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多大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的疯狂、炸裂和传奇。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实的荒诞和作家的想象赛跑。
我内心一直充斥着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问题。我在河南农村长大，小时候经历了太多的神秘。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想起一件事情，是少年时去深山区我姑姑家发生的。姑姑家门口有一棵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皂角树，关于这棵树，有很多神秘传说。有一天，传说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现实。午夜时刻，听完一个老人讲故事，我和哥哥一起回家。路过皂角树下时，一块碗大的石头从树上轰隆落在一旁的草房上，紧接着是第二块、第三块。这些石头从黑暗的树上滚落到我们身边，我和哥哥撒腿就跑，还可以感到石头在后边追着我们滚动。后来，姑父提着马灯去找，没有发现任何痕迹。但我和哥哥都确定这不是幻觉。
这些经历，也许对我作品中的“神实主义”会有些影响。
我很少描述光明与团圆，因为我从没相信过任何大的理想和图景。
有人问，为什么你的小说都是关于权力、饥饿、革命和性？因为这些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记忆。其实在我的小说里，更多的是革命、推翻或打碎，我很少描述关于建立新世界的光明与团圆。这是因为现实中，我从没相信过任何大的理想和图景。你看，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来源于一段又一段的革命。没有经历过的人大约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一切语言方式、行为方式，都跟当年的革命密切相关。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告别革命。
知青下乡时，我才十几岁。今天我们谈论知青的悲剧时，没有看到另一群人的悲剧——农民。知青下乡是一代人的悲剧，但农民是世世代代的悲剧。我们要承认这个客观的不对等。《我与父辈》出版后，里面关于知青的看法引起争议，但我只是想说我所看到的和体验的。
那时候，农村真的太苦了，我一门心思想当兵，想进城，想远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后来，我如愿进了军队。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对权力的认识比别人更为深刻和复杂。在写作最初那几年，对究竟这一生是写作还是去当官，我有过惶惑。有一天，军长出外学习回来，他在家属区走来走去，黄昏时对身后的参谋交代了几句话。次日凌晨，军机关的人发现家属区所有的鸡、鸭、鹅都被毒死在院子里。每个军官都沉默如死，然而出操时，每个人又都向军长敬礼和微笑。当然，军长毒死家禽是因为他想让军营更像个军营，而不是人的生活区。但这桩事情太过残酷了，它使我突然觉得权力的无意义。因此，我决定还是长久、一生都回到文字的温暖中，我在写作中对权力也有了一种新的审视和打量。
我想，上世纪80年代是我们国家巨大的一个转折点，充满理想和浪漫。很多人怀念80年代，是每个人都在怀念青春和理想。每个人都在美化自己的青春时代。
每个人都患有精神上的群体盲从症。
现在的我只想平静地过日子。每天六七点起床，写作两个小时。写作之余，我到大街上打眼一看，每个人都患了集体的精神匆忙症，脚不沾地地往前奔，无非就是到前面喝杯咖啡。这也是我在《炸裂志》里所描绘的人们：每个人都患了某种精神病，都被无意识的匆忙所控制。如同人人要赶车、人人都害怕追不上列车，但这趟列车要去哪，谁也不知道。也如我们走到一个精神病院，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里。
我的写作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被禁、被争议，好像是走在一条没有光的胡同里。但我相信，对现实的讽刺和批评，其实也是一种正能量。就像医生告诉你生了病，你能说这个医生是负能量的人吗？为什么要把正和负分得那么明白呢？
2011年，我在北京丰台区花乡世界名园小区（711号园）过了一段梦一样的日子。不过也真是一梦而已了，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来不及留下，那里已经被拆光了。我自认非常懦弱，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到军队生涯，从面对艾滋病村到面对拆迁，再到面对书出版的争论和禁止，我总是习惯性地妥协再妥协。但是我知道，身为一个小说家，至少得表达一点正直心。当下作家面临的政治风险并没有那么大。说实话，现在的作家随便写两集电视剧，也够满足生存了。只要有相对小康的生活，作家可以做得更纯粹一些。文不以载道，但可以载着一个人最淳朴的正直心。
能否对这个世界有独立的表达，更多的是人格问题。每个作家应该自问：就算有香港、新加坡那样自由的环境，你能写出好东西来吗？对世界虽然灰心，但我们还有写作这个出口。在《炸裂志》的写作中，我的态度是偏于轻松、幽默的。试图在写作中举重若轻吧。没有倒下——这算是我活了大半辈子的唯一收获。在这个世界上，你很清楚所有事情都不会改变，但人不倒下，人生就不太会幻灭。
我很怀疑自己的作品总有一天会被时代抛弃。
一次春节，我们县的老宣传部长给我打电话，他直言：“阎老师，你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我们县威信有多低。”这时，另一个人把他的电话拿过去，说了一句“他喝醉了”。有时，连家人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写电视剧？在央视黄金时间放放多好啊。但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不介意别人对我的评价，我更在意自己对自己能不能有清醒的认识。
从农村走出来的人，都不应该要求留在土地上的人理解你。反过来，我们一定要尽量理解那里的人。如果作家失去了跟现实土地的联结，就不可能继续写作下去，也不会长进。尤其是我。我最亲的亲人都活在中国现实中，我自然不能逃开对当下现实的关注。
前段时间，我专门跑到电影院去看《小时代》，遗憾的是已经下线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它。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多数中国人已经被金钱和欲望所控制，无论城里人还是乡镇人。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实的荒诞和作家的想象通道赛跑了。赢的是中国的现实，输的是作家的想象力。你有多大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的疯狂、炸裂和传奇。
我很怀疑自己的作品总有一天会被时代抛弃。这承担的不是政治风险，而是艺术风险。如果太贴近现实，作品没几年很有可能遭到淘汰。屠格涅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年他的《父与子》引起了左右派近两年的热烈争论，但今天人们更爱看托尔斯泰，看他作品里的人性和爱。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