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对历史的记忆与反思，尤其是对本民族历史上所犯过错甚至罪恶的检讨，常常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大事项。在东亚邻国的印象里，日本多被认为是一个缺少真正检讨的典型。德国却往往是大家表扬的对象，因为德国在二战后对纳粹暴行的深刻反思与道歉，当然也包括后来的政府对新纳粹行为的严厉禁止。这样的观点不仅为中国人所坚信，今年8月中旬，美国知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在日本的一场公开演讲中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东道主，说与德国比起来，日本总是回避认罪，缺乏对历史的真诚态度。

　　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省也经历了艰苦的过程。首先是罪行何以会发生，如果无法给出一种符合真相并且足以服人的解释，那就很难汲取历史的教训。一项规模巨大的恶行之所以会发生，常有各种足以令参与者信服的理论与理由，它们足以点燃激情，激励行动。二战结束后，纳粹恶行被广泛揭露，尤其是惨无人道地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完全是最严重的反人类暴行，甚至许多德国人都惊呆了。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表达过不可理喻的叹息：

　　“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它们似乎重新铸造了我们。我这样形容这件事：魔鬼暴风雨般地袭击了我们，把我们和他们一道卷进了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混乱之中。我们体验了类似于中世纪后期巫术中邪的东西。”

　　但是，用恶魔附体这样的超自然理由还是无法解释，这个出过路德、歌德和康德的民族，为什么能够如此缺德。有不少历史学家试图剖析魏玛时代德国人和德国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具有的特殊心理，来作出解释。可是，迄今为止，仍然留下很多疑惑。

　　对历史的关注也许有着现实的目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总是为了让后来者免于遗忘，避免重演过去的悲剧。所以，探讨纳粹的起因以及对各种冲突的解释，与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断唤起人们对罪恶的记忆，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不过，德国在这方面经历的艰难与曲折似乎被忽视了。1970年12月，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他在犹太受害者纪念碑那“惊天一跪”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一面镜子，反衬出其他国家的不足。不久前，一份中国的官方报纸刊文纪念抗战胜利，题目就是：“跪对历史：安倍该学勃兰特”。

　　其实，二战后，无论是在社会主义东德，还是在资本主义西德，都曾经存在对纳粹罪恶的刻意回避和下意识回避。东德简单地把它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西德，报纸、期刊和其他出版物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讨论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一直到1960年代末，纳粹研究的最重要的作品都非德国学者所著。德国的历史学界在做什么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宁愿放远视界，去研究更古老的历史。另一方面，显示梦魇还在困扰着史学家的证据，是逐渐出现了一些所谓保守主义的作品，力图证明纳粹的种族大屠杀并非德国独创，甚至说它是苏俄消灭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向模仿。这种说法本身也许并无辩护的意图，但却引起受害国和受害民族的警觉，人们谴责这些历史学家客观上起到了洗刷罪恶的作用。受害者穷追不舍的姿态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些德国人内心隐秘的反感。一些人甚至公开发出疑问：我们到底要为父辈或祖辈的罪恶背负多长时间的十字架？德国人要永远这样忍气吞声下去？

　　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只是，据我对德国与日本的观察，两个国家的差异显而易见。在今天的德国，勃兰登堡门旁边，建起了犹太受害人纪念馆，其规模之巨大，陈列物品之震撼人心，都令人印象深刻。在全国每一个发生过杀戮犹太人的地方，都树立起纪念碑。甚至在柏林等城市的人行道上，石块中间还镶嵌着铭刻姓名的金属块，那是从这里被押解并遭到杀害的犹太人的纪念牌。更有一些民间社团，在政府财政支持下，从事对纳粹时代受到迫害或从事劳工的东欧人的赔偿事务。我在柏林就专门访问了这样的基金会。

　　相比之下，日本很少有对战争罪行表达忏悔的纪念物。相反，靖国神社旁边设有表彰日本军人精忠报国的大型展览“游就馆”，其中充满对二战期间日本军人的歌颂。在东京大学校园，我还看到一座医学院同窗阵亡者纪念碑，细看其中死者生平，不少是在侵华战争中的死者。这样的纪念物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