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山乡居

　　七岁那年，抗战爆发，余英时跟著伯父来到安徽潜山县官庄乡避难，在那里一住就是九年。穷乡僻壤的官庄乡，几乎与现代文化完全没有接触，一切都还保留着一百年前的习俗、传统，只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人生非常重要的受教育年纪，这里却没有当时中国已相当普及的现代学校，余英时只能上私塾，习诵《三字经》、《四书》、《古文观止》，拜孔夫子的像和“天地君亲师”的牌子。

　　故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以为，在这样环境下长成的少年，要跟上时代潮流，也得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可谓命运坎坷。可是，多年后，余英时回忆起潜山九年，却认为那是一种特殊的幸运，是“个人生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可以“亲身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九年乡居生活，让余英时对传统价值中合理而亲切的部分，有了直接的体认、同情的了解。

　　那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让已享誉国际史学界的余英时仍记忆犹新，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原生价值尝试接隼西方现代化的重要个案。

　　一九三八年的春节，即便是在战乱的年岁，普通百姓家家过年依然延续着贴春联、祭拜先人的习俗。余伯父写完应景的红纸春联之后，还庄重写下“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贴在安放祖先牌位的厅堂中间墙上。伯父向余英时解释，这五个字原来是“天地君亲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成了“国”字。一字之改，虽然整个价值系统的结构原封不动，但已经显露出努力跟现代接壤的痕迹。

　　从一九四零年代开始，余英时就开始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受这段乡村生活的影响显而易见。当时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沉陷在实证主义和反传统的模式中，任何看起来独特的东西，都被解释为以西方历史发展为代表的文明进步的普遍模式的背离；而中国文化传统各方面的研究，常常等同于谴责和控告。是具体的生活体验让人保持独立思考的勇气，与潮流拉开距离。余英时在香港跟从钱穆成为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之后到美国读研究院，教书、研究、著书，一生都倾注于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思想史，深入思考思潮流变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幽微关联，原生的传统价值与外来文化碰撞后的挑战与应战。

　　冷静、笃定地发现价值

　　余英时2006年获得堪称人文社会学科诺贝尔奖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其史学成就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最高肯定。消息传出，海峡两岸的知识界为之欢欣鼓舞。其获奖演说也在《中国时报》和《南方周末》分别发表。这篇演讲辞，简短精炼，概括了余英时学术脉络的地基与视野，用自己毕生的研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与未来指点迷津，既找到中国作为一种原生态的自发文化的根——“道”，也警惕因缺乏比较的角度而过度强调自身逻辑而造成的“简单的中国中心主义”，堪称经典。

　　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之后，余英时只在一九七八年随美国国务院的访问团去过一趟大陆，此后就不曾踏入中国大陆。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余英时的著作长期未能在中国出版。但他的文章与著作早在中国流传，网络出现后更在网上广泛传播。直到2004年，北京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余英时作品系列”，他才在中国学术界登堂入室，并受到图书市场和知识界的双重肯定，“余英时热”，蔚然成风。

　　应该说，余英时的学术之路是健康而有建设性的，有助于为中国仍然稚嫩的学术界提供典范。前面说过，这当然跟他童年的乡居生活体验有关，同时，他接受了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因而具备比较的视野。

　　在进入西方学术界之后，余英时发现，他的外国同行同样关注到这样的问题：整个二十世纪，包括印度、中国、波斯、以色列、希腊等几支文化，毫无例外，都没能创造出特别引人注目的新东西，足以与西方比美，无论就哲学、文学、科学或艺术而言，都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特的状况呢？专家们的解答大体上也是一致的：整个二十世纪，这几支文化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方式和思想形态。这导致对既有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嫌弃，继而慌乱、病急乱投医，始终不能冷静、笃定地去整理、发现自己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文化的现代化

　　余英时新近出版的最新文集《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一书，集中回答了以道、维护道统为己任的知识人，是以怎样的方法，努力维护中国文化独立而独特的内涵。因而，就如余英时在序言里所说，这并不是一本随意杂凑的文集，而是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

　　跟他的老师钱穆不同，余英时很少直接宣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更不与海外的新儒家为伍，而是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志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思想、社会和文化变迁”，从而“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变迁的独特模式”。这本书可谓是他集中讨论中国文化价值内核的著作。

　　该书从各大文明的源头上说起，在轴心时代形成的几大文明（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各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和内在活力，也就是各自的价值系统，这本就无所谓好坏，只有各自发展的高潮、低谷。其实道理简单，就如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说要长成同样的类型，而是能够趋利避害，在经验和智慧上能够进步，能面对种种困境和某些暂时的逆境。我们说有所坚持、不苟且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好的品格，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身上也合适。

　　余英时认为，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而西化又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西化并不必然会触及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仍可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正如，在抗战期间的乡下，敬畏“天、地”，尊重“亲、师”是普世价值、生活方式，而是“君”还是“国”，却是可以变化的。

　　问题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集合了很多人性的弱点，而群体的躁动更容易追求彻底的改变、倾向于革命，继而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一种整全的方案、寄托于一个人或集体身上。结果，各种弱点集中而爆发，危害可想而知。

　　同时，近百年来知识界在思想上的分歧和混乱，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一直没有机会获得系统、有意识的现代清理。相反，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想思考：不是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打倒“中国传统”，便是主张用“中国传统”来抗拒“西方文化”。这种现象到了今天的国学热，还是没有根本改变。被公认为民初西学第一人、同时自认庚续乾嘉学统的王国维，说过一句话至今犹未过时：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

　　余英时认为，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样理想清澈而胸襟开阔之士，只是他们的声音本已十分微弱，在上述两种吼声激荡之下更是完全听不见了。所以中国的价值系统未经过自觉的反省与检讨，至今不能与时俱进，获得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

　　虽然如此，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近代化继而是现代化转型中不知所措的命运，并非孤立的个案，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国家在20世纪面临过同样的危机，只是程度不同，解决之道不同。这有助于我们打开视野，不至于那么坐井观天地过度悲情。

　　从“分子”到“人”

　　知识人是intellectual的日译。余英时将约定俗成的"知识分子"改为"知识人"虽出于偶然，但一字之改，却牵动重要的观念转换。

　　余英时读到一篇谈“分子”的文章，说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这让他恍然大悟，分子是阶级划分，其实无形中剥夺了“人”的尊严，把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也称做“分子”更是别扭。相信，明白此中真意的中国知识人，会欣然接受这一新称谓，所谓“必也，正名乎”。

　　而人的尊严，在中国文革时候，曾经荡然无存，子女清算父母，夫妇之间划清政治界限，学生们斗争老师等等，完全取代了孝弟、相敬如宾、尊师之类的传统价值。余英时认为，在那个年代，承担着价值世界的知识人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比起希特勒治下的犹太人的命运还要悲惨。因为中国读书人深受“士可杀，不可辱” 的影响，往往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但“党天下”的统治者抓住这个致命的弱点，尽量“辱”而不“杀”，要他们不断地与党“交心”，直到扭曲、唾弃自己，连人的基本尊严都没有。《吴宓日记》具体写出了自己身上的传统知识人的价值怎样一一被摧毁的具体过程及各种方式。最近台湾整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余英时专门写序，后也成为一本书《未尽的才情》）也真实记录了这一惨痛的过程。

　　以“道”制“势”

　　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儒家强调“道”（正如余英时那篇演讲辞强调的，其实，包括老子、墨子、庄子在内的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都共享这一观念），甚至提倡“道统 ”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他们要以超世间的“道”和世间的“势” ——主要是君主的政权相抗衡（明代理学家吕坤直接说：“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以“道统”来驯服“治统”，是后世儒家知识人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宋明理学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最近秦晖先生撰文指出：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内圣”），“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这样的解读是有所偏颇的。他所举孔鲋也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但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就只剩下趋炎附势的叔孙通，儒家完全失去了孔子的理想。

　　事实上，正如余英时的思想史研究所指出的，正是为了保持“理”的尊严，中国知识人才不能不讲心性修养，否则“理”（道德理想）就轻易为“势”所夺。这是以 “内在超越”为价值追求的（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的重大的气质差别）的知识人，在传统格局下的唯一出路。

　　虽然同是唯一出路，是不得不为之的被迫选择，但内在的理路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的解读里，“内圣”显然是狡猾的生存之术，而后者则把“内圣”看成是儒学自我价值的回归，以及促成使命感、维持道统、对抗权势的有力武器。

　　正是在这个脉络里，余英时那篇著名的演说词最后强调：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道”的主张，中国相对的一系列问题也将随之而终结。

　　（删节版发于2007年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