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可以灵魂附体了？这个政治学的孤魂野鬼在思想和公共话语领域游荡了近25年之后，是不是终于降临到了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上？至少对于这个概念的发明人萧功秦教授来说，他似乎非常愿意再次出来，扮演这个主义的理论代言人角色。他不仅充分肯定中国将进入一个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而且认为新权威主义将迎来它的一个升级版，从原来的1.0版进入到2.0版。
在萧功秦言之凿凿的论证中，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相较于25年前又有了哪些新的进展，变化仅仅来自于最高权威者名字的改变：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新的领导人会让新权威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吗？新的领导人所实行的新权威主义是更强大还是更开明呢？新的领导人愿意在新权威主义的旗帜下行动吗？我敢断言，萧功秦根本不掌握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他仍然处在和25年前相同的生存状态，以一介书生做一厢情愿的政治想象。当时所传的邓小平支持新权威主义的说法，后来被证明不过就是空穴来风。事实上，完全由民间掀起的新权威主义论战，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没有被执政党内部的任何一个派别所认可，更不用说把来自于民间的改革主张转化为执政党实际的改革行动，他们最后的命运是一致的，在一场政治风波之后被统统扫入到政治的边缘地带。有所不同的是，新权威主义者主动向权威者献策，如同用他们的热脸贴了国家机器的冷屁股，难道萧功秦现在还愿意再做一次尝试？
新权威主义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或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其学术合法性和正当性是无可置疑的。在世界民主化的第二波浪潮中，的确有许多威权型国家在权力者主导的政治转型中，完成了从一个专制独裁国家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转变。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景中，新权威主义并不是以一种学术主张出现的，它试图成为一个政治纲领，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因此，它面世之际，必然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它在理论上能否有效地解释中国当时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尤其是能否有效地解释中国高度集权的体制如何能够在进一步加强权威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新权威和旧权威的制度性差异究竟何在？第二，在民众不断呼吁执政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主张如何能够说服群众、掌握群众，尤其是如何在知识界形成基本共识？第三，新权威主义以一种超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如何能让长期依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执政集团，接受并实施这种政治主张？
稍微了解历史的人，包括萧功秦，都很清楚新权威主义出笼之时所遭遇到的尴尬。它所基于的历史依据和学理依据，是对袁世凯强人政治和“开明专制”的重新诠释，把袁世凯洪宪称帝失败之后所形成的政治混乱视为中国需要新权威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据，那时萧功秦等人还根本没来得及研究韩国或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经验。基于这么一个仓促薄弱的理论建构，怎么可能用来言说和解释中国现实，并凭着这些解释来说服群众、取得知识界的共识？而新权威主义对于执政集团来说，或许是私下里可以讨论的一个策略，执政者在稳定和掌控大局的思维下，把加强权威、依靠权威推进改革视为改革的一个实际选项。但是，自1987年执政党十三大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以来，执政党上下都已经普遍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大势所趋之下，谁敢公开把新权威主义作为改革的政治纲领？
必须承认，新权威主义的提出，有它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是由中国特有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在毛时代，普天之下，一党独大，全党之内，一人独尊，这种由一人意志决定全党和全国命运的政治格局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邓小平在执掌政治局面之后，不能不反思这种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的制度的根本性弊端。他在1980年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迄今为止执政党内部对制度性问题看得最清楚最彻底的一篇纲领性文献。他在讲话中着重批判的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认为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最后党的领导实际变成了个人领导。在邓看来，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的领导体制，是毛泽东所犯错误和文革十年浩劫的制度性原因。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邓明确认识到了中国的制度性痼疾，主观上也是力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清除这些痼疾，但吊诡的就在于，他实际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在他试图解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党内的各方力量又把他再次塑造成和毛一样的人物，使他个人在党内享有无可匹敌无所约束的最高权力和最大权威。1987年，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在邓的主导下非正常下台，表明邓个人不受控制的权威和他所做出的决定，已经完全漠视了党内所应有的基本程序。但是，在和党内元老共同促成了胡耀邦下台这件事情之后，邓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和消极影响。为了彻底结束这种个人凌驾于全党的做法，邓大力支持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方案，用自己“半退”的方式促使党的元老全部退出党的核心权力层，解散顾问委员会，并计划通过两到三年的过渡时间，将军委主席一职也交由赵紫阳担任，以此彻底告别政治舞台，做一个真正的退休者。
从1987年的中国现实进程来判断，如果新权威主义这顶帽子戴在邓的头上是合适的话，那么，邓一定是想做党内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肯定不希望他的继任者拥有他这么大的权力和权威，他是希望用一种合理的制度配置来取代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如果没有后来的政治变故，按照十三大报告所确定的路线走下去，中国还会有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时代吗？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之后，由于经济陷于治理整顿而使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无从进行，执政党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歧和争执日渐公开化，而社会要求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的呼声却不断高涨。是年召开的纪念改革十周年的“京丰宾馆会议”，成了一个不同改革方案的汇集处。在绝大多数意见都偏向于认为必须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一个叫做“新权威主义”的声音开始飘荡在会场里。这个新颖的概念起初只是在私下里被议论，而其发明者萧功秦副教授也才开始被京城的学者们有所关注。真正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将新权威主义争论推向全国的，是吴稼祥和我在1989年1月16日世界经济导报上刊发的两篇文章，吴稼祥和我对新权威主义截然不同的看法，被该报编辑有意组合在一起，以期引发讨论。正是借助于世界经济导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一场波及全国甚至溢出海外的大争论迅速展开。吴稼祥作为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推手，为了表明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题为《新权威主义述评》的文章中，提到了当时作为学者的张炳久和戴晴，甚至把我也拉入到他的队伍里，专门提到我当时写的一篇未刊稿《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有意思的是，萧功秦却并没有进入到吴稼祥的法眼中，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疏忽？
吴稼祥是期待以他这篇文章为新权威主义壮行的，但如我前述，他的文章一面世即面临着三大问题：能否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的制度症结？能否为中国知识界所普遍理解？能否为执政党作为改革的纲领而接受？很不幸的是，吴稼祥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他遭遇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在质疑他的文章中，我的文章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在题为《“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文章中认为：“政治民主化在客观上需要一个‘硬’政府，即一个高效率的、廉洁的、法治的政府，但这个‘硬’政府既不是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体系，也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设想的专制政权，它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在民间和知识界几乎高度一致地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时刻，吴稼祥等人主张通过新权威主义来推动改革，的确是难合时宜，难以获得大多数知识精英的支持。
在学界的孤独求败如果能够换来政界的一片支持，也不失为是对新权威主义者忍辱负重的一个补偿，曾经风传邓小平表态支持新权威主义，但实际的状况是，在一场巨大的风波呼啸而来时，被摧毁的不仅是党内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民主派，而且新权威主义者也无可幸免。吴稼祥的遭遇不必再说了，萧功秦仍和他以往那样长期处于体制的边缘，除了继续痴迷于他个人构造的概念和概念游戏之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几乎为零。
八九风波将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力量扫荡已尽之后，这是否意味着新权威主义体制的确立？在邓以南巡讲话重新开启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这是否意味着新权威主义的胜利？至少在近20年里，没有哪一个学者会对此作出肯定的判断。即使是萧功秦先生，他也开始从新权威主义的迷梦中走出来了，用他自编的“新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曾经为其带来巨大学术荣誉的“新权威主义”。公众应该还记得，在“重庆模式”鼎盛时期，萧功秦是以“新保守主义”而不是“新权威主义”来诠释重庆一系列做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的这个举动被重庆有关方面视为是“右派”支持重庆模式的一个范例。如果不是重庆模式后来戛然而止，萧功秦在奔向重庆的道路上会不会走得更远？
重庆模式的最后破产，对学者而言是教训还是经验呢？我和萧功秦在私下里讨论过，也在一篇文章（参见《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里明确告诉他，他试图以“新保守主义”对重庆模式提供学术支持--不问其动机如何，纯粹是书生之见。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理论缺少对“重庆模式”的有效解释和理性界定，而是重庆根本不需要这种来自于西式话语的学术支持。在中国的政治辞典中，“保守”不是个什么好词，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也缺少正当性，尽管你标榜“新”，但这种“新”在重庆所需要的创新谱系中是没有位置的。重庆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安排可谓轰轰烈烈，如果头上戴着一顶新保守主义的帽子，那才滑稽呢。
对于来自像我这样被萧功秦坦承为是他20多年诤友的批评，他能接受到什么程度？他在去年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或许能够说明些问题。在围绕他这本书所召开的一次座谈会里，萧功秦在面临与会者的众多批评时强调，他要秉持一个中道理性的立场，而不再继续纠缠新保守主义这套话语。我为他这本书专门写了书评--应该说我是不会轻易为他人写书评的，书评的题目是《制度转型与理论转型》。我首先为萧功秦说了好话，在我看来，当大学教授们几乎全数陷于意识形态生产陷阱时，萧功秦则是少数几个幸免于难的学者，近20年来他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国家资助，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至少表明他的学术研究是他独立人格的体现。但是，我还是批评了他对国家主义的暧昧态度，我对他的提醒是：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现在必须从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话语中摆脱出来，不能再对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了。我对他告诫是：国家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威权化制度的合法性已经基本丧失殆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在不断递减，政治信用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还能继续搞吗？没有政治强人的威权化体制还有没有可能继续运转下去？在20年以前，讲国家主义也好，新权威主义也好，客观上也许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20年以后，我们再继续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认为会继续固化现有制度的弊端，知识分子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判断。
2012年无疑是观察中国变化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之窗，全社会都在这一年里等待着执政党最高权力的交接，在共同见证了经济的繁荣和改革的停滞所导致的种种后果之后，他们除了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中尽情发挥自己的政治想象之外，的确也在普遍思考中国应该以何种方式、向哪个方向前进。随着新的最高权力层的形成，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未尘埃落定，什么是老路？什么是邪路？什么是中国应该走的路？从全党到全社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力量对中国的走向仍旧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为，它仍旧控制着绝大多数资源。
反之，纵观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威权国家，不管是朴正熙时代的韩国，还是在两蒋统治下的台湾，或者是民主转型前的西班牙，基本的政党政治、新闻自由、地方自治和法治秩序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并非单独由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完全控制。后极权的或全能主义的国家，绝不可和威权国家同日而语，把基于后者在政治转型中所取得的经验，不加限定地、不加区别地运用于前者，很可能不是改善而是进一步加剧它对全社会的控制程度。因此，在萧功秦大张旗鼓地鼓吹新权威主义之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问：这个新权威主义凭什么一定会转向宪政民主而不是更大的极权？任志强就认为，在萧功秦指出的新权威主义的两个可能后果--转向民主或转向革命--之外，应该还有第三个可能：权威主义让国家强大了，人民自豪了，但却被世界人民打倒了，如希特勒领导下的第三帝国。
极权主义不是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是走向了法西斯主义，这才是人们最大的担心。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