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去世的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H.科斯，于2008年7月评论中国市场转型时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作为参与这种奋斗的一个努力，他为中国经济改革写了一本专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12月10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主演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传奇故事，“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科斯写这本书，显然是想找出这个故事成功的背后逻辑。

　　他找到了吗？至少摸到了“边缘”。

　　一、“边缘革命”与休克主义

　　在科斯看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的主要秘诀，是上下互动，或者说政府与“草根”互动，推动“边缘革命”发生。对“边缘革命”，作者没有下正式定义，只是给出如下表述：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在现有体制下饱受歧视。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系列边缘革命的带动之下，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

　　他所说的“一系列边缘革命”，是指4大“边缘力量”发动的“革命”–1，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单干（安徽），2，乡镇企业（江苏），3，个体经济（浙江），4，经济特区（广东）。这些草根发动的经济试验为什么会被容忍呢？科斯的解释是，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政府认为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政治影响。

　　虽然没有明说，这个分析的参照系，显然是苏联变革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也称“休克主义”，被《休克主义》一书作者（加拿大女作家娜奥米.克莱恩）定义为这样一种经济变革模式：利用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溃，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在极短时间陷于集体休克之中，也就是失去自主集体意识的状态中，进行经济制度的迅速变革，实现民营化或私有化。

　　科斯没有对比边缘革命和休克疗法，更没有探究为何中国没有走休克之路。他对边缘革命，也没有进行经济学分析，更没有进行哲学探究，基本上是描述性概念，而非经济或哲学概念。只是匆匆提到，“80年代的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加推崇实用主义”。把中国改革哲学只归结为实用主义，也有简单化之嫌。尽管有这些缺陷，经济学大师的这部著作，对中国变革的解释，比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同类作品更好。

　　二、“边际改革”与试验主义

　　从经济分析角度，我更愿意将中国市场化改革称为“边际改革”。所谓边际改革，是指这样一种改革，它的成本接近于零，收益趋向于极大化。用日常语言来说，“边际”就是不改，情况会更糟，改了，只可能好起来，不可能再坏下去。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按血手印要单干，不这样做，会饿死人；做了，就会有饭吃。再比如深圳，靠近香港的边陲小镇，逃港者地狱与天堂的边缘，逃港成功是天堂，失败，不是在海里淹死，就是被军警抓回来判刑。在这个小镇对香港开放来料加工，只会让它好起来，不可能让它坏下去。结果，深圳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1980年，深圳镇人口只有3万人，33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中国大陆仅次于北上广的第四大城市，2012年常驻人口1054万。可以说，有史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如此惊人的成长速度。

　　边际改革，被邓小平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河边改革”。“河边改革”在这里有双重含义：一重是对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在生死边缘挣扎的边缘人口而言，允许下河摸鱼，当然只是在河边，这个河边，对小岗村的农民而言，就是单干田；对于深圳镇蛇口居民而言，就是来料加工工厂。这些是自发的草根探索，为的是“甜头”。另一重是对政府决策人员而言，是下河摸石，是自觉地摸索过河的路径，是政府行为，为的是“领头”。甜头加领头，就是边际改革的精髓。甜头就是效益优先，好日子先过，领头就是将有甜头的改革复制推广。

　　中国边际改革的操作方法，是“两双法”。两，是两试法，试点与试错；双，是双轨制，存量与增量。并不是所有改革都先有甜头，比如国企改革，企业职工首先尝到的，可能是苦头：下岗；再比如价格改革，消费者首先尝到的，也可能不是甜头，而是物价上涨。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样的改革如果快速全面铺开，失败了，代价大，社会容易震荡，甚至无法收拾。用特区或开发区的方式试点外国先进经济模式，错了，代价小，成了，收益大。用双轨制方法改革价格与产权，稳定存量基本面，改革新增边际量，新轨成功，再逐步扩容，最终把旧轨并入新轨。

　　三、“试验主义”改革哲学

　　边际与两双法改革道路所蕴含的改革哲学，与休克主义大相径庭。这种哲学尚未命名，我肯定不愿意将其称为“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真理学说，不是行动哲学。为了方便，暂时称为“试验主义”吧。休克主义对人的理性假设，没有摆脱全能主义，认为人是全知全能的，只要把国人打晕，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都已被度入天堂。

　　试验主义者对人的理性没有那么大信心，他宁愿相信，人是易犯错误的智能动物，避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已经是人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了。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一个试验主义者，他1982年9月2日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邓小平试验主义思想应该直接来源于生活常识：即使学驾驶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学生手中的橡皮，扮演的，就是错误杀手。不过，作为被《时代周刊》称为当代英雄的大国领导人，肯定不只是一个靠生活常识指导的家庭主妇，他的试验主义思想，有根基深厚的思想来源。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是其主要根系，1978年启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真理必须接受实践检验，为试验主义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其次，经胡适引进的美国实用主义，也提供了营养。根据冯友兰的理解，美国实用主义，是达尔文学说在观念上的延伸：生物是适者生存，观念也是这样，能“生存”下去的观念，都是对人有用（适用）的观念。

　　这两种哲学的着重点，都是真理的论证问题，不是行动方法问题，而试验主义的核心是行动问题，它这方面的内涵，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都有借鉴。儒家讲八大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新儒家将其归结为4个字“内圣外王”，王阳明总结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是认识与行动不断互动，而且，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老子在这一点上，持相近观点：“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中国改革是当代天下最大的事，最难的事，所以从小事易事着手，这就是以试点试错和双轨制为操作方法的边际改革，这就是中国试验主义的改革哲学。这不是全知全能的哲学，是学习与渐进的哲学。

　　四、撑船过河

　　显然，试验主义的河边改革不是改革的全部，改革的目标是过河。

　　中国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或者说第一次改革，是中共11届3中全会启动的，生活水平上的目标是小康，体制目标是基础市场化，物质文明目标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18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二次改革的启动，从浅水区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改革，改革的经济体制目标是决定性市场化，国家体制目标，是第五个现代化，就是18届3中全会决议所写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进入深水区，会产生的新问题是：第一，手臂不够长，很难摸到水里的石头，这是指仅仅零散的感性经验，已经不能满足非经济体制的构造，需要必要的理性思考和顶层设计；第二，腿脚不够长，到了深水区，有没顶之灾的危险。这时候，就需要有延长手臂的工具，也需要延长腿脚的工具，才可能过河。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提出了两套解决办法，一套是指导方针方面的，要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本质要坚持，就是试验主义的改革思想，同时，也需要顶层设计，避免改革和改革者出现危险，避免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还要有改革路线图，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另一套是操作工具上的，要延长手，还要延长脚。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是延长的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延长的脚。这样一延长，中国试验主义改革，就从第一季升级到第二季。第一季是“摸石过河”，第二季是“撑船过河”。为什么叫撑船过河？延长的脚，实际不是脚，是船，水涨船高，无论水多么深，也不会被淹死。延长的手，实际不是手，是撑船的竹篙，有了它，不仅能探明行船的路线，还能给船提供动力。

　　撑船过河，最怕激流险滩，而当前中国社会的三股激流不能低估：第一是官民冲突愈演愈烈，主要是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正在让民众失去耐心；第二是土地冲突趋近于白热化，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大鱼吃小鱼的情况未有根本缓解，政府一级吃一级，最小的政府（乡镇）吃土地，因强拆导致的政府与被强拆者之间的冲突达到战争状态；第三是执政党内部的最高权力更迭周期像痛经一样既提前又滞后，内部权力竞争的不规范，有撕裂社会的危险。

　　幸运的是，十八大新执政团队撑船过河的决心是坚定的，对三股激流的认识是深刻的，措施是得力的。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但愿撑船过河的艄公们都有东坡先生这番豪情。

　　2013年11月30日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