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在一个凌厉萧索的北京冬日到达张鸣家，他很快拿出来一部单反相机，请教随行的摄影师一些技术问题。
他那年轻貌美的妻子随后抱怨，张鸣摄影技术太差，把她拍得很矮，一米七的人，看上去像一米五。
张鸣一听不干了，直直地往卧房里冲：来，你把照片都拿出来给人家看看，是不是真有这么差。妻子立刻站到房门里，紧紧把住，不让进。
这是张鸣的小世界的缩影，一台电脑帮他接连外界，一个小家庭让他心满意足。写点文章，偶尔出去讲点课，做点节目，然后还是赶紧回家，过他的小日子。
从象牙塔里的教授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让张鸣的生活被整体颠覆。让他碰壁的现实和让他满足的虚拟空间，交织着许多爱恨。
“大学居士”
张鸣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在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该院一名行政老师说，张鸣已经“消失”好久了。自从“那事儿”（2007年与前院长李景治闹翻）之后，任何会议，无论行政的还是学术的，他一概不参加。有时候，院里或学校发点小礼物，就打电话告诉他放在某处，让他有空回来自取。
一周一次课，如果把大学比喻成一座庙，张鸣现在最多算个居士。
他人在大学里做学问，但不认可那早已蔓延到学校里的官僚体制。“领导班子”一类的称呼出现在学校里，让他感觉不适。他认为等级森严、大家都要顺着梯子一格一格往上爬的结构，必定会窒息学问。
张鸣自己的说法是学校开会不叫他，因为他老是放炮。“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术会议，都成了一个互相吹捧的场所，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开也罢。”
开会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说好的为主，附带讲一点不痛不痒的意见。张鸣则不然，他是真的提意见，乃至忘了说好话，说得别人黑着脸。
这是张鸣的人格魅力所在，同时也是他性格中的最大缺陷。
“公正地说，张老师是个好人，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在品德上他不存在什么问题。只是性格太犟，像头驴，而且一点就着，很得罪人，有时候得罪的是一些原本不相干的、没必要去得罪的人。”前述行政老师说。
张鸣也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家人经常提醒他凡事忍一忍。张鸣说，自己暗地里也会下下决心，算了，为了一些并不直接关乎自己利益的东西，何必说那么多。“但是没办法，到了那个点儿，根本控制不住。”
在张鸣看来，现在的人太不仗义。为了别人的利益愿意跟领导闹翻的，在教授圈子里除了他找不到另一个。
2007年，跟李景治闹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要仗义”。那时候他是政治学系系主任，为了本系的萧延中老师评教授的事情，他在评审会上拍案而起：“萧延中评不上教授，天理难容！”接着他江河滔滔一般阐述自己的观点，院长多次试图打断均被他制止。
在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一直是个权力相对弱势的专业，强势的是国际政治和外交学。那一次教授评定，萧延中因为身在政治学系，面临着“分配不到名额”的可能。所以，张鸣这一闹，许多人认为他是借机发泄心中长期的愤懑，也有老师认为，他是要官不成，怒从心起。
对于后一种说法，张鸣说，自己对当官没兴趣，系主任也就是一个做事的小官，让我做，我就努力去张罗，不让我做，落得个清静。
萧延中后来还是评上了教授，不久就去了华中师范大学任职。他这样评价张鸣：性情中人，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这可能就是他率真的一面，同时也可能是他毛病的一面，但作为一名教师，我更喜欢这样的“坏”头头。
把官给当丢了以后，张鸣就“不理世事”了，不开会，不参加活动。到现在，这事儿还在那犟着。
犟脾气
对张鸣而言，现在自己的这种“一概不理”的状态，已经不是在耍脾气，而是一种生活选择。
风波过去了六七年，早已冷却。他回忆当年，仍说不后悔，自己不是一时冲动，已经足够冷静。
他现在和学校仍穿不到一条裤子里去。人大招生处处长蔡荣生因为腐败被查处，张鸣经常接受采访，还是谈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问题。人家让他谈前校长纪宝成，他也直言不讳，好恶不掩。有人会善意提醒他，你这不是跟现在的学校作对么？何必呢，事不关己。
张鸣则说，我怕什么？还能拿我怎么样？最多开除我，不会把我关起来。以前把我关起来我都没怕过，现在能害怕吗？
他说的以前，是在“浩劫”时期。
张鸣的父亲是国民党新六军少校军需官，辽沈战役时被俘，“文革”中自然会遭受“清算”。那时，张鸣10岁左右，正读小学。提着东西去探监，学校和军管干部逼着他和父亲划清界限，张鸣低着头，一语不发，把他关起来，他还是说，我觉得我爸爸挺好的。
张鸣老家是浙江上虞，但因为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去了北大荒劳动，他在北大荒出生和长大。
那时父亲面临两个选择，回老家上虞，或者去北大荒，父亲选择了后者。张鸣至今仍庆幸父亲选择的明智，因为那时的北大荒“流放”着一些政治上的失意者，或者“有问题”的人，这种人际环境让“反革命”出身的父亲受到的迫害比在内地的相同身份者要轻得多，一家人也一直“过得不错”。对爱学习的少年张鸣而言，北大荒还是个精神富矿。一些“被流放者”家里有许多书，所以张鸣自小就读了不少书。
“文革”开始时，张鸣正从三年级上四年级，老师、同学常常“揍”他。一般挨揍的同学都是默默承受，张鸣不干，他奋起对打。“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揍你太麻烦，也就不揍了。”
大批判的时候，需要宣传人才，要写稿子，能出墙报。“在学校里没人干得了这事，只有我行，所以境遇就好了点，人们会说，这小子还可以嘛。”
有活儿要干，人们就暂时忘记了他的出身。老师也曾安排两个同学跟着他干，希望学会了之后把他踢掉。张鸣很用心教他们，但他们就是学不会。后来，张鸣涉足的文艺形式更多，诗歌、相声、话剧，写出来都是表演用的，为此名声大噪，被称为“小才子”，颇得老师看重。老师生病或出差的时候，他还代老师上课。
“他们拿我没奈何，因为我有才。”这是张鸣对一个时期的自我总结，也正因为这种自信，他的“犟驴性格”逐渐成型。
上中学的时候，张鸣还养过猪，当过兽医。猪养得相当不错，原来的猪场毫不起眼，一直在赔本，张鸣接手以后，搞整体规划、科学饲养，逐渐建成一个存栏量上千头、年出栏数百头的大猪场。后来农场的兽医走了，安排张鸣去接手，他并不情愿，还是喜欢养猪，“跟动物在一起很单纯，没什么勾心斗角”。
后来考大学，张鸣也面临着无书无卷的艰辛，以及政治上的障碍，但终归一一克服，他总在别人都说他“没戏”的时候获得成功。
“有才便有活路，社会总有用人时。”这种潜观念支配着他，养成了他那种睥睨权威的性格。
“我没有经过名师指点，也没有留过洋，但学术界再牛的人我都敢叫板。”张鸣说，“所以老一辈的学人对我印象都不好。当然，我对他们印象也不好。”
1996年，张鸣人大博士毕业的时候，多少同龄人都已经功成名就，张鸣还什么都不是。“但别人成名以后开始吹牛，我在低着头用功。”
北大荒凄清的夜晚，四周漆黑，风雪漫天，狼嚎声声，张鸣家一盏孤灯点亮，灯下是一个苦读的年轻人。这是张鸣回忆时最为动情的场景。
不是斗士
2007年之前，张鸣在学术界有自己的地位，但在公众视野之中则少有他的身影。和李景治的矛盾，让他一朝成名。
“我也没想到，那一次把我给炒红了，后来我就慢慢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型。”张鸣的叙述中确实带着那么点庸俗，但他也不否认这种庸俗。
“名声大了以后，确实有好处，这个没问题。简单的一个例子，你看我家里的书已经多得没地方放了，以前都是自己买，现在不断有作者寄过来给你，希望你在微博上帮他介绍几句。还有一些东西会自己找上门来，我能从中赚到我的生活所需。现在我的收入，也主要来自媒体，很多媒体会找我约稿。”
这是张鸣“有恃无恐”的一个现实支撑，还是延续着他自小形成的思路：有才便有活路。他说，房子早就买了，有所居，挣个生活没问题。
更让他对未来并不深忧的一个原因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他深刻地认知了学问与市场的关系。“以前你懂什么，很可能没有市场，现在不一样，市场摆在那，你总能用你的专业知识换取报酬。”
不过也正是这一点，让一些学者无法接受。人大某学院一名副院长反问《南风窗》记者，把学问与市场紧密连接起来的教授，还能真正做学问吗？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多少应该有一点学术洁癖赖以自持。
某种程度上说，张鸣是孤立的，他自我孤立在一个更小的现实生活空间里，也被部分孤立于学者圈子之外。不过对此张鸣似乎早有准备，他在现实中有许多失落，或者面临许多利益的威胁，在心理上都用“能拿我怎样”的条件反射围裹起来。
2007年之后，人大政治学系有一批教师集体转投清华大学，起初有六七人想去，后来实际去了三四人。那时张鸣也有意一起去，但最终不了了之。
“得罪了一个学校，等于得罪了所有学校。”张鸣总结说，那不是一次简单的工作冲突，我确实是触犯了潜规则，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人家冲着你的名声，还是会邀请你去讲课，但不会让你去任职。
一切似乎都是因缘际会，张鸣的人生经历、性格脾气、研究的领域与最近10年来的社会现实一对接，注定了他将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好吧，张鸣决定认认真真扮演好“公知”角色。在咖啡厅里，和记者谈话的时候，他还常常拿起手机，操作键盘。想到什么，他就发个微博。
“我擅长这个东西。”他摇晃着手机说。他指的是善于用简洁的语言，表达鲜明的观点，而且能够抓住听众的心理，获得预期的反馈。
现在微博对张鸣而言是一个必需的发声工具。“你们媒体有好多话不能说，我在微博上就可以说。”因为说话大胆，张鸣的微博一次次被封，现在许多观点不同的人还每天都喊着应该封掉张鸣的微博。“你每天起床就来看我的微博，然后骂几句，但总是嚷着要封了我，封掉之后岂不无趣，你骂谁去？”
张鸣的一名学生说，张老师的微博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被封，现在的粉丝得以千万计。
张鸣深知，尽管微博运营者们对说话毫无遮拦的大V们有时也颇为头痛，但他们其实需要自己，一禁一放，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公知”的生活，也让张鸣收获了此前未曾体验的成就感。许多孤苦无告者写信给他，希望能帮忙解决问题。主要是一些上访户，苦情令人动容，张鸣偶尔也会去实地调查核实，然后发布，或者递交给有关部门，但绝大多数时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还有人会根据张鸣的课程安排，去人大东门堵他，寻求帮助。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斗士”。广州的漫画家张滨给他画了一幅漫画像，挂在书房的墙上。画里的张鸣黑着脸，横眉冷对，右手拿着一支长矛般的钢笔，用力杵在地上，就像是古代战场上的将军。张鸣说自己不喜欢这幅画，现实中的自己是一个很和气的人。
因为“公知”身份，难免卷入各种吵吵嚷嚷，从未谋面，却可以从观点冲突转为个人仇怨，这对于已经年近耳顺的张鸣也不能避免。张鸣跟许多名人都吵过架，跟吴法天吵架的时候，吴撰文指他调戏女小编，让他火冒三丈。
“司马南、孔庆东，见了面都可以坐下喝个茶，对那个吴法天真是特别恨，没见过这么恶心人的，真想打他，见了面我非揍他不可。”
说这话时，56岁的他用拳头敲着咖啡厅的桌子，咖啡表面的涟漪泛出年轮的样子。
对话张鸣：谩骂没有力量
“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除了在课堂之上，说话放纵、洒脱惯了的张鸣，似乎已很难用正儿八经的逻辑去思考和表达，包括他的自我介绍。“不伦不类”是一种放大了的特点概括，张鸣的文字活泼抓人、大开大合，思维风起云涌、独辟蹊径。
以此为底色，他写下了《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学术著作，以及《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等历史文化随笔。2011年出版《辛亥：摇晃的中国》，2012年又写成《重说中国近代史》。除了以公知的身份出现于公众视野，他从不忘记用成果告诉别人，他仍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作家。
《南风窗》：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会否影响你的学术研究？
张鸣：其实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用的都是散碎时间，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书斋里用功。我求学的路很艰辛，无法详述。大学本科读的是农业机械，是我极端厌恶的专业，本科是混过去的，幸好当时还是利用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
毕业后当老师，别人看不起我，我又去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上了文科。没日没夜地泡图书馆，不停看，不停抄，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大麻袋当时抄的卡片。
1987年毕业，论文是《武夫治国梦》，算是我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毕业后，北京风气十分浮躁，大家都乱侃、瞎扯，我觉得没意思，回到北大荒农村去用功读书六七年，打下更扎实的学术根基。这一回去，与一场风波擦肩而过，同时也出不来了，一直到1994年考上人大博士生才回到北京。
《南风窗》：你写过不少畅销的史学著作，思维逻辑、语言风格都一扫严肃史学著作普遍的沉闷艰涩，你是有意识地去迎合社会需要吗？
张鸣：我一直都是这风格，写论文也是这么写。
文史不分家，文章首先要好看，史学文章当然也要好看。但我跟通俗史家有区别，我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里面还是有严肃史学的探索诉求。
《南风窗》： “文革”的经历对你的人生影响很大，你现在执著于一些价值争论，是否与此有关？
张鸣：是的，不要以为历史已成过去，它有可能反复。
韩德强因意识形态问题当街扇老人耳光就是一个表现。高校不像话，大学没底线，还用意识形态的外衣去掩盖。对韩德强我一定揪住不放，天天在微博喊，一年不回应，我喊它两三年。学校可以有左右立场，但是非观应该是一样的。
现在的学生还有个毛病，喜欢打老师的小报告。课堂上我说个观点，就有学生告到校领导那里。我在课堂上说，有事摆到门面上来说，不要搞鬼蜮手段，这种情形让人想起过去。
《南风窗》：你的性格会不会让你不断树立新的敌人？
张鸣：我用微博的时间越长，树敌就越多，但朋友也越多。微博上总有人喊着要对我动武，要来杀了我。有一次演讲前就有人扬言要来砸场子，来到之后还算斯文，只是抢走了话筒，没动手。讨论问题，各自自圆其说就是，大批判式的谩骂毫无力量。
《南风窗》： “公知”这个名称，现在逐渐被污名化了，你是否介意被称为“公知”？
张鸣：我其实从来没想过要做公知，现实使然。2003年之后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我的性格让我很难保持沉默。后来有了微博，批判也就逐步延伸到更多社会领域，成为了一种习惯。
这里头有好多人往里掺和，他们根本不是公知，造成泥沙俱下，公知自然就被污名化了。我认为“公知”不应该为此担责。以前一直觉得，其实我还够不上一个“公知”，“公知”是高要求的。现在“公知”似乎不好听，但我也不反感，我就是。
《南风窗》：成为公知，难免会有一些不理性、不冷静的争端，你以前也骂人，还跟人约架，有没有考虑社会观感的问题？
张鸣：微博这东西，你说话方便，别人骂你也方便。一开始很愤怒，没考虑什么知识分子的仪态。我也是个人，不吐不快，所以也骂了人，还约过架，但没真打过。现在慢慢好了，不骂人不约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做过的事情后悔，我不后悔。
骂人、约架看上去有点乱，但我从不昧良心，我要是愿意昧良心我早就发达了。
（本文摘自《南风窗》2014年第一期。）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