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自1950年代以来的变迁一直和自己的北方邻国密切相关。从1949年毛泽东思想大规模输入越南，到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给越南提供了一条走出计划经济和军事化管理的捷径，其间既经历了中国对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的支持，也有双方在全球性冷战和亚洲地缘政治的作用下的兵戎相见。今天，经历了20年的改革，越南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和北方邻国的同道有什么相似或相异之处？带着这些问题，我来到河内，走访了一些知识分子。这里介绍两位新一代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
阮纯诗：以纪录片追问历史
40岁左右的阮纯诗是越南当代民间纪录片活动中最活跃的人物，1990年代她曾经在越南通讯社和其他政府新闻部门工作，从1997年到2007年先后在美国衣阿华大学的写作专业和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国际关系专业留学，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后回到越南，从事民间纪录片的拍摄。和文字表达相比，她觉得具有动感的图像在传达讯息上更有感染力。她建立了河内DOC LAB （纪录片实验室），开办了一个业余学校，教越南年轻一代如何用摄影机记录社会万象。
阮纯诗的民间纪录片包括都市爱情、性别、同性恋和族群这些当代题材，她2007年的“爱男爱女”对越南历史久远的男扮女、女扮男的风俗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对性别问题的解读。但我知道她的名字，是因为她也在收集资料，拍摄20世纪50和60年代越南一些重要知识分子的资料片，尤其是1956~1957年在苏共20大的影响下，和中国的双百方针相呼应，越南出现的争取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文--佳品运动”（Nhan Van-Giai Pham）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他们悲剧性的结局。
对于那段历史的处理，今天的越南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早在30年前就对绝大多数“右派”给予公开平反，报刊和出版界也陆陆续续有很多文章和著作问世。但越南从来没有给整个运动重新评价，虽然给很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恢复了名誉。由于这个原因，阮纯诗“纪录片实验室”设在德国在河内资助的歌德研究所内，有办公室和几间教室。她面容清癯，身材娇小，英文流利，思维十分敏捷。她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2010年曾经参加了和云南民间艺术家的交流。
我们的谈话从2010年她参加在台湾举办的“2010关渡双年展”说起。那是一个亚洲视觉艺术的双年展，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举办，主题是“记忆的总和”，参展作品中有大量的涉及冷战历史记忆和当代国族意识的内容。她参展的作品是《冬去春来》，记录了越南著名诗人黎代(LeDat)的公开葬礼，也是她追踪半个世纪前越南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黎代是越南20世纪重要诗人，参与了“人文--佳品”运动，1958年以后几十年中被禁止发表作品。2007年，越南政府在没有正式给他“平反”的情况下授予他国家勋章，表彰他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就。黎代这个名字于是重新回到国家历史记忆中，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好奇。越南政府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之后，没有任何后续的举措，表现了社会转变时期体制性的困惑和摇摆。但河内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利用了这个机会张扬黎代的历史地位。
阮纯诗认为黎代的遭遇象征着越南从1950年代至今，由于政治的原因文学艺术创作停滞在半个世纪前的水准上的困境，也象征着被遮蔽的民族历史和缺位的记忆。她用摄影机记录了黎代的葬礼，参加者很多是越南著名学者和艺术家，也有很多对历史充满好奇的年轻人，他们恭敬地围绕黎代的棺木移动。纪录片以时光倒流的方式重演了黎代的青春，表达了用季节更替的方式让他的生命在自然的循环中再生的意念。幸运的是，阮纯诗在黎代生前抓住机会对他做了访谈。黎代说他和文学同侪都觉得他们的创作岁月被虚掷了。
阮纯诗在美国生活了九年，学习的又是这样一个专业，对于我来说，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她没有选择乡土越南去表现后现代和后殖民的主题，从反抗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表现全球化，而是从批判性的角度去发掘本土政治在冷战时期的黑暗面。用双年展对她的介绍的话来说，美国留学的经验使她认识到越南精神的深度。回到越南后，她又为社会转变时期的纵欲和矛盾，不合常理的叛逆和仍然保持的文化礼仪和宗教等等所吸引，这些通常都会把一个年轻艺术家引上那条道路。她告诉我说，对于越南半个多世纪前那些知识分子，她过去只有过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对这些名字有一种神秘感。回到越南后，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父亲的葬礼，死者就是1950年代那批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在葬礼上，一些文化学术界的老人都出席了，很多都是“人文--佳品”运动的参与者。在葬礼的特殊气氛中一起露面的这些老人使她忽然觉得一个被掩盖的世界开始浮出水面，以往只是零零星星听说的那段历史在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变得生动起来。从那以后，她就把追踪这些人物，用纪录片的形式重现那段历史作为自己的使命。有别于常见的政治性和揭露性的文献纪录片，阮纯诗的作品力图从个人生命的角度用一些实验性和超现实的手法来表现历史，这可能和她在西方受的教育有关。此外她对细节的处理非常细腻和敏感，用蒙太奇突出形体、动态和气氛，表现了女性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的特殊视角。
大约两年前，我就听说阮纯诗正在做“人文--佳品”运动的纪录片。两年过去了，她告诉我说纪录片离最终完成还差得很远。她说她收集的材料越多，在她眼前展示出来的历史就越深邃，越宏大，越难以把握其全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越复杂，这和她其他的作品很不一样。为了让我了解她已经完成的部分工作，她放了一段对越南著名诗人黄琴采访的录像。黄琴参加了抗法战争，是党内知识分子，也是“人文－佳品”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是躺在病床上和阮纯诗谈话的。在阮纯诗放的那段录像中，黄琴主要谈论苏共二十大对越南知识分子的影响，阮纯诗把他的话翻译成英文字幕。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黄琴一再强调苏共二十大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有勇气说真话，他们当时全部的要求就是说真话。
阮纯诗的努力，让我想起了中国民间艺术形式的发展，尤其是独立纪录片。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既有对全球化冲击下本土文化和传统处境的切身关注，更有对本国历史中那些被遗忘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强烈兴趣和不懈追问。只有这二者都得到充分表现，一个民族和文化完整的今昔才会浮现出来。在越南，阮纯诗的努力把这二者结合在了一起，使得她的作品在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都显示出了深度。
高越勇：在出版中承续自由的追求
高越勇是河内知识分子圈中近几年崛起的明星。尽管我的越南朋友们告诉我说他很年轻，但当他推开河内教堂街Moca 咖啡馆的门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留着长发穿着一件非常随便的白汗衫的潇洒青年，居然就是那个翻译了五本昆德拉的书的学者。
他是越南革新开放后去法国留学的，专业是法国文学，现在在河内的越南官方文学研究所工作，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一家叫做Nha Nam 的私营出版社的工作上。这家出版社是越南革新后的产物，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了，在河内和胡志明市都设有分社。他负责那家出版社的选稿，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新书信息，包括《纽约时报》书评这些西方最有影响的刊物，选中后便和原作者和出版社联系，同时向政府主管部门申办出版许可。他对中文作家李锐、韩少功、高行健、马健和王蒙等人的作品有一定了解，也出过他们的一些书。他也负责越南文学的选稿。除了编辑工作，他还是一个多产的翻译家，翻译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告别聚会》《玩笑》《无知》和一本随笔集《幕帘》。同时，他还给报刊和网络撰写评论，是很受欢迎的作家。对于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这样的成就和影响是非常可观的。他研究法国文学，翻译以法文出版的书籍，但他的英文非常好，和我用英文交流，即使谈论很复杂的文化和历史问题也非常流畅。
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的是对陈寅的兴趣。陈寅是越南诗人和小说家，是越南1950年代知识分子中最先发出声音的人。他1940年代下半期参加北越革命并加入越盟（即原来的越共，后来又叫劳动党）领导的抗法斗争，是一个充满爱国热情和艺术创造力、崇尚个性独立的艺术家。1955年2月，他组织一批作家和艺术家联名上书，要求把创作自由还给艺术家和文学家。在写作中，陈寅向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只准表现社会主义和党领导的光明面) 挑战。当时越南党内主管文艺的权威素友出版了一本题为《越北》的长诗，被官方奉为革命文学的典范，但受到了陈寅的批评。1955年中国批判胡风后，陈寅也被当作越南的胡风受到批判并下放到土改工作队。中国逮捕胡风后，1956年初他也被逮捕，在狱中自杀未遂。但在苏共二十大后陈被释放，参加了“人文--佳品”运动，发表了很多作品。1957年秋天在越南的反右中陈寅受到清算，被开除出越南作协，下放劳动多年。后来他长期研究和创作先锋派作品，1997年去世，去世前被恢复越南作协会员身份。
在官方眼中，陈寅曾经投身革命，但后来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这个评价既给出版陈寅的作品留下一定余地，也意味着这个余地非常有限。高越勇告诉我，他们这个出版公司就是想方设法要让今天的读者知道陈寅的价值。2008年时，陈寅的儿子（美术家，现定居巴黎）挑选了一些父亲没有出版的诗稿交给他，经他编辑后经过种种周折终于出版。2010年，他们出版了陈寅的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河内生活，1954》。这是陈寅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主人公不是他过去习惯描写的革命战士，而是一个参加过法国殖民军的越南人在越南独立后的河内的处境、思考和感受，非常有哲理和心理的深度，明显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影响。小说情节在悬念结构中展开，充满了神秘和诡异的气氛。高越勇说直到今天，悬念小说这种形式都是越南文学中没有的。这部小说出版5个月后竟然卖了6000册，在读者中造成了震撼性的影响，加上前两年出版的陈寅诗歌，很多年轻人忽然发现原来越南文学在60多年前就达到了如此的高度和深度。
我们的谈话继续围绕着陈寅展开。在高越勇对陈寅生涯的娓娓叙述中，我理解了为什么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作家会和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和志业如此密不可分。1945年，陈寅19岁时参加抗法斗争。他原来是在法国学校里受的教育，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高越勇说可以用当时法国流行的颓废派来形容他的文学追求。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又深受俄国文学的影响，从19世纪俄国古典文学作家到20世纪的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这些革命作家，都在他的创作和人生中投下了影子。他对革命的狂热，和马雅可夫斯基很相似。但这些不同来源的思想和文学流派，最终在他身上结出的是对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追求这个果实。
陈寅和高越勇相隔半个世纪，但他们对独立思想和自由表达的共同追求是越南在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的漫长路途中的薪火相传。高越勇对我介绍的他对巴黎越裔社区的观感也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他说自己在留学期间，和巴黎的越裔社区有密切接触。很多越裔人士生活方式比巴黎人更巴黎，但他们与越南社会和法国社会实际上都是脱节的，对二者的了解本质上都是一种想象，他们既不属于越南也不属于法国。社群中还充满了派性政治，彼此玩一些小花招。高越勇说他无法在这样的社群中生活，宁愿回到越南。
越南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
阮纯诗和高越勇在西方受过教育，回到越南后的活动又和他们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密不可分。高越勇坦承用越南的标准来衡量，从观念到生活习惯，自己是很“西化”的。他对法国文化的赞赏是一目了然的，他自己的写作和出版活动也和法国有密切的关系。陈寅那部小说出版的发行仪式就是在河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二楼举行的。阮纯诗的情况与此类似。她的独立纪录片工作室和业余学校和德国有密切联系，她的作品的主要渠道和资助也来自越南以外，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
从其他河内知识分子那里，我知道类似这样的活动和组织还有很多。实际上，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和知识分子本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所谓“西方”是多元的。比如，反西方的新左派从西方那里得到的学术资源和言论空间恰恰是他们社会影响的一个主要渠道。
就越南当今知识分子的整体状况而言，用中国的标准来衡量，阮纯诗和高越勇类似于自由派。我问他们越南知识分子中现在有没有新左派和后现代后殖民这些分类和言说，他们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出现很有影响的人物和作品。就他们本人而言，在西方留学期间，他们都接触过有关理论，但回到越南后从来没有想到它们对当今越南社会的价值。
就同一个问题，我问过越南一些受过中法两种教育，现在仍然非常活跃的老知识分子，他们的回答也是一样。越南革新开放比中国要晚十多年，向外派出留学生的时间比中国晚，规模也不如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影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表现出来。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总体来说，越南在意识形态和学术上的开放和多元化不如中国，对西方学术界的译介和中国相比差别很大。不要说是那些和越南现实很隔膜的新左派和后学的东西，就是那些中国知识界耳熟能详的新老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在越南都很难见到。官方出版社一般都不出版这些作品，只有私营出版社才提供一些机会。高越勇告诉我说，《1984》和《动物庄园》这些书一般只有在南方的黑市上才有。对于具有政治关怀的知识分子来说，当前需要关注的除了历史问题就是现实中的言论自由的尺度，冲破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的知识界的封闭状况，而新左派、后学和它们的对立面新自由主义等等现在还属于比较奢侈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越南今天知识界和文化界的状况似乎和中国1980年代很类似。
我采访他们的时候，南海危机正愈演愈烈，河内有数千名“爱国青年”数次前往中国大使馆游行抗议，一个设在美国加州叫阮太学基金会的海外越南人组织发起了改“南中国海”为“东南亚海”的签名运动，受到河内一些知识分子的支持，想把它提交给越南国会。我采访的一些老知识分子说他们曾接到一些大人物的电话，询问他们有没有去支持这些年轻人的游行。我问阮纯诗和高越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们都轻描淡写，比较超然。从他们从事的专业和社会活动来看，我想个人自由还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越南老作家和民间教育家范全对我说，越南民间是有很强的反中民族主义情绪，但今天离开了中国的廉价日用商品，普通越南人的日子就很难过了。这也许就是经济全球化给传统的领土争端带来的制约吧。
作为在西方留学后回国，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影响的越南年轻一代文化精英，阮纯诗和高越勇在选择回到祖国之后，他们的本土意识就是扎进本国最近的那个过去，以发掘那段在民族记忆中被遮蔽的历史人物和弘扬在现实中被压制的个人自由为己任。这种发掘同时也就是弘扬，二者是内在地相联系的。从西方学院派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即使有意义——顶多也就是把颠倒的黑白再颠倒过来，不但没有什么学术深度，而且还有冷战心态的嫌疑。但我相信，在民族独立早已不是一个问题的今天，越南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当初民族主义革命和反帝斗争时承诺的个人自由还远远没有实现。这个任务在现实中首先和重新评价历史，恢复历史真相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阮纯诗和高越勇的工作不但对越南有意义，而且也是后冷战时期全球范围内重写20世纪历史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原载: 《文化纵横》）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