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具性的辩护
哲学有什么用？这不仅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论题，而且关涉到哲学合法存在纺根据。
面对“哲学何用”这种询问，哲学家本能的反应，是论证“哲学有用”。但是“哲学有用”是个含糊的概念。我们知道，首先，哲学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样态，不同的哲学派别，其功能和作用自然不同；其次，“有用”、“无用”都属于价值判断，是相对于不同层次的评价主体而言的，个人、群体、阶层（级）、民族、国家、人类都有可能成为评价主体，同样一种哲学，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评价；第三，哲学发挥作用、满足人的需要的途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哲学起作用所需要的时间，也有长短之分，哲学的作用通常被认为是“无形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也通过人们的实践行为或社会变革而可以清楚地察觉；再者，哲学有用，实际上还可以分为“曾经有用”、“将来有用”、“应当有用”等不同意义。哲学“以无用为大用”，也是人们经常提出的观点。
无论如何，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找到大量证明“哲学有用”的根据，来说明和论证哲学的价值乃至存在的合法性。下述几种哲学的功能，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
(1)政治、社会功能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充当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常被人们援引的例子有：古印度哲学家提出的“万物统一”的思想，“首次宣布了人类拥有自由和友好联合的权利，从根本上打破了宗教性的和社会性的奴隶制，摧毁了所有不平等的隔绝的表现”。①近代，西方哲学得到巨大发展，“在这一发展的强大影响下，完成了两项历史性事业：16世纪的宗教改革摧毁了天主教会的堡垒；18世纪的政治革命摧毁了全部旧的社会制度。”②另外，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了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了法国反反复复几次大革命。③上述例子，都从积极的意义上论证哲学对于社会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
(2)科学功能
这里所谓科学功能，指的是哲学有助于科学研究，能为科学服务，或者推动科学的发展。历史地看，在古代，例如古希腊时期，哲学与科学原本是一体的，最初的哲学家也就是科学家，他们把对天体的研究与对人类生活准则、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研究结合得很好，”可以说，差不多直到近代，也就是直到19世纪，两者之间的某种统一或同一还存在着。“④虽说随着具体科学的独立和分化，在19世纪出现了科学同哲学的”真正的对抗“，然而，即使在实证主义出现之后，人们也不难找到哲学同科学”友好合作，相互促进“的例子。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都带有某种哲学的眼光。我们可以列举：破尔偏爱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辩证法，这对他的量子力学互补观点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柏拉图的辩证法影响了海森伯的物理学思想；古印度辩证法思想，对薛定谔在量子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有影响……今天，我们遇到了许多全新的问题，例如，面对核威胁、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资源匮乏等全球问题，哲学和哲学家能够做些什么，实际上又做了什么？让我们援引一个例子：“现在我们都在谈论核时代的新思维，但很少有人记起，30多年前，罗素曾在伦敦发表一项宣言，其中恰恰有在核时代必须学会按新思维方式思想的话。这是哲学家做的，而且许多大学者，包括爱因斯坦，都拥戴罗素。我再强调一次；这正是哲学家做的。”⑤
总之，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援引大量的事实证明哲学曾经有用，应当有用和在将来仍旧（应当和能够）有用。然而，以上论证却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将哲学置于从属于另外一个东西的工具性地位。这是一种工具性的辩护，它对哲学的实用价值表示了认同，它从哲学的实用价值出发寻找哲学存在的合法理由。因此实际上忽略或消解了哲学独特的、自在的价值，哲学也就没有取得独立存在的合法根据。
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广泛流行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的今天，面对普遍的物化现实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我们有权利声明和要求：哲学曾经具有、并且应当继续具有本身独立的价值，能够独立于物欲、世俗功利乃至具体科学或社会现实而自我确证，能够独立于实践和感性生活，具有超出物欲、感性生活和实际功用的超越性。说到底，哲学是（应当）自我确证的，它毋需通过其工具价值（社会、科学功能等等）证明自身。哲学的根据、标准、目的都在于它本身。
显然，要确立哲学的自在价值，需要找到一条区别于工具性辩护的新思路，而这同时意味着需要重新说明哲学的性质和作用。
二、如何确立哲学的自在价值？
我们从哲学同人、实践、具体科学的关系入手，考察哲学独特的、自在的存在根据和价值。
(1）哲学与人的关系
确认哲学的自在价值，是否意味着将哲学当成了独立于人的、“非人的”存在（真理、精神）？是否意味着会以“非人的形式来表现人，以超现实的形式表现现实世界”，结果将哲学弄成了“以终极、永恒、绝对为主题的理论，人在这里反倒成了微不足道的对象？”⑥
承认哲学的自在价值，并不意味着必然将哲学弄成脱离人的、与人无关的东西，哲学的真理性虽然不以个人的特殊癖好、主观兴趣为转移，但是哲学从根本上不能脱离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哲学同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表现在人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对象，“是哲学的真正主题、核心内容，是它的理论的初始起点和最终归宿”，⑦因此哲学从本质上说“属于人的自我意识理论”，⑧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是“人的本质的自觉”，而且更表现在：哲学思考的兴趣，是人的兴趣，哲学的思考和反思活动是通过人的头脑进行的，哲学的概念、术语是人发明和使用的，并且能够为人类所理解。作为抽象的智力活动，哲学能够满足人类精神对所见之存在进行了解、逻辑表述和论证的根深蒂固的要求。
这就是哲学的自在价值：它能够满足人的最深切的精神需要，满足人类在终极意义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渴望。哲学当然不等于现成的或绝对的真理，但它试图打破个人和人类的一切主观成见，试图构造“真理的精神”。这意味着：“要永不寂灭思想的怀疑能力，永不停止怀疑看似明晰与确定的东西，经常怀疑常识的所谓可靠来源，经常意识到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可能有另一面永不忘记有些问题超出科学的合法视野，而这些问题对我们所了解的人类的生存又至关重要。”⑨历史地看，哲学与其说是真理，毋宁说是对于真理的追求，与其说是一种知识理论，不如说是人的穷根究底的、永不停止的反思活动。哲学由于追求真理而不同于个人主观的成见或偏好，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它不依赖于个人，但正因为它处在不断的自我超越的途程中，它又不是绝对的真理。再者，我们在哲学史上固然可以找出许多现成的哲学体系，但是却不能把这些体系当成现成的，可以操作的“技术知识”。哲学理论或体系，仅仅是哲学反思活动的结果，但是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并不能固定在某个既成的哲学体系上一－－虽然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包含了某种智慧，然而一旦后人将某种哲学固定化，将它当作如同技术知识那样的知识来“操作”和“使用”，智慧也就很可能一同消失了。哲学智慧不是某种可以发明、学会、熟记和操作的东西，不能象计算机软盘似的可以机械地操作和使用。对于个人来讲，要掌握哲学智慧，需要付出全部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去探索、体验，并寻找适宜的语言手段将内心的体验加以表达－－去说出那也许根本无法说出的大神秘。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哲学严格来说并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种理想的、需要付出全部心力方能达到的理想境界。一个人越是沉醉于这种境界，他的“日常的急迫的功利兴趣”便越淡化，对外界越是沉默。人类确实不只有迫切的功利欲望和兴趣，而且有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终极奥秘的求知欲、好奇心，哲学反思活动能够满足这种纯粹的精神兴趣，能够使人类精神不断地向上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是一切“最有价值的事物中的最好者。”
我们将哲学规定为具有批判性的、永不停止的反思活动，但是关于哲学反思活动，还需要提及以下几点：首先，哲学反思活动不仅运用理性的、抽象逻辑的表达方式，而且要经常使用与艺术同源的形象思维方式，以及直觉、顿悟、灵感等思维形式。其次，哲学的反思活动虽然已一再证明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绝对可靠的知识基础或生存的依托，但是仍旧是人类精神赖于“安身”的一条重要途径：一方面，哲学在寻求“绝对”或“终极基础”的过程中往往直接同宗教信仰相通，哲学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会唤起信仰的直觉。我们只要回想一下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斯多葛派的“宙斯一逻各斯”，柏罗丁的“太一”，奥右斯丁的“活生生的真理”（实即上帝），斯宾诺莎（对上帝的）“理智之爱”，马勒伯朗士的“万物之象寓于上帝”，M·埃克哈特和耶可比·波墨的神秘主义创造，黑格尔的“绝对”……就知道哲学同宗教信仰有多么深刻的渊源关系了。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哲学家尤其是无神论者反对宗教信仰，哲学的理性反思仍然是宗教信仰的一件适用的“替代品”，因为哲学无论如何都要对生存的意义作出解释。哲学一直在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即使许多哲学家认识到，人类精神的“家园”，说到底并不在非反思的信仰王国之中，而仅仅在流动着的反思过程当中，在精神的不断历险的道路上，但是，这似乎并没有使哲学家们彻底失望，反而促使他们扩展着人类精神的境域。第三，哲学涉及意义、价值问题，哲学反思的目的，并不仅仅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智力兴趣”。哲学是一种智慧，但是说到底它是一种“仁智”，它能够指明理性的最崇高的目的，这些目的与人的主要价值取向首先是道德价值相联系。哲学思维的本质在于论证最崇高的道德价值，它应当、并且能够使任何目标所有的知识及其应用，都符合人类理性最崇高的道德目的－－它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核心，人类行为之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康德早就敏锐指出：无知无识的人成不了哲学家，然而仅凭知识也成不了哲学家。“智慧……一向含于行为方式里要多于含于知识里。”
总之，哲学的自在价值，并不在于它同人无关，或者是一种非人的存在，而在于哲学能够满足人类了解存在之物的终极奥秘、寻找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的精神需要。哲学意味着精神对感性的超越，意味着精神持续不断的自我超越，它使得人类不致于丧失精神信仰，并且有助于培养和塑造完善的人格。事实上，一部哲学史，构成了“人类的精神面貌”，我们无法设想，没有了哲学，人类的精神世界将是何等的荒凉！
(2)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性的反思活动，然而这种反思活动，总是要以理论或体系的方式表现出来。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我们将哲学当作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承认理论具有自在价值，是否意味着理论可以独立于实践而存在？哲学理论有无自己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承认哲学的自在价值，是否意味着反对“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现实服务”等等？
我们认为，不论从来源、动力、目的（最终归宿）或检验理论的真理性标准等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理论对于人类感性实践的本源性的依赖性。马克思强调对世界的“改变”，以区别于传统哲学对世界的单纯的“解释”，在哲学史上也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脱离实践基础来谈认识，为认识而认识，为认识（理论）寻找纯粹的真理标准，把认识看成高于实践的东西，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反对的。然而，承认实践的基础地位，并不意味着不能谈论哲学理论的自在价值。因为哲学虽然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且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但是哲学作为高度抽象的理论，它毕竟不等同于实践，它相对于实践具有一定的独立自在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一般地显示在：哲学对世界和人生的把握有一套专门的术语；哲学的历史发展虽然与实践、物质生活的发展大致平行，但毕竟有其内在的、逻辑意义上的秩序，与实践进程并不完全一致；哲学理论的检验虽然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实践，但是也有一些评判标准，如内部连贯性（无矛盾性）等等，主要是理论的和逻辑的，我们无法在实践证明和逻辑论证之间简单划上等号；哲学理论虽然归根到底应当、并且能够应用于实践，要“联系现实生活和实际”，但我们却实在不能期望每一条哲学原理都会有“立竿见影”的实效，有些基本原理，甚至无法具体地运用。
进而言之，倘若我们摆脱对哲学理论的实用主义的理解，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承认哲学相对于实践的独立性，甚至会承认哲学有它自身的标准，借以评判和衡量“现实”、“实践”。哲学理论与实践的作用是相互的，哲学对于实践的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哲学的独立性。哲学并不简单地认可一切“现实”，否则就谈不上对现实的“批判”了；哲学也不轻率地、盲目地为“实践”服务，因为人类的许多实践实际上是非理性的或不合理的，如法西斯战争，是在某种狂热或者不现实的主观幻想驱使下进行的。哲学务必保持相对于实践的独立性，而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又必须首先承认哲学的自在价值。哲学为实践服务并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我们不仅应当要求哲学为实践服务，同时还应当要求实践为哲学服务，要求实践符合于哲学的理性标准。
(3)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承认哲学的自在价值，是否意味着要重新恢复哲学在全部知识中的中心地位、“霸权地位”？在后现代主义（例如罗蒂）试图将哲学消解为“沟通各种文化形式的解释学”、“广义的文化批评”的今天，面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危机”，哲学的自在价值还能成立吗？如何才能既保留哲学的合法地位，又避免哲学的僭妄－－对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粗暴干涉？
今天，哲学是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确实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哲学能否象黑格尔所期望的成为“一切科学和真理的中心”⑩成为人类一切知识的基础，更是存在着广泛的怀疑；哲学本身的混乱状况，和似乎毫无进展的“回到出发点”的情形，也很容易成为人们攻击哲学的借口；在各门具体科学得到长足发展的今天，在具体科学研究方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哲学自然很难再扮演“科学女王”的角色了；认为具体科学研究世界的特殊或个别规律，哲学通过对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综合而研究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也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然而，虽然哲学具有区别于其他具体科学的特点，例如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令哲学家头痛的大难题，哲学比其他学科更多地倚重于哲学史，不同体系和理论的纷争混乱也是其他学科见不到的，但是我们仍旧认为哲学具有自在价值，也即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功能。哲学具有独特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尽管哲学内部的纷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但是所有哲学体系无疑都具有不同于具体科学研究的一些特点。哲学的核心是“形而上学”，尽管形而上学的“克服者”或“反叛者”多次宣称形而上学的终结－－“无效”、“无用”或“无意义”，但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却始终纠缠着他们的头脑。譬如语言分析哲学企图绕开形而上学的问题，但是很快表明，形而上学是无法回避的。“如今，最为古老和持久的形而上学争论之一，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种种争论，正是由分析型哲理探讨形成的。”⑩
当然，确认哲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和自在价值，绝不意味着否认哲学同它们的联系，正如哲学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类实践，它也离不开其他科学知识。在哲学同其他科学的关联中确认哲学的自在价值，仅仅意味着：哲学即使不能成为物理学或数学之类的科学，它仍然运用其独特的概念和方法，提出和研究科学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哲学问题虽然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答，但这并不证明问题本身和尝试解题的努力是无意义的。同时，确认哲学的自在价值，也并不意味着要坚持哲学“霸权主义”，因为这是以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明确划界为前提的。哲学一方面不同于具体科学，另一方面毕竟又不能归结为神秘的直觉和神学，哲学在学科关联中的保持独立，不论问题或方法都是如此。
以上我们从哲学同人、实践、具体科学的关系的三个方面阐述了哲学的自在价值。我们承认，哲学确实不是某种非人的、独立于人类实践的、和其他科学无关的东西。人、实践、具体科学也不是哲学自身演化出来的，哲学并不是独立于人类及其实践的“自在自为的真理”，这是我们同黑格尔的区别。然而，哲学即使从根本上依赖于人、实践和具体科学，也仍然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和自在价值。哲学一方面以人的感性生活和实践为基础，以具体科学知识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却又超出人的感性生活和实践，同时又对具体科学知识赖以成立的基础进行研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哲学为物质生活、实践或是具体科学服务，把哲学仅仅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事实上，哲学的一切工具价值，都是以它的自在价值为基础的。哲学独立性和自在价值的丧失，也就是哲学的没落。
三、政治、市场与哲学
哲学的自在价值，还可以从它在社会有机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和强调。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子系统构成的。在文化这个子系统中，哲学即使不能充当“核心”或“基础”，也始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构件。虽然政治和文化一般地被当作上层建筑，而经济构成两者的基础，但是人们也普遍地认识到：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不仅具有相对于基础的独立性，而且对经济基础有能动的反作用。一个社会，只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各自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时候，它的发展才有可能是协调的，相反，任何方面的忽略或片面强化，都会导致社会的失衡和畸型。
哲学的地位，当然首先取决于它在文化结构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依赖于它相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得到了突出的、片面的强化。哲学虽然经常被宣称为“科学”，但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的身份出场的，其科学性、独立性和客观性都是相当可疑的。在哲学主要成为政治（领导人的讲话，或者某项政策、方针）的论证工具时，它的批判性、自在价值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政治的畸型强化，不仅导致了政治和学术研究的混淆，而且造成了哲学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极端恶化：知识结构御用化，社会角色官吏化，个人性质工具化等等。
哲学沦为政治工具的局面，是严肃的哲学思考者深感痛苦而又不能加以回避的，当然，这同时也在他们心中培植了反叛了冲动，这种冲动通过他们在哲学同政治的划界行为中得到明白的显示。我们也可以将哲学从对政治的依附性中挣脱出来，理解为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与经济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趋向中心化分不开的，换言之，哲学思想解放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舆论先导；而经济建设又逐步明确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由于哲学家们早已厌倦政治斗争，因此，在催生和培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对“经济建设中心论”也表现出衷心的拥护。他们相信，政治的逐步弱化和经济的强化，会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构。而且在理论上确实可以推论说：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直接带来经济的繁荣，而一个社会的富足，又是其知识、文化包括哲学蓬勃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哲学既摆脱对政治的依附性，又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物质文化的昌盛，最终带来哲学的真正的繁荣，这幅图景当然是美妙的，充满了神奇的诱惑力。
然而，在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却立即发现：在他们尚未彻底驱除政治的强迫力的同时，在政治虽然表面上有所淡化向实际上仍左右哲学研究的时候，突然出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又以更迅猛的速度、更粗蛮的强力和金钱至上的逻辑，将他们逼向贫困的境地，使他们陷于更难堪的窘迫之中。市场的繁荣并不能立即带来哲学家生活的富足和哲学的繁荣，虽然通俗文化随市场的兴起而繁荣，但是哲学和其他严肃文化似乎受到市场的猛烈冲击，并且处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夹击”之中。
今日中国的哲学家不得不面对下述痛苦的选择：或者在市场的压力下寻求政府的“保护”，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将哲学重新确定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内心对此结局又实不甘；或者完全屈从于市场的压力和逻辑，将哲学思想成果作为能够赚钱赢利的商品来“生产”和“销售”，但是哲学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必然导致哲学反思和批判品格的沦丧。与市场和商品化相适应的哲学，只能是实用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自觉地成为赚钱赢利的工具，成为“物化现实”的推波助澜者。对物化现实的理性观察和批判，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超越，以及人文精神的弘扬，人文价值的确认，都是同市场的金钱逻辑格格不入的。哲学不论是完全服务于政治，还是服务于市场，不论是“御用化”还是商品化，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从上述哲学的二难处境中也可以推出；哲学要想在社会整体结构中占有独立地位和取得自在价值，就必须摆脱对政治、市场的双重依附。事实上，市场经济建设在今天仍被一些人当作“最大的政治”，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政治中心主义的惯性运动，市场和政治联手攻击哲学的独立地位，这是哲学的悲哀。哲学必须从政治和市场的具体操作中解放出来。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斩断哲学同政治、市场的联系，也不是否认政治、市场对哲学良性的促进作用。简单地将哲学推向市场，或者简单地将哲学单纯作为意识形态加以保护，都是对哲学的摧毁。当然，哲学也不应当成为凌驾于政治、市场之上的独立存在，哲学家也不应当以某种仇视的心态对待政治和市场。对政治和市场的批判应当是理性的、冷静的，哲学、政治与市场的关系，在理想的意义上应当是合作的、对话式的，只有这样，才能导致社会的平衡发展和一体化的繁荣。
【注释】
①《哲学译从》，1990，3，第2页。
②《哲学译从》，1990，3，第2页。
③易杰雄：《从哲学的功能看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任务》，《浙江学刊》，1993，6。
④M·石里克：《哲学的未来》，《哲学译丛》，1990，6，第3页。
⑤弗罗洛夫（俄）；《改革：哲学的意义和人的使命》，《哲学译丛》，1990，2，第40页。
⑥高清海：《市场经济、个人主体与现代哲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1。
⑦⑧高清海：《市场经济、个人主体与现代哲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1。
⑨R·J·伯恩斯坦：《形而上学、批评与乌托帮》，《哲学译从》，1991，1，第46页。
⑩R·J·伯恩斯坦：《形而上学、批评与乌托帮》，《哲学译从》，1991，1，第46页。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