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1909年9月—1985年10月)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名誉校长，“文革”初期曾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他是一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更是我十分敬仰的师长和前辈。我曾有幸协助他整理过回忆录，并为此于1984年5月至7月在其病榻前与之朝夕相处两个多月。此间，他曾抱病向我口述了一生的经历，从其童年时代讲到革命征战，直至“文革”时的遭遇。这次口述的内容曾于1986年出版过《往事漫忆》一书，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该书的时间下限仅至1957年，他辞去云南省省长到南京大学任校长为止。他已经口述过的此后的许多内容，特别是有关“文革”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都尚未整理与出版。现依据郭影秋的口述录音，将其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予以整理，公诸于世。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好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作了深刻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个人在“文革”之初曾被中央调到北京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并代表华北局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会议，很快又被撤销职务，长期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以说是“文革”初期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我想把自己当时的亲闻、亲见、亲历做些追忆，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说，也许人们还可从中取得某些借鉴。
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时，我被调到北京新市委
记得是1966年5月初，当时我正在京郊海淀区苏家坨公社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突然来找我谈话，开门见山便通知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市委做文教工作。”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我毫无思想准备，略作沉思后，就对赵汉同志再三表示，请转达中央有关领导，最好免调。我当时申请免调的主要理由和内心的想法是：
其一，我从1965年9月便来农村“四清”，开始担任苏家坨分团党委书记，后来又任海淀区总团党委书记，当时这一带的“四清”运动，正处于收尾和总结阶段，工作确有些脱不开身。
其二，在乡下已经有大半年的时光，对于北京市委的情况不了解，也很少和城市里各机关接触，消息不灵通。而当时的形势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自从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来，形势急骤严峻，1966年初罗瑞卿已遭批判，接着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批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接着中央又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后，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火药味都很浓，且都已明确指出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而且还要揪他们的“黑后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我对面临的形势吃不准，看不透，惟恐做不好新的工作。
其三，虽未向赵汉同志多讲，但却是最为重要的想法，是我不想离开人民大学，不愿离开教育工作岗位。就个人的思想深处说，我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目标是愿作一个大学的好校长。我常常向人说：“我是个教书匠，我也乐意当教书匠，而不想当官。”但革命形势与党的工作需要，却长期把我推到党、政、军的领导工作岗位。所以，我曾在一首词中说：“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情。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1957年请求辞去云南省省长之职，而主动去南京大学当校长。还有1958年陈毅副总理希望我出任驻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使，我也推辞了。此外，1962年周总理也曾要调我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实际上是代替习仲勋同志做秘书长工作，因需在新一届人代会通过)，我也婉言辞谢。此后，周总理又要调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给吴玉章校长做助手，我才不得不到人大来，好在与南京大学一样，都是教育工作。到人大后吴老对我十分信赖，非常放手，而且对我的工作一再过誉和肯定，1964年2月10日他曾写信给我说：“学校的工作你来了以后，各方面都有健康地前进，我很满意。但你还缺少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的教务工作助手，这件事在适当时机总得要解决。”吴老当时已88岁高龄，他对我确有知遇之恩，我不能放下人大的工作，也和对吴老的感情有关。再说到人大后这两三年，所做的主要工作还是擦屁股、处理各种遗留问题，如何把人民大学建设好，我已逐步形成了一些规划，还未及实施。
但不久，我的免调请示未被采纳，中央明确通知一定要调。这样，我不得不在5月中旬到北京市委报到。当时，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揭发批判和处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彭真同志领导的北京市委，已是众矢之的，呈现“人人自危，乱作一团”的局面，虽然尚未公布撤销彭真的职务，而实际上已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报到后不久，李雪峰找我谈话，交待工作：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同时兼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代表华北局出席“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关会议，这实际上就是顶替邓拓那一摊子工作。在正值“文革”发动的形势下，文化部门，首当其冲，朝令夕改，瞬息万变，工作局面之复杂与艰险，可想而知，这实在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我一听自己将要承担的工作，顿时就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但不管如何，既来之，则安之，也只能根据事态发展，凭借多年的党政工作经验，并随时请示汇报，因势利导，去开展工作。但事后想来，我当时的思想准备远远不足，对形势的复杂性更是大大估计不足。
我到北京市委不久，5月18日就发生了邓拓自杀事件。邓拓当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他是党内著名的秀才，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等职，又是新闻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诗人，是我国和我党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对当时横加在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不能接受又无法申辩，而不得不以死抗争，终年才54岁。应该说按常理看，他的死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应引起重视和警惕。再说，这样一个老干部因被揭发有问题而自杀，也可能会在同类老干部中引起骚动和不安。因此，北京市委曾就邓拓之死，给中央写了报告。事后，李雪峰曾传达过中央对此报告的批示，在有关批示中，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似乎对此事很不以为然。我听了这一传达后，顿时不寒而栗。我参加革命以来，对毛主席可以说是出自内心的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服，而他对邓拓之死的批示，却使我大感意外，怎么能如此铁石心肠，对待一个已经死去的、多才多艺的，即便是犯有错误的党内高级干部呢?由此，我也进一步引起思考，此后的“文革”会如何发展？将引向何处？实难以想像！
二、一次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1966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市委工作时，中央正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由于会议进行过程中我才到北京市委，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议的有关情况我很快就知道了。因为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同志参加了该会，而我与万里是相识相交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就同在冀鲁豫区工作，那时他是区民运部长，我是敌工部长。同时，又都喜欢打网球，解放以后仍常互相往来，现又成为北京市委的同事，日常互相交谈较多，他自然向我转达会议的有关情况。事后我也从正式渠道得知实情，这次会议是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整个会议过程中毛主席都在外地，由他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其一，传达通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其二，揭发批判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三，讨论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因5月16日通过，即所谓《五·一六通知》)。万里同志还向我透露了一些会议的细节。当时，我们两人在互相交谈时，相互间还有些同感，都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次会议极不正常，主要表现在：
其一，因为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会议，由少奇主持会议，中央其他几位副主席也都出席了会议，而且这几位副主席都排名在林彪之前。然而，围绕会议主题作主要讲话的却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而且，会议的有关情况也由康生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会议开始的前两个半天，首先由康生向会议系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及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有关指示；介绍和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起草过程及毛泽东对《通知》的修改意见，以及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的内容，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接着由张春桥在会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陈伯达在会上也讲了话，他提出对彭真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尤其是“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林彪在会上更是出尽风头，充分地表演，他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谈古今中外的所谓政变(按：即被称之为“政变经”的《5·18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肆意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就是要“搞政变”、“搞颠覆”、“要篡权政变”。与之同时，他又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大搞个人崇拜，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一万句”之类的话语，就是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我们从这次会议的安排中感到作为此次会议的主持者的刘少奇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似乎都不能主导会议，整个会议实际上乃由毛泽东一个人在幕后指挥，再由他信赖的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在前台表演和主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这岂不是极不正常吗？！
其二，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等人所谓的问题后，展开对他们的揭发和批判，批判的调门定得极高，欲加的罪名都大得吓人，都是按毛泽东那段有名的论断：“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我们的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又进一步直接演绎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的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其他与会者的揭发也不得不按既定的调门跟着附和。对被批判者横加罪名，无限上纲，却不允许他们自我申辩。会议虽然安排了彭真、陆定一检查，但彭真在大会上仅仅讲了五、六分钟，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名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康生随即摆出一副打手架势，强词夺理地反驳说：“你这个讲话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说：‘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就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这完全是蛮不讲理，仗势压人。陆定一在检讨中说：他“主观上绝没有想变天”，林彪则毫无根据地反驳说：“你天天想在变天!天天想在变天!”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党内民主气氛？另外，会上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等四人进行专案审查。但与之同时会上又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及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这几位参加革命几十年，在全国党、政、军中有很高地位、很高声望的老同志，就这样轻率地被撤了职。按常理说，组织处理应根据审查的结果，怎么能在专案审查尚未进行时，就作出撤职的组织处理呢?我感到这些都是违背党章、不按组织原则、践踏党内民主的极不正常的做法。
其三，更为不正常的是，林彪在会上抓住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曾写匿名信的问题，揪住陆定一大吵、大闹。陆定一曾就严慰冰写匿名信问题在会上检查说：“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则毫无根据地反问，“你老婆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听后更加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指着陆定一的鼻子叫嚷：“老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另外，更令人厌恶的是在陆定一做检查的那天会场上，每位与会者的桌面上，还放了一份由林彪签名的复印件，上面写了：叶群和我结婚时是处女；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之类的内容。我感到这些都实在不像话，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一个身为党的副主席的人，对于另一位党的高层领导，为了个人私怨竟然如此歇斯底里大发作，这在以往的党内会议、党内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严慰冰写匿名信固然不妥当，但其写的内容毕竟是属于个人恩怨与猜忌，属于家庭琐事，不涉及政治内容，怎么能搬到党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大吵大闹，纠缠不休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显然把个人间的矛盾与忌恨上升到政治斗争，欲置人于死地。这就使我感到不仅这次会议极不正常，而且也感到，“文革”一开始就很不对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这次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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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康生陈伯达的鬼蜮伎俩
在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同时，江青一伙秘密组织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煽风点火的文章连续发表，火力越来越猛，“文革”的形势在社会上也迅猛发展，特别是各高等学校都已造成声势。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出现了聂元梓等七人联名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云，并扬言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出笼后，立即遭到许多北大师生的反击。因在此之前党中央、国务院曾发出过关于张贴大字报的指示，诸如“内外有别”，“遵守纪律”等。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中央又重申了原来的规定。同时也严肃批评了聂元梓违反中央有关规定的错误。我们在市委还召开了各高校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有关规定和指示。但6月1日下午我们正在市委开会时，突然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说当晚中央广播电台要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当时，出席会议的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北大的校长陆平和一位副校长也在会场上。稍时李雪峰、吴德让我通知北大的陆平等人立即回校，说是要做好准备。
6月1日的当天晚上，我又赶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开会。我不是“中央文革”成员，而是代表华北局列席“中央文革”会议。我到北京市委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已经定下来了，中央还决定各个大区派一名代表列席，华北局是我、东北局是郑季翘、中南局是王任重、华东局是张春桥、西北局是杨植霖、西南局是刘文珍，后来参加会议的就是这些人。我进入会场时，已经有几个人在座，因为都听到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广播，自然都围绕北大“文革”的事在议论，听说中央决定要派工作组到北大，人选也定了，组长是张承先。正在这时，陈伯达来到会场。我和陈伯达过去虽见过面，说过话，但无任何个人交往，这时才算是第一次正式认识。他听到大家议论向北大派工作组的问题，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张承先这个人不大理想，我和他一起做过救灾工作，他身上老是挂着药瓶子，身体不好。最好能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做完这个工作就能留在北大工作(当校长)，这样的人最合适。我看要是你能去最好了，你去北大最好。”我则随即回答说：“我不能去，北大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再说北京市刚成立文革小组，这摊子事也不少，我还有人民大学的事。”我和陈伯达说话过程中，康生也已步入会场落座。大家议论的结果，还是决定派张承先去为好。这样，张承先就带工作组到了北大。
那天晚上，李雪峰及国务院外办的张彦，还有我和市委的一些人都到了北大，李雪峰与张彦还先后讲了话，从北大回来已是后半夜了。
据我所知，在派张承先去北大的前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还在5月30日向在外地的毛泽东请示：拟派工作组由陈伯达领导到人民日报社，毛泽东当天就指示：“同意这样做。”所以，5月3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就已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晚在钓鱼台研究向北大派工作组时，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也都在座，没有一个人反对派工作组，大家似乎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顺理成章的事。
北大的工作组派出去之后，各方面的情况都紧张起来了，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而且各个学校都要求派工作组，一两天内，北京市委和华北局就抽调了40多位干部，包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及其他中央各部的正、副部长，分别到各个大的学校去。我记得孙有余(一机部副部长)是6月4日到北师大，叶林(经委副主任)到清华大学，其他各高校也陆续派出。因为派工作组大都经过我的手，需要的人很多，级别也都比较高，需要与各方面磋商，时间又急迫，最紧张时，我就是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派出。而陈伯达和康生处，却不顾一切反复打电话催促：“要快派”，“尽快派”，我万般无奈，也只好向他们说明难处与苦衷。他们则不依不饶地逼迫说：“派不出去也得派，要么你就自己去!”当时，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还给我写过信，希望我能增派她到北大工作组任副组长，我也曾回复她说：“北大工作组副组长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请予谅解”。这些事实都说明，康生、陈伯达一伙人，当初知道派工作组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他们不仅不反对派出，还积极对工作组的人选出谋划策，百般催促，甚至毛遂自荐，想方设法往里挤。只是，后来风向变了，才摇身一变来了个180的大转弯。不管怎么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各个学校、各个单位都派出了工作组，似乎可以舒口气了。谁知，树欲静而风不止，哪知更复杂、更尖锐的斗争还在后面。这一方面是一些学校的工作组与所在学校的“造反派”发生了矛盾和斗争，“造反派”制造事端，不服从工作组领导，有些工作组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也出现不周、不妥之处；另方面则是中央最高领导层在对工作组问题上逐渐产生了分歧。康生、陈伯达一伙利用分歧，在暗中唆使“造反派”闹事，由于这两方面的矛盾互相交织，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由于工作关系，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到矛盾的漩涡之中。
工作组与“造反派”的矛盾，突出反映在北大、北师大、清华等有名的高校。6月18日，北大的一些“造反派，擅自揪斗了几十名干部和教师，采取了抹黑脸、戴高帽、挂牌子、设斗鬼台、打人、罚跪，甚至污辱女性等各种违反政策的错误做法。工作组闻讯后，赶往现场，予以制止，并于当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张承先在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不经过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错误的，容易被坏人利用，“六·一八”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等等。此后，工作组将此事件写成《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刘少奇批准转发了《简报》并有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聂元梓等“造反派”却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工作组的做法是镇压群众。
我事后得知，远在外地的毛泽东就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他还将这一看法迅即传给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这伙人闻讯后，欢喜若狂，并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各校的“造反派”。与之同时，北师大也发生了“六·二○”事件。具体情况是6月20日该校的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等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强烈反对工作组。对此，孙友余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广播讲话，对大字报列举的事情予以澄清，并指出反对工作组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干扰。如此一来，矛盾越来越激化。在此过程中，我曾到北师大做过调查，看过大字报，同时也应围观的师生员工要求在露天的场地上讲过话，大意是：希望北师大的师生员工按照中央的部署，在以孙友余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下，摆事实，讲道理，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批评，可以帮助。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少数人混水摸鱼，扰乱阵线，把运动引向邪路。不料，我这个讲话，也被“造反派”批判为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宣言书”，还有人给我贴出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北师大的“造反派”之所以如此嚣张，我事后知道背后也有康生及“中央文革”的支持与煽动。曹轶欧等人就曾到北师大就“六·二○”事件进行过所谓“调查”，幕后为“造反派”撑腰打气。
由于有毛泽东对北大“六·一八”事件视为“革命事件”的批示，已经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到北京后，形势更加急转直下。据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在此期间内刘少奇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我曾参加过一次，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不主张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张派。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总理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意思不是很明确，似乎是不主张派。少奇马上针对周总理的话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会上自始至终对于是否应该派工作组，一直争论不下。
接着又开中央扩大会，包括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李雪峰、吴德、我及高扬文、马力等都参加了。会上又发生了很大的争执。陈伯达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的都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我是请他们去学习的。他这么一说，包括当时了解情况的李雪峰等人都不好再讲什么了，都不说话了。会上还就是否撤工作组问题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撤，有人主张不撤，即使是认为有问题的可以撤下来，再派另外的人去。就在这时有人写了个条子交给康生，康生看后交给黄志刚，黄看后又交给我和吴德。我看了这张条子是曹轶欧写给康生的，上面写道：“我和戚本禹同志都建议北师大罢孙友余及翁世功两人的官，伯达同志同意”，陈伯达也在字条旁边写了“我也同意”。我与吴德把这个条子又交给李雪峰，李雪峰又在条子上批了一行小字，意思是“还要考虑派人到北师大工作的问题。”为此，会后，北京市委又开会研究北师大的问题，李雪峰通过电话联系，经磋商再派人到北师大，人员由三方面的人组成，一是北京市委，二是国家经委，三是教育部。而对于罢孙友余官的问题，李雪峰却没有明确布置。他还指示我去对从三个单位抽调的人员进入北师大之事做动员。我因下午还要到中宣部开会，就让他叫黄志刚去动员。但下午我正在中宣部开会时，吴德又急如星火地打来电话，让我立即回去，他在电话中说，“康老很有意见，请你快回来。”我一听知道事情大了，立即赶回市委，与吴德见面后话都没有说，立即上车赶快到康生那里。到后，果然看到康生大发脾气，主要是对处理北师大孙友余的问题有意见，责怪北京市委没有执行他的指示。他声色俱厉地对我和吴德说：“孙友余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是为什么?我看孙友余有后台，有后台!后台之后还有后台!”他的话很明确，明显的他把我也指责为是孙友余的后台，而且还不止是我。我想他发那么大的火，说不定要拿我开刀。这次谈话在极不和谐的气氛中就结束了!
另外，就在康生为孙友余问题大动肝火，严加指责前后，他还通过一些人转告我，曹轶欧从没有参加北大工作组。同时，还曾指示过我：“派工作组是错误的，都是刘少奇背着主席决定的，你要揭发刘少奇。”对此，我真是感到莫名地惊诧。我大惑不解康生为什么要如此说假话，曹轶欧明明在北大工作组里面，而且曾经要求当副组长，在我婉言回绝后，还收到过她的信，信中说：“我不能做工作组副组长，请把我的名单从工作组撤掉。这次工作组的改组我确实不知道，对于您的安排我也觉得确实不恰当。”倘若，那次把曹轶欧安排上副组长，她也绝不会要求退出。而且，她的退出也说不定是听到什么风声，玩弄的脱身之计。这件事使我发现，康生这个人竟然能随口说假话，就像陈伯达一样，他明明派了工作组，却说从来没有派过工作组。可见，这些人专门搞阴谋诡计，什么假话、鬼话都可以说。关于康生指示我就工作组问题揭发刘少奇，我心里也很明白，因为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就派工作组问题对我有过什么指示。反之，我派的工作组大都是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指示、催促、逼使的。我怎么能昧着良心去揭发刘少奇呢?
大概是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又曾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先后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途，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虽然事先康生曾指示我要在工作组问题上“揭发刘少奇”，但我在参加所有有关的会议上，在中央高层对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我没有说过一句对少奇同志不利的话。我心中明白这样的表现，肯定会得罪康生，但人各有志，只好听之由之，由他去吧!也就是在此前后几天内，江青、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员们纷纷到北大、北师大等高校讲话。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喊：“要撤销工作组”；“要罢张承先的官”。老奸巨猾的康生也跟着阴阳怪气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他们这伙人，真是两面三刀，出尔反尔，玩尽了鬼蜮伎俩。
北京市委在雷霆万钧般的压力下，于7月28日作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由李雪峰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同时，他还在大会上宣布撤销我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当我听到对我撤职的决定时，心头涌起莫名的愤懑与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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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纯粹是为陷害而捏造
就在宣布撤销我职务的前两天，康生就曾于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康生这个大奸大恶自己也知道，他讲这番话并无根据，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需要，为了附和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宣扬的“政变经”，给其寻找证据和注脚，便毫不负责地对彭真栽赃陷害，捏造他搞了什么“二月兵变”。同时，他似乎是随意地说：“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实际上则是别有用心的要把我端出来，因为自“文革”开始以来，他曾多次对我拉拢、“指示”、训斥，我却始终没有买他的账，致使他记恨心头，早就想伺机对我进行打击。我心中明白，他这样对我落井下石，施以陷害，决非是出于无意和偶然。特别是关于“二月兵变”一事，我和康生在此之前就有过对质，我已向他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早在1966年5月中下旬，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师大相继就“二月兵变”贴出过大字报，甚至指名道姓地质问：“郭影秋是什么人?”我知悉有这样的大字报后，一笑置之，根本不当成什么事。不料，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上，康生突然向我发问：“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大字报我虽未看过，但我知道这件事。”康生又进一步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汇报?”我又说，“我认为大字报揭发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事，所以没有汇报。”当时，康生冷笑着“嗯”了一声，随手从包里拿出个材料给我看，原来是他的联络员给他写的一个汇报。材料中说：北大某某大字报揭发北大、人大都曾有过驻军，是要搞兵变。康生用红铅笔在材料上划了大杠杠，还指着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为此，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与原委向他说明。
这件事本来是很清楚的，1966年初我正在海淀苏家坨搞“四清”时，北京卫戍区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借过房子。据来人说是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向他们介绍说，海淀区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在学校的同志表示可以安排些房子暂时借用。学校的同志也向我汇报过此事。但是，后来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同志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决定不在学校借房，而住到郊区的一个靶场。从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看，怎么能得出是彭真想搞兵变的结论呢?不料，康生却未由此而善罢干休，他于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讲了那番耸人听闻的话。这不明明是凭空捏造，有意栽赃陷害，且趁机打我一耙吗？！
康生讲了所谓的“二月兵变”的第二天晚上——7月28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就兴师动众到市委去揪我。当晚十点多，吴德到我的房间说：“经与李雪峰商量，看形势你还是回人民大学吧!”就这样，未经任何组织手续，我就被“造反派”押回人民大学。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我的车刚进入人民大学的大门，就被人从车上拽下来，不由分说地推到一个会场进行批判，其中被质问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让我交待“二月兵变”，我只好再原原本本予以说明。我之所以被“造反派”揪回学校，直接导火线就是由于康生捏造了“二月兵变”，并无中生有地指控我“也完全知道”。
直到1966年8月2日，在人民大学召开的关于我的问题的辩论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这件耸人听闻的栽赃、捏造和陷害，才算告一段落。但是康生在这一问题上的丑恶表演，确也使我进一步认清他的真面目，他包藏祸心，为置人于死地，真是阴险毒辣，不择手段。由此，我还进一步想到康生这伙人所制造的政治斗争，真是无诚实可言。
五、无休无止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康生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诬陷我完全知道“二月兵变”之后，第二天夜晚我被人大的“造反派”揪回学校时即遭到拳打脚踢，随后又被拉到批斗大会上，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连续批斗长达四个小时之久。被批斗完之后，又被拉到一间学生宿舍中，手脚都被捆绑起来，完全像一个罪犯囚徒。从此便开始了无休无止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受的蹂躏折磨，真可谓九死一生。
一开始，在人民大学的师生员工中，对我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分歧看法，相当多数的人是持肯定和“保”的观点；另有一部分则是主张打倒的，在这部分人中有少数干部和教师，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学生。两派之间越争论，反对者对我的斗争越激烈。1966年8月2日在全校关于我的问题的辩论大会上，小平同志发表了对我带有保护性的讲话：“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到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不很了解，但是，大家可以和他的前任比较一下，是否有进步和变化呢?”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对小平同志的批判诽谤越来越升级，他日益处于自身难保的处境。他对我那些保护性的讲话，反而成为“造反派”把我看作是“刘邓司令部的人”的把柄。将我的问题和“刘邓路线”联系起来，使我的问题一步步升级。
1966年8—9月，海淀区苏家坨的农民知道我被打成“走资派”遭受批判斗争而不理解，因为我在农村“四清”时，和当地农民结下深厚感情，他们对我留下较好的印象，因而自发地成群结队地到学校来，表明对我的看法，还与“造反派”辩论，甚至发生争执。对此，我事先毫不知情。“造反派”却又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诬陷我“调动农民保自己”，“挑动群众斗争群众”，并捏造材料，上告中央。当时，全国其他城市也可能发生有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现象，以至于引起毛泽东于9月7日在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中说：“近来，长沙、西安等地，都有工农围攻学生的事件发生”，而且提到“在北京也有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为此，中共中央即发了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就此发了社论。在当时情况下，毛泽东主席的话，都是“最高指示”，他明确点到“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而且，此后这样内容的大字报、小字报贴满了全校园和大街小巷。“造反派”依仗这一“最高指示”，很自然给我扣上“组织挑动农民进城保自己”、“挑动农民斗学生”的罪名，连续召开质问、批判、斗争大会，我稍有申辨、说明，就被指责为对抗、反对“最高指示”，“罪该万死”。
到了1967年2月，中央的一些老帅老将不顾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淫威，在怀仁堂仗义执言，痛斥这伙人迫害革命老干部，反党乱军，破坏国民经济的反革命罪行，这本来是大快人心事。不料，那一伙祸国殃民的败类，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无耻手段，反咬一口，诬蔑这些老帅老将反对“文革”，搞“二月逆流”。在全国又掀起阵阵反击“二月逆流”，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风恶浪。在此过程中，由于人民大学的师生经过一段“文革”运动的实践后，又重新发表了一些对我持肯定性的观点。为此，我又被诬指成是人民大学搞“二月逆流”和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又是接二连三的轮番批判、斗争、游街示众。
特别是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窜到人民大学，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人民大学的敌人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我一下子成了“钦定”的、全校的二号“敌人”。随之而来的是更惨酷的斗争和打击，被关押在“造反派”总部的地下室里，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批判斗争也进一步升级，不分白天黑夜，随意审问，甚至还煞有其事地举办“审判法庭”，弄一些假证据，强迫我承认；甚至扬言：“你不承认，也可以宣判，可以开除你的党籍。”他们有时又大搞疲劳战术，连续十几个小时质问斗争。如此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有时开质问会时，“造反派”坐在对面桌子旁，上面与你谈话，下面不时用皮鞋踢我的腿，直踢得腿上流血。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
在批判斗争中，对人肆意折磨蹂躏，进行人格侮辱，尤其令人难以忍受。折磨蹂躏的手段，花样百出，竟至无聊无耻，让人难以启齿。如有时游斗时，他们事先唆使些不懂事的孩子，往你脸上抹稀泥，然后再拉着你在路上跑，身上还挂着大牌子，一边跑，一边斗，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让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这时，又让一群孩子，围着嬉笑辱骂，再往脸上抹稀泥，把人折磨蹂躏得简直不堪忍受。更为阴险毒辣的是，他们还故意给你创造条件，诱惑你自杀。譬如有时晚上，看守我的人全都去看戏。临走前，把门从外面锁上，屋里放着斧头、砍刀、绳子、通条，什么都有，我想这是干什么呀!我怎能上他们的这种圈套，怎能不明不白地去自杀呢。即便是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中，我对党、对未来仍抱有坚定信念，正像我当时写的一首小诗中所说：“风狂天地暗，早晚见阳光。”
我本来是一个农家子弟，又打过游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曾带兵打仗。解放后在党政部门和教育战线工作时，仍坚持锻炼，常打网球，体质本来很好。但在“文革”中长时期遭受批判斗争，折磨蹂躏，健康的体格逐渐垮了下来，而且在有病时，又得不到及时治疗。有一次，在连续遭受批斗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结果，他们只好请来大夫，当时大夫一试体温，惊叫起来：“40.7℃这么高的体温，要死人的，你怎么还躺在这里呀！”结果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实事求是地说，我在“文革”后期因病长期住院，最后不得不锯去一条腿，弄得终身致残，确与“文革”中的折磨、患病拖延不治及误治误诊有一定关系。
回首“文革”那段时间的经历，真好像是一场噩梦。我把当时的情况记述下来，为的是不忘这段历史。我坚信，从这场噩梦与浩劫中走过来的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一定都会从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汲取沉痛教训，绝不能让这种历史悲剧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