晚明以来恢弘的中西大交流也成了历史名词。再相见，就得是1840年以后了。
我宁愿这只是一个上帝与妾的八卦故事。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