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整理自辛可北师大演讲部分
刚才我骂了北大、清华、人大，我看见很多同学和老师在笑。你们心里很爽，是不是？你们不要笑得太早，既然到了北师大，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不过我再次声明，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如果我得罪了大家，大家可以批我，但不许动手，好不好？
下面我讲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鉴定知识分子的成色。也就是说什么是真货、行货，什么是假货、水货。什么是合格的知识分子，什么是不入流的知识分子。我相信从来没有人教给你这些方法，因为你们的老师很多人本来就是假货和水货，他们要是把鉴定方法教给你们，以后还怎么混，哈哈。
鉴定一个知识分子，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为学；一是做人。
就为学而言，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要有学识。
所谓学识就是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至少应该知识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坐坐冷板凳肯定是不行的，坐在冷板凳上也不能只是仰望星空，而要踏踏实实下点功夫，把相关的知识搞清楚。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孔子，一男一女，男的是孔庆东的祖宗，女的就在北师大（于丹教授），这顶高帽子绝不是我送给她的，而是孔子的后代孔庆东捐献的，也只有他才有资格这么做。作为女孔子，连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不对，所以知识正确对知识分子是很基本的东西。
当然了，人非圣贤孰能不过，但搞错了就应该谦虚的接受，改过来。像余秋雨先生那样，人家指出了他文章的错误，他非但不认错，还说人家想骂名人出名。就算人家想出名想疯了，但错误在你，你这样做就有点牛二了，不是对待知识的正确态度。孔夫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不知装知之，这算什么东西呢。
不好好读书、做学问，就只能不学无术，但中国一直有一种读书无用论的思潮，所谓不学有术，以前的比如张铁生，现在如韩寒、郭敬明等等。我觉着关于术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你是去做煤老板、玩赛车，大概读书的作用不大，如果你要做个有水平、有见识、要脸的知识分子，不读书只能无术，最终只能把自己搞得跟小丑一样。
第二个层次是明辨是非。
欧阳修在《与宋司谏书》中说：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这是一篇好文章，推荐大家也好好读读。王小波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讲到萧伯纳的《芭芭拉上校》，说明辨是非是一件很难的事。王小波的文章我基本上都读过，核心思想就是讲人要明辨是非，否则人或者社会将多么可笑。
表面上看，明辨是非很简单，其实很难。很多人学富五车，但始终不明辨是非，或者故意颠倒是非黑白。明辨是非就是利用我们掌握的正确的知识，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对事对人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掌握多少知识也是没用的，倒不如一张白纸的好。宋司谏是进士，学问不可谓不好，但在欧阳修看来，就是个不辨是非的小人。所以说，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未必就是真有学问，或者说有学问也是扯淡。
比如前面讲过的易延友教授，他可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结果只能落得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天下笑。郭沫若先生是大学问家，却写了一大推肉麻的文章，今天拍这个明天批这个，根本就是个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1927年，他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蒋介石骂的猪狗不如，反革命头子，国贼，可到了1937年，蒋介石给他发了乌纱帽，就开始蒋委员长万岁了，并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把拍马屁的功夫用到了极致；江青当红的时候，他写《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大拍旗手马屁：“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江青他们倒霉了，他马上写文章大骂人家是白骨精。鲁迅活着的时候，郭沫若骂人家是封建欲孽、二重反革命，鲁迅死了，他又肉麻地吹捧人家“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郭沫若的学问不可谓不好，但只知道投机，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所以也是个水货，不入流的伪知识精英。
现在很多伪知识精英，之所以斯文扫地，不是学问太差，而是根本没有是非观念，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我再讲个例子。现在有些人扬言要恢复繁体字，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是脑袋被驴踢了，要么就是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文化建设领域，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两件事，一是胡适、陈独秀他们搞的白话文运动；二是汉字的简化，这是共产党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为何，因为语言文字不过是交流的工具，当然越简单越好。在白话文普及以前，知识总是被一小撮人垄断，这不但无助于知识的传播与发展，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公。白话文运动有力地改变了这一局面。汉字的简化更是如此，繁体字对普通大众来说实在太难了。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中国人口文盲率超过80%，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农村下降到34.7%。这难道不是汉字简化的功劳。
既然要明辨是非，那标准是什么，我以为最为关键的有两条，
一是法律法规，这是道德的底线，也是是非的底线，如果你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连基本的法律规范都不遵守，所谓是非就不用讲了。
二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标准，也可以说是普世价值。现在中国有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很多人大张旗鼓地反对普世价值。我觉着这事干的特别不明智。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其实就是反对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怕这个玩意冲击他们的执政地位。既然你心眼如此，就说出来，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可以昭告天下，我根本就不要所谓西方的民主政治。可普世价值的内容不只是这玩意，你不能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啊。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普世价值包括人的各种基本权利，难道这些你也要反吗？如果真的都不要了，我们这个国家将是个什么玩意，根本就没法玩嘛。老实说，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在政治伦理方面处处被动，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应该负很大的责任。我不反对政府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这很正常，但你能不能找点脑袋没被驴踢过的家伙，现在搞的这些玩意太搞笑了嘛，对不对？！
第三个层次是智慧和创新。
中国要从一个跟在别人屁股后边模仿、搞山寨货的国家，变成一个创新性国家，靠谁呢，关键就是要靠知识分子，在坐的各位。我们最终要把自己掌握的知识转化为智慧，提出创造性的思想方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佛家讲“戒、定、慧”，所谓的慧，就是实践的意思，要把学习、修行的结果转化为内在和外在的动力，并付诸于人生与社会的实践。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必须建立在正确的知识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否则就是胡来，比如上世纪中叶，中国搞除四害运动，全国人民热火朝天扬言要消灭麻雀，结果麻雀还没消灭干净（也消灭不干净），蝗虫来了，害得大家饿肚子，大跃进的时候，搞什么大炼钢铁，搞得乌烟瘴气，这根本不是创新，而是胡来。
二是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我始终认为，人类的很多基本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对中国是适用的。可有些人偏要弄出来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所谓中国特色，结果只能弄成四不像。有些人动不动抬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说事，希望在《黄帝内经》或《四书五经》里寻找创新的密码，结果闹出一堆笑话，比如绿豆茄子包治百病等等。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是个巨大的负担，如果不把这玩意扔掉，我们没法真正建立一个健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有两个，儒家和道家，儒家是专制主义、道家是无政府主义，这都是反潮流，反现代化的，必须扔掉。孔子、老子、黄帝内经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创新我们的制度、文化和科学。
周有光讲过一番很有见地的话，他说世上只有一条路，不管你愿不愿意，迟早也要上那条道。这是活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忠告，他这100年真没白活。可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或者听进去了装作没听见。其实这并不重要，不管你走还是不走，路就在那里，只有一条；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结局就在那里，你别无选择。有种你就试试看！
至于做人，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必须遵守法律等基本的社会规范。
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讲道德，动不动要以德治国。其实道德的底线是法治，没有这个玩意，所谓的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很多人说现在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总之，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很糟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中国人的思想品德比其他国家的人如何低劣，而是中国的法治出了问题，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治国家。
我经常说，外国人品德如何高，不随地扔垃圾、吐痰、不闯红灯等等，都是品德的问题。可事实是，如果外国跟中国一样，扔垃圾、吐痰、闯红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估计比中国人好不了多少吧。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敢，时间长了，就成了生活习惯。中国人之所以这么干，简而言之，就是没人管嘛！
中国人为什么法治观念淡薄，不讲规矩，有三个原因：
一是重道德轻法治，本末倒置。在这方面，儒家要付很大的历史责任。靠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只能弄得满大街两种人横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无法无天的流氓。
二是社会精英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所谓“刑不上大夫”。孔夫子的设想是用礼、道德来约束所谓君子，可结果呢，表面上道貌岸然，实质上胡作非为。既然社会精英是这副德行，老百姓也就跟着模仿，无法无天了。
我们总是想用一些模范人物来教育官员和知识精英，可有用吗？根本没用，多少个雷锋、孔繁森、焦裕禄都是没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严刑峻法。如果真要教育，我建议别用那些先进人物和事迹了，而是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相关的法律，明确告诉他们，有些事你不能干，干了要付出代价，至于高尚不高尚，那是你个人的事，我管不着，也不用操那个心。
三是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中国千百年来就是个小农社会，社会的基本单元就是五口之家，自给自足。因为社会化的程度很低，所以大家缺乏公共意识。在家里长幼有序，出了门就无法无天，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
所以，作为知识分子，或国民，首先必须遵纪守法。要国泰民安，根本点也是法治。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他的都是扯淡。李某某强奸妇女，他妈妈出来说，虽然自己的儿子犯了法，但还是个好孩子。作为母亲，我很同情她，但她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连基本的法律都不遵守，根本就不用谈道德了。如果梦鸽的逻辑成立，我们基本上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第二个层次是职业操守。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特点，对从业者有具体的要求。从事一个行业，你就必须遵守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职业操守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必须达到的标准。作为执政者，你为老百姓服务，这是你的工作，跟高尚、光荣、伟大没有关系，哪怕是包公、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人，你做的都是应该的。没必要上纲上线戴上各种大帽子。
作为知识分子，你钻研学问，传播知识，为社会正义呼吁，这都是你分内的事，不要觉着有什么了不起。老百姓用血汗钱给你盖象牙塔，养着你，就是让你干这些的，干好了是应该的，干不好你很无耻。即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也没必要堆上一堆高帽子，难道搞导弹、核武器，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干了自己分内的事，这跟伟大、高尚有什么关系。再比如说教书，把学生教好是应该的，没必要学生或学生家长感恩戴德。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你的职责，跟是不是天使没关系。如果你愿意像雷锋叔叔一样，把自己干的所谓好事都记在日记里，那完全是你个人的爱好，他并不能证明什么。
在当下的知识界，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精英，根本就没有职业操守。比如说专家、教授，你的职业操守就是把学问做好，把书教好，而不是整天跟网民们起哄，或者在电视上挤眉弄眼，胡说八道。每次看见余秋雨先生在青歌赛上的表演，我都有点吃苍蝇的感觉。对着一帮文盲卖弄学问，都一大把年龄了，不嫌寒碜吗？专家、教授们热衷于办各种培训班，到处走穴，你对得起学生交的那些学费吗？还有那些所谓的出家人，你不好好念经，整天为票子和帽子奔走，当什么代表、委员，你就不怕释迦牟尼他老人家收拾你吗？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责任，中国总不至于等着和尚来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吧。
一言以蔽之，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操守，农民不好好种地、和尚不好好念经、知识分子不好好读书、工人不好好做工、当官的不好好从政，大家都在混日子，就像一个个维持会。靠着一个个维持会，中华民族能实现伟大的复兴吗？怎么才有职业操守，这还用我教吗，不都写在办公室的墙上，照着做不就行了吗？大家如果多看点历史书，就会发现发现一个问题，在一个王朝要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书生不像书生、商人不像商人、坐台小姐不像坐台小姐，难道不是吗。比如说晚晴、晚明、唐、宋王朝的末年，不就是这副德行？大家都没有职业操守，不灭亡可能吗？
第三个层次造福社会。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张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身处世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尽管没几个人能完全达到这样的高标准，但在过往的历史上，总有很多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履行着自己的历史责任。如范仲淹、王安石、胡适、鲁迅等等。这些人当然是中国真正的脊梁，不是现在花钱弄出来的所谓脊梁，那都是中国的羊蝎子。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如果你想活得更有价值，就不能做自了汉，独善其身，而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跟工人农民暴发户还是有区别的。孟子讲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这样做也是你的本分，老百姓给你修象牙塔，你躲在里边修炼，过上好日子，难道不应该帮助他们，造福社会吗？如果不，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可现在的伪知识精英，即便已经达到肥头大耳的地步，不但不想着兼济天下，还变着法子掏老百姓的腰包，一点廉耻心都没有。有一次我在网上看见易中天先生说“天下事关我屁事”，说实话，我抽死他的心都有。咱别把不要脸当个性，好不好？没人指着你成为范仲淹、谭嗣同，但基本的廉耻总应该有吧。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大概都不是靠独善其身混出来的。而是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人民才心甘情愿记住他，称颂他，不是吗？所以，张载讲的这几条并不过时，中国要振兴，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能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
把以上两大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就很容易得来判断知识分子的成色，看出哪些是真货、行货，哪些是假货、水货。
如果是真的知识分子，从为学的角度，我们要有学识、要明辨是非、要有智慧和创新；从处世的角度讲，我们要遵纪守法、要有职业操守、要造福社会。
我们把其中的六个元素进一步梳理，就可以按照不同的成色鉴别出知识分子的三流九等：
如果有学识并遵纪守法，可谓三流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基本达标；
如果在此基础上，能明辨是非、有职业操守，是二流的知识分子；
如果再能有所创造，并兼济天下造福社会，就是一流的知识分子；
如果连三流的条件都不具备，那你根本就不入流，是个水货假货。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流的知识分子，但至少你可以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水货、假货，对不对？伪知识分子和伪知识界就是一帮假货和水货。我们需要的知识界，就是能够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为他们创造机会，供他们表演的舞台。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