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经先的《“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我有如下想法。

　　孙杨之争，我看“大饥荒”几个被忽略的问题

　　近来“孙杨之争”又掀波澜，无非是纠结于当年的“大饥荒”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人。搞清楚大饥荒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当然重要，但同时也不要忽略一些同等甚或更为重要的问题。许多类似争论往往使各方都陷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状态，这样就掩盖了更为深层次的本质性问题。

　　有哪些方面被当下争论各方忽视了呢？

　　1.关于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当年究竟有没有统计，统计后的资料有没有存档？

　　我们须知，今天的各种推算，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讲都是“脱裤子放屁”。如果有当年原始的统计资料，则是最接近事实的，也是相对最简便的得知相关数字的依据。所以我们首先不是要费劲巴力的埋头去推算，然后争论“人口学”或者“统计学”的问题，而是首先要问一问：无论是死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当年的官方有否进行过统计？如果进行过统计那么相关资料有否存档？如果没有进行统计，那么理由是什么？若是统计了而没有进行存档又是因为什么？

　　2.大饥荒问题已经海内外俱知，官方不表态非明智之举。

　　现在关于大饥荒的问题已经海内外俱知，大陆虽仍有忌讳，但也较以前有所放松，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实际上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应该早有交代，让现在的民间学者，各方人士和普通网民为此吵闹不休，搞得满城风雨实非明智之举。官方越不表态就越令人生疑。当然说官方完全没有表态也不确切。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1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中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人口损失，至于三年的死亡人口总数，二卷则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其实已经完全证明只有250万左右的人“营养性死亡”的荒谬了，但是我们期待着更加勇敢的，坦诚的，全面的，负责任的数据。已经几十年了，这个问题实在没有必要再拖下去了。

　　3.只重数字，定量追求“精确”，定性力求“模糊”的荒谬。

　　斯大林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数字。”但若研究大饥荒这个沉重课题的学者缺乏起码的人文情怀，只是冷酷麻木的以为自己是在计算一堆数据，那么我认为这种所谓“研究”由于缺乏了人性的基础从根本上就背离了学术道德，其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定量上斤斤计较（合理的斤斤计较不是不应该），但对定性却力求模糊。把本来古今中外通称的，众所周知的“饥荒饿死”非得生造出一个所谓“营养性死亡”加以替代，还非常大言不惭的将此种“理论”加以鼓吹宣扬。我的意见是，如果缺乏对死难者起码的敬畏之心，那么就干脆不要碰这个课题。心术不正，学术安在？

　　以上只是个人的愚见。大饥荒无论如何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创痛，抚平创伤的最好办法不是回避而是直面。否则虽短期可获得表面上的愈合，实际内里的脓疮早晚要恶化溃烂，届时就更加难以收拾了。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