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费正清是当之无愧的学界领袖。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迁》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等专著，以及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等重磅作品，几乎是所有习史者的必读书。在他七十岁时，他的同事们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正是对他学术贡献的充分肯定。
七十五岁时，这位中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对他从1932年起的中国情缘进行了全面回顾。接触中国、研究中国以及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读罢全书，令人深感其中内容的丰富，既有以其中国研究的发展为线索的学术历程的回忆，也有他几次在中国游历、生活、交游的详尽记载，还有他为美国外交事务提供咨询顾问的记录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另外，他还不时用细腻的笔调表达自己对中国的观感。
近代史学研究追求史料的原始性与直接性，官方档案、民间契约、私人日记与回忆录等材料因而得到重视。作为一个在这一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费正清深谙此理。在写作回忆录时，为了真实地呈现自己在各个时期的想法，他在书中多处引用了自己所写的文章、信件和备忘录的内容，力求使之成为“信史”。对研究者而言，这部书可以作为“史料”，对大众而言，这种严谨的风格也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费正清，了解他眼中的近代中国。
在回忆录中，费正清记录了他从1932年起五十年间与中国的接触。在他的学术历程中，中国最初只是作为外交史和海关与财政研究的对象存在，当他抵达上海后，中国才成为被感知的真实存在。从那时起，他在这里居住，学习中文，感受各阶层的生活状态，探究新鲜的文化现象，与中国学者们交往，在中国高校任教，真正拥有中国朋友。他的研究生涯就这样悄悄地发生改变：中国从研究对象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既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现代中国的观察家，他甚至参与了若干对中国影响颇大的政策的制定。这些不同的角色让他对中国的认识较其他学者而言更为丰富，中国不再是他要研究的一个符号、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政权，他也不再是简单对中国的某种现象进行概括、分析的专家，而成为现代中国的参与者。
就像哈利·波特在拯救小天狼星时被闯入同一时空的自己所搭救一样，在日后继续的中国研究中，在某一时间点上，他也是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中的被研究对象。闯入某一历史场景中的人成为自己所在历史情境的研究者所造成的身份交错，恐怕只有写《清代学术概论》和《戊戌政变记》时的梁启超才能有比费正清更深的体会。
对于这种身份的交错，费正清自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在比较自己与后来的中国研究者最大的不同时，他认为，“当时我们中没有人是从我们后来建立类似工厂生产线般的学习体系中出来的……经过这样七年培养的人将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接触中国人和具体的事物。他们只是成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并不能为政府公共政策出谋划策。”（《回忆录》第136页）
这是他对中国研究的态度。他并没有要求所有中国学研究者都成为外交政策顾问，事实上这也不可能。不过，他与很多后来的研究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他不止把中国视为一个个可研究的话题，还将中国当成现实中需要面对的存在。他之所以会有与很多研究者相比出现这样的差别，更多是来自他个人的经历，而非他主动的选择。
他和与他同时代或时间稍早的中国研究者，一般都有这样的共同经历：学习过汉语、在中国做过短暂居留或游历，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早期传教士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肩负着宗教任务，又与真正的中国社会与政治隔阂较多，总带着自己的文化标尺去测量中国，所以他们的认识总有偏见的色彩；费正清则不同，他对中国的认识更深。就如他同时代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一样，他在中国多处游历，与中国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对当时在中国对峙的不同党派、思潮也有所了解，他们由此获得的认识是从档案和地方志中了解中国的学者们所无法想象的。他怀着研究目的来到中国，而且还曾在中国的大学中任职，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对他所见到的中国现象尽其所能地去认识、去理解，而不是像法官一样去评判。同时，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也有一些与他交流对中国的看法的美国友人，能够让他思考中国问题时获得各方面的意见。在思考关于中国的问题时，他能够站在历史的当场，而不是纵身跳上云端俯瞰中国，而俯瞰在很多时候正是在他之后的学者们常用的姿态。
如果说以早期传教士为代表的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认识有很多的偏见，那么费正清之后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看待中国时更多时候是怀着一种傲慢。借助各种政治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方法，他们在研究时比费正清更为客观理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与欧美并非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当柯文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并对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质疑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摆脱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并用“中国中心论”的立场去看待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政治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们也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成与现代世界若即若离的一个异类，看似尊重，实际上却未必友好。有时，他们对中国特殊性的认识，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或是后来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恐怕只有一墙之隔。
费正清对中国的认识，恰巧在“傲慢”与“偏见”这两种立场之间，没有傲慢，不带偏见。他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与自己多年对中国的实际感受密不可分。作为来自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他眼中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富有生命力，但在发展上，又与他所见过的欧美世界不同。在文化与习俗上，中国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但其经济和政治与欧美又存在着忽明忽暗的联系，越是受欧美影响较强的区域，中国自身的特色就越弱，相应地，欧美的色彩就越重；受欧美影响较弱的区域，就表现出较为传统的中国特征，欧美的色彩则淡得多，甚至完全不见踪迹。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正与这些不同区域的现代化程度相关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所见到的中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在他的学术生涯早期，对中国最早的几个通商口岸的研究是他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可能会成为他解释现代中国诞生的突破口。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1934年到1935年，他接触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强行开辟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几个通商城市的早期档案，在其中发现了自由贸易背后巧取豪夺的历史，又进而在日常生活中见识了和档案记载几乎如出一辙的现象，并对通商城市里中国人的生活与社会阶层问题有所了解。于是，他将问题聚焦在早期的通商口岸上，从贸易与外交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并试图对西方在其中的作用做出评估。这种研究思路，可以视为费正清理论的基础。
然而，只有这样的思路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按部就班地进行研究工作，可能他会成为一个外交史专家或贸易史学者，而不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轨迹做出全景式的描述。另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也并非他计划中的研究题目，他之所以会关注这个宏观的问题，完全缘于他的在华经历，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些非常偶然的事件。
1933年，在他第二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资助失败之后，生计问题成为他必须面对的难题。要在中国继续生活并进行研究，就必须有一笔固定的资金，但显然，他并没有这样一笔可以使用的现成资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坐享其成的补贴后，威尔玛和我需要在北京开始谋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是语言老师所无法提供的。”（《回忆录》第100页）
生活的需要，让他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而在充分的了解之后，他的研究获得了意外的灵感。他开始将中国本身而非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在各个时期写下的文字中，他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研究课题的关注。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农村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政府组织及其政策、国共之争等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现实问题促使他思考，让他将自己的学术理论与中国的现状联系起来。强烈的现实性成为其中国研究的重要特征，也使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源源不断地产生灵感。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国现实的强烈关怀，就是费正清学术的第一推动力。
因为生活的缘故，他深入了解了中国，因为了解，他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从美国的立场上去理解中国，不自觉地将西方社会的一些标准带入到了他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去。因而，他的立场与他选取的评价标准，也就具有了柯文所批评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
严格来说，作为中国学研究的外国学者，没有人能够完全放弃自己原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立场，绝对客观地去观察中国，费正清的问题也不在此。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学说，设定了一个极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的存在，认为促使其发生变化的，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冲击，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这是一个十分宏观的解释体系，他假设了两个整体的存在：作为整体的、稳定的中国传统，以及作为整体的、形成冲击合力的现代西方。如此概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比如中国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的传统，传统是否就稳定到无法出现自身的变革，冲击究竟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冲击是否一定会带来中国的变革，等等。不过，在美国中国学建立初期，这样的理论模式从整体上解释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社会联系起来，直至今日，虽然美国中国学研究已经进入全新阶段，但还没有出现在整体解释上能够完全取代这一学说的新框架——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中国学研究基本是针对个案的、专门领域的考察，不具有整体性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冲击—回应”学说本身是综合性的、高度概括的解释模式。
强调西方的冲击，以及在冲击之下中国以日益现代化作为回应，在费正清的认识之中，还有现实案例可以作为佐证，那就是他参与过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十分明白地说明，对中美关系的兴趣，使他关注美国对华政策；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的重要影响，他又开始参与政策的讨论。他本人多次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无论是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支援，还是战后美国对国共两党应该采取的态度，又或是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反思、对华接触的必要性等等。在这些外交政策的讨论中，他越发感觉到这种“冲击—回应”效应的存在，这应该是他的理论组成的最后一块拼图。
费正清对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产生变革作为“回应”的描述，与其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解释，不如说是从现实出发的一种历史假设，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望。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他对这个古老的大国产生了虔诚的热爱。正因如此，他才会参与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并试图用自己的专业研究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让他们推动中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回忆录里，他把自己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讲演看作是与他祖父在各地布道传教类似的行为，并且坦陈：“我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救赎美国……我的演讲会解释我们由于对中国现实的不了解导致了我们在中国、朝鲜以及越南的大量灾难，并且这种情况可能再一次发生。”（《回忆录》第6—7页。）“救赎”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感情：作为学者，他把自己关于中国的研究介绍给听众，就像他的祖父把福音布给信徒；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像他的祖父试图通过传教拯救听众的灵魂。
作为学者，他大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置身事外，做一个专业领域内的教授，因为他对中国的感情，使他在进行学术活动的同时还要投身于政策研究，尽管只是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出现。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两篇著名的讲演——《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费正清身上，学术也好，政治也好，他的选择总是与中国有关。如果说他有一个确定的志业，那就应该是中国。
因为他深爱中国，所以在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时，他强调政策的选择要把中国的利益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并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想从中国方面有所收获，就必须有所付出。这是最简单古老的互惠思想。”（《回忆录》第205页）
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思路并未获得真正的政策制定者的赞同。二战结束以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无能与腐败，结合自己多年来对中国的认识，对国民政府的迅速崩溃做出了预测，并提出美国不应再支持蒋介石的观点。同时，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也做出了独特的判断，并预言其胜利之后也不会成为莫斯科的附庸。他此时的立场是，美国不应再介入中国的内战，至少不应再支持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这样才能在内战结束后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的交往。很可惜，他的观点没有被采纳，美国人对蒋的支持，最后换来的，是胜利者发布的《别了，司徒雷登》。
在回忆录中，他并未直白地表露自己对中国的爱，但在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这种挚爱。他写到过对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政府的失望，写到过同时被海峡两岸误解的委屈与伤感，也写到过在卡特总统举办的晚宴上没有和邓小平进行中国式的怀旧与聚会觉得遗憾，这一切细节的描述里，都含着一个欲言又止的“爱”字。
他还写到过一个细节：二战期间，他到达中国西南的后方，看到中国学者在生活困苦的情况下还继续进行研究，他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并觉得如果换了美国学者，必将扔下书本寻求生计。他把中国当做一面镜子，以此自省，镜中的美国与面前的中国之镜在他心中是平等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么彼此地位对等的“冲击—回应”模式或许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吧。
正是因为对中国的挚爱，让他对中国发生的变化也有中国式的体认。1972年5月，当费正清在中美关系解冻后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为他赐名的旧友梁思成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而北京也非旧时模样。那座由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门组成的古老都市曾令青年费正清为之折服。他在回忆录中非常感性地慨叹：“如今我们无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设计师会使用城墙、城门来作为交通的一部分，为了通行而让车辆穿过城墙城门或绕道环行。打个比方，如果这些城墙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种充满遗憾的哀叹，与他的老友梁思成看到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被拆毁时的感受何其相似。尽管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多年不通信，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却仍在同一时空之内，可惜的是，他们都无法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彼此了。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