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一
我年幼时曾经在乡村住过一段时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一种经验：我沿着穿过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学校上学，一路上瞥见出现在远方地平线上的巨大烟囱，从那里释放的滚滚浓烟播散于天空，那十有八九是为生产军需而仓促建成的工厂。此时，我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到有什么地方十分不对头，感到人们在污染天空。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生态学这样一种科学，即使有，我对此也毫不知情。但对于“污染天空”这种事情令我本能反感。在我看来，人们这样做是对某些东西犯罪，他们破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任意地搅乱自然秩序，这样的举动不能不受到惩罚。当然，我的厌恶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有害的的释放终有一天会破坏森林、灭绝野生动物和危及人们的健康。
假如一个中世纪的人外出狩猎，他突然发现地平线上有像大烟囱般的东西。他或许以为这是魔鬼所为，或许会跪下来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平安无事。
究竟什么是中世纪的农夫的世界和小男孩的世界之间共同点呢？我想是一些根本的东西。小男孩和农夫比大多数现代成年人都更为热切地植根于哲学家们所说的“本来的世界”(thenaturalworld)或“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他们还没有从其真实的个人经验中异化出来，这样一个世界有它的早晨和夜晚，有它的下方(大地)和上方(天空)；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穿行于天空，然后在西边落山；在那里这样一些概念诸如“在家中”与“在他乡”、善与恶、美与丑、近与远、责任与权利，仍然有着活生生的和一望即知的含义。小男孩和农夫们仍然植根于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知道区分什么是为我们熟悉亲近，并合情合理地作为关注对象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东西在它们之外，因其神秘性而使得我们应该对此谦卑地弯下腰来。我们的“我”从一开始就信任这个世界，视之理所当然；这是我们生动活泼的经验的世界，一个还没有变成冷漠的世界，所有我们的爱、恨、尊敬、轻蔑、传统、利益和使得文化得以产生的未经反省的丰富的含义等，都与之密切相关。这是使得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不可取代、不可出让、不可涂抹的领域，于其中、并通过它和为了它，我们因而得以发问，产生个人的责任感。
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实际的人们及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在这个世界的底部所蕴含的价值，甚至在我们的去谈论、关照和探索它们之前，便早已存在并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将它的内在统一性归因于某种“前思辩”的假设，假设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得以运行，是因为存在着超出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之外的东西，存在超出或凌驾于我们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东西，同时也正是这个东西，它赋予这个世界以坚实的基础，带来了秩序和尺度，并成为世间所有法则的习俗、戒规、禁令、标准的隐秘来源。
“本来的世界”，出于其自身的存在，内在地拥有某种绝对的前提——这个绝对安置、界定、激励和引导万事万物的，没有它便是难以想像的，对此我们也只能默默地加以尊敬，任何试图摒弃绝对、试图控制它、用别的东西去取代它，在“本来的世界”这个框架中，都显得狂妄自大，为这种狂妄自大的人类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污染天空的烟囱并非仅仅是不去顾及“生态因素”的一种令人遗憾的景观，如果是那样，人们可以通过加装合适的过滤器便可纠正过来。对我来说比这更进一步的是，它象征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试图越过“本来的世界”的界限及某种规定，将其弄成仅仅私人的兴趣，主观爱好，仅仅是个别人的幻想偏见及异想天开。它象征着一个纪元，这个纪元将个人陷入失去联系的隔绝状态，包括与神秘的东西及绝对之间的联系，取消作为这个世界之尺度的个人经验到的绝对，而代之以一种新的、人造的、既不神秘也缺少主观“奇想”的非个人、非人类的东西，它被称之为客观的绝对，即对于世界的科学模式的客观和理性的认同。
现代科学，以其所建立的关于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冲垮了“本来的世界”的种种界限，将这个世界仅仅视为偏见的牢狱，而我们则必定要冲破这个牢笼去追求客观的经过证实的真理之光，对它来说“本来的世界”无异于我们落后的祖先遗留下来的不幸残余，是他们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这种眼光来看，它视我们“本来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内在的基石仅仅为虚构而加以抹杀，它杀死了上帝放上一个真空的王位，从此将科学作为唯一合法的监护人和仲裁人，把存在的秩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说到底，只有科学能凌驾于所有个人的主观真理之上，并代之以一种居于高位的、超主观、超个人的真理，它完全是客观和普遍的。
尽管现代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学这样的东西，像所有人类作品一样，也在我们的“本来的世界”中发展出来，但现在它们却系统地背弃了这个本来的世界，否定它，诽谤它——当然，同时仍在开掘它。一个现代人，其“本来的世界”已被科学和技术彻底征服，只是在当呛人的气味弥漫于他的房间，才会对烟囱冒烟发出抗议。而即使这样，他也不会发出形而上的抗议，因为他知道拥有该烟囱的工厂生产着他所需要的东西。作为一个技术时代的人，他可以考虑仅仅在技术的限度之内作些补救，比如说在烟囱上安一个净化装置。
请勿误会，我并不是提倡人们取消烟囱，禁止科学或笼统地返回中世纪。何况，绝非偶然的，现代科学某些最深奥的发现表明，客观性的神话有着极大的争议性，经过一个奇怪迂回之路，重新将我们带回到人类主体和他的世界。我无非是希望在最一般和最普通地被接受的轮廓之内，考虑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和它今日危机的根源。并且尽管反省将首先从政治开始而不是生态方面的，但也许我更宁愿以一个生态方面的例子来阐明我的出发点。
许多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的基本组成是家庭农场。在捷克文中，用来表达它是一个更古老的词——“grunt”，这个词具有其词源学上的意义。它来自德文“Grund”，实际意味着土地或基础，而在捷克文中，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语义学上的色彩。作为“基础”一词的口语同义词，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的不容置疑的、传统的和“前思辩”的那种既有的确凿和可信。当然，家庭农场也是各种各样的难以平息的社会冲突的根源，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家庭农场适得其所，受到世代农民的检验，并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所体认。同时，在家庭农场所属的全部事物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达到了最佳平衡：田野、牧草、边界、森林、牲口、家畜、水、路等等。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农民把它当做系统研究的课题，然而，它却构成了一个通常说来令人满意的经济的生态系统，于其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有意义的联系，以此保证了农场的稳定性和农民收成的稳定。不同于今天的“大型农场”，传统的家庭农场是生机勃勃和自给自足的。尽管它也受制于常见的自然灾害，但这不是它的过错——恶劣的天气、牲畜瘟疫、战争和其他巨大灾难是在农民的力所能及之外。
当然，现代化和社会科学拥有改善农业、提高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消灭最恶劣的社会不平等的上千种途径，但是，要实现这些，包括现代化，要在一种相当的谦卑引导之下才有可能，得知道尊重自然秩序的神秘性和从中产生的适度性，这种适度内在于个人经验和责任中的“本来的世界”。现代化不应该由服务于“科学世界观”的新型农学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种非个人的客观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妄自尊大、骄横、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
然而，这正是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集体化”。30年前，它像一阵旋风一样席卷了捷克斯洛伐克，遍及每一个角落。作为其后果，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生命在监狱里遭受蹂躏，他们被奉献于更加光明的明天所提供的科学乌托邦的祭坛上。另一方面，是社会冲突和劳动强度的减少减轻，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这还不是我要提及它的原因。我的理由在于，当旋风把家庭农场从地球表面扫荡殆尽之后的30年，科学家惊讶地发现即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也早已知道的事情：人类每一次激进地、一劳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图取消曾经谦卑地尊敬的“本来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谨慎的个人知识，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还将会为试图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价；同样也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价。事实上这些已经发生了。随着村篱和森林被砍伐，野鸟绝迹，农作物便失去了抵抗害虫的天然屏障。大量统一管理的农田每天无可避免地流失数百万立方米的表层土壤，而它们是经历了数世纪才积聚而成；化肥和农药已经灾难性地污染了所有的蔬菜产品、土地及水。重型机器经年不息地压在土壤上面，令其空气不能流通导致贫瘠；巨型乳牛场的母牛因患神经机能症不能产奶，同时农业甚至更多地从工业那里吮吸机器制造、人工肥料，在一个地区分工专业化时代增加运输费用等等。简言之，情况可怕而没有人知道未来数十年内将会有着怎样令人震惊的变化。
这是一个悖论：在科学技术的年代人们相信自己可能改变生活，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和探索自然的复杂性及其运作规律。但到最后，这些规律显然悲剧性地揭示了人们的失误，并使人们受挫。人们认为他们能解释和征服自然；但结果却摧毁了它，剥夺了自己继承自然的权利。“脱离自然”是一种怎样的前景呢？归根结底，科学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身体不过是数百万有机微体繁忙的互相工作和影响，它们一道构成了覆盖于我们地球的那个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圈”。
这不是科学本身的错，而是科学时代人们狂妄自大的错，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导致残酷后果。人们取消了他们所拥有的所有联系的绝对地平线，否定了他生活着的世界中他个人的“前客观”的经验，同时把个人经验和良心放逐到浴室，仿佛那纯粹是个人私事。人们视他的责任为一种“主观幻觉”，而代之以现在已证明是所有的幻觉中最危险的那种：剥夺了所有具体人类生活内容的有关客观性的杜撰，一种所谓的对于宇宙的理性的理解，一种假设的“历史必然性”的抽象图式。所有这些幻想的极致是，人们可以构想一个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的“普遍的福利社会”，仅仅需要试验机构和工业及官僚主义的工厂便可以将其转变为现实。数以百万的人们被奉献于这个幻觉之前，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除非他偶然置身于这个铁栏之外，并被猛然扔回他的“本来的世界”。归根结底，这种想像中的移情现象，应该归结于被取消的个人所产生的偏见，这样的个人不得不从属于科学、客观性、历史必然性、技术、制度和政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非个人的东西，它们当然不会出错。它们是抽象的、无人身的、功利主义的，因而甚至是天生“无辜”的。
至于未来，如果说永恒的前景还没有彻底被驱逐到童话世界，但却被锁进浴室，那么，还有谁作为个人去关心它，甚至为它担忧？如果一个当代的科学家虑及两百年后将要发生的情况时，基本上是以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不可能去关心当下他所研究的有关跳蚤的问题新陈代谢、脉冲的放射信号或地球的天然气储存将来会怎样。而一个现代政治家呢？他绝对没有理由要关心这些，尤其是这会影响到他在竞争中的机会，只要他生活在一个有竞选的国家。
二
捷克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发展出这样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有其自然科学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着其政治学方面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他首次把政治理论表述为有关权力的技术理论(尽管带些恶意讽刺的口吻)。虽然有着全部历史错综复杂性，我们仍然可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正像现代科学爱将作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实际的人类个体抛置于脑后一样，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可以肯定，权力变成匿名的和非个人化的过程，减缩至仅仅是一种操纵技术的过程，有着1000种面具、变种和表现形式。有时它是隐蔽的、难以察觉的；有时它是完全公开的；有时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时却又是残忍而直接。然而，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普遍趋势。它是所有现代文明基本特征，产生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并盘根错节地扎根于这个精神结构，包括其技术本质、大众品格和消费趋向。
统治者和领袖，在他们拥有的权力中曾经有过个人面貌和个人品质，在某种程度上也曾为其自身的善或恶的行为负起责任，不管他们是建立在世袭传统、还是人民的意志或战争胜利及阴谋诡计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他们被经理、官僚、党政干部(专业的统治者、操纵者)和种种擅长管理、操纵和惑人技巧的专家所取代，他们被安置于各种功能性的非个人化交叉点上，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枚螺丝扮演着被指派的角色。这个专业的统治者是“无辜”的匿名权力的“无辜”工具，其合法性来自科学、控制论、意识形态、法律、抽象性和客观性，总之，来自对于作为个人和邻人的责任以外的东西。
一个现代政治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审慎的词令背后，那种植根于“本来的世界”之内一个人的爱、激情、兴趣、个人看法、恨、勇气和愤怒等，一点痕迹都没有，他也将所有的这些东西锁进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们还在这张面具后面瞥见了什么，那只能是一个胜任或不胜任的权力技术员。制度、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内容，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国家甚至越来越像一部机器，人民被转化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投票人、生产者、消费者、病人、旅游者和士兵。
在政治里，“本来的世界”中好与坏的概念因而变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残余，失去了全部绝对的意义；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绩。权力成了“先验的”和“无辜”的，因为它并不从一个“有罪”和“无辜”仍然有其意义的世界中生长出来。
这种非个人化的权力在极权主义制度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表达。像别洛赫拉德斯基指出的，非个人化的权力及其对人类良心、人类语言的成功征服与一种欧洲之外传统即有关帝国的“宇宙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认同帝国，将其当作世界的唯一中心，而人类不过是其财产)。但是正如极权主义制度清楚表明的，这并非意味着现代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一件欧洲以外的事情。事实刚好相反：恰恰欧洲和西欧，提供了和强加于这个世界的已经变成这种权力基础的这样一些东西：自然科学、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工业革命和类似于这种革命的那种幻想的抽象性，通过将“本来的世界”赶到浴室而代之以对消费、原子弹、一些主义的崇拜。也正是欧洲——民主的西欧，今日正面对着这种矛盾的输出而感到困惑。对它从前输出现在又回溯的扩张主义是抵制还是认可，这种当代的两难处境说明了这一点。由来自欧洲的精神和技术潜能所制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准着欧洲，那么欧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参与这样完全不道德游戏的代价，来表明其要捍卫已失去的价值的决心？抑或欧洲应该退让，从而显示出对于地球命运的责任感，并通过这种责任感的神奇力量，来影响这个世界其余部分？ 就西欧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误莫过于误解了到底什么是极权主义——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
如果我们加以忽视，欧洲文明将不会致力于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欧洲自身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它很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为一种地域性的试图建立普遍福利社会的奇特做法，视其为某种邪恶的人拥有的扩张主义的倾向。或者，在同样的理性主义传统中，这回是在马基雅维里将政治视作权力技术的概念中，人们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纯粹是来自扩张主义邻国的一种外部威胁，可以通过适当的示威，便可以将其赶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是能和浓烟滚滚的烟囱和解的人，因为尽管那儿又脏又难闻，但它最终服务于一个美好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大量的必需物质。持第二种看法的人是那种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工艺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艺学的范围便可以消除，如装上一个过滤器之类的净化装置。 然而现实情形呢，我相信将不幸地更加严重。污染天空的烟囱不仅仅是可以修补的技术上的失误，或为更加美好的消费主义明天所付出的代价，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这种文明抛弃了绝对，无视“本来的世界”，蔑视其命令。并且，极权主义所提出的警告远比西方理性主义愿意接受的要严重得多。
最重要的，它们是理性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凸透镜，是理性主义自身深层趋向得到奇特夸张之后的意象，是理性主义自身膨胀的不祥产物。它们是对理性主义自身危机的深刻而富有启示的反映。极权主义制度并不仅仅是危险的邻国，也不是某种世界进步的先驱；恰恰相反，它们是这个文明全球性危机的“先驱”，这种危机先是欧洲的，然后是欧美的，最后是全球的。它们是西方世界的未来科学研究一个可能的话题，这并不是说有朝一日这些东西将要侵袭和征服全世界，比这更为深刻人意义在于——它们鲜明地勾勒出的别洛赫拉德斯基“非个人化的末世学”的后果。
这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这种权力很久以来只是和少数专横的统治者相关，而毋宁说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因而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个人，它是一头怪兽。不但不受人们的指引，而是拖曳着每个人，沿着其“客观的”自身势头——所谓“客观”意味着它脱离了全部人类尺度、包括人类理性，因而成为彻底的非理性——奔向一个可怕的、未知的将来。
我想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正像“最终解决”这个词鲜明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它可能将梦想转变为现实，也因此把现实转变为噩梦。它不仅解决不了当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终还有人活着，便只能反过来加深这种危机。它只能给这个已是沉重负担的文明进一步增添数百万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走向极权主义的基本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将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因为其胜利者来自于这样一个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战败的敌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们所愿意接受和能够想像的。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想像在国家、民主、进步和军事纪律的名义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么巨大的古拉格群岛，才能将所有的那些拒绝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拘禁起来，而不管这样做是出于无心、原则、恐惧还是邪念！没有一种邪恶可以通过掩盖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们需要进入原因本身进行探讨。
三
我常有机会和访问我们国家的西方知识分子谈话，他们的日程表上包括访问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有人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关怀，或希望理解和表达支持，也有人纯粹出于好奇。在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纪念馆之外，持有不同政见者显然是这个沉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这些谈话通常是颇有启发的，我从中学习和理解了不少东西。问题通常是这样一些：你们人数这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觉得真可以改变事情吗：你是反对社会主义呢还是仅仅想改进它？你是否谴责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弹？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为你带来迫害和牢狱之灾，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么驱使你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你想要在你们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吗？ 提出这些问题有着良好的动机，出于渴望理解的愿望显示了发问者本人关心这个世界的现在和将来。
但我仍要说，再三向我提出的这些或类似的问题表明了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完全不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可能理解——这儿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我们这些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是受什么驱动？并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所做所为最终说明了什么？例如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当然，可以是很多。这个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越多地支持、关心我们，和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我们被抓起来的危险越小，我们的声音不至成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这个问题的深处存在着内在的误解。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帮助我们这些少数“持有不同政见者”至少暂时不致入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让人们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这儿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帮助自己。我们曾经太多地等待别人的帮助，太多地依赖这种帮助，同时也导致更多的灾难：不是在最后一刻撤走答应的援助，就是转向人们期待的对立面。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还有某些东西更为生死攸关——救助我们全体，不管是我本人还是来访的我的对话者。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对于他们的一击？他们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对我的一击？对布拉格人的镇压不也是对全体人类成员的一个镇压行为？如果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甚至抱有幻想，那么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发生悲惨的事情作准备？他们的受难不正是我们受难的先决条件？关键并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见者需要帮助，而是作为这个地区的人需要帮助。
我可以最好地帮助自己摆脱烦扰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关键是持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想养料的东西？他们以何种方式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我们共享命运？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处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问题完全不在于此，它更为深刻并和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是否不管以何种途径恢复“本来的世界”以此作为真正的政治的领域？是否重建人类成员的个体经验，当作评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将道德置于政治之上、将责任置于欲望之上、使得人类的社会富有意义及人类的语言重新获得内容？是否将自发的、完整的、有尊严的人类个体“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会活动关注的焦点？是否要对我自己负责，因为我们存在和某种更高的东西相联系？是否为生命给出一个意义，能够牺牲某些东西，在极端的情况牺牲一切，个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扬?巴托契卡所说的“日常规则”？
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朴素但却是全球性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保卫自己的人性，也许还存在一线希望——我们也许将找到某些更有意义的途径，在我们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参与经济决策之间，以及有尊严的社会形象之间造成一种平衡，并赋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在真正的市场交易中实现富有人性的冒险精神。然而，一旦我们不能捍卫我们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经济运作的技术或组织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们，就像在工厂烟囱上安装净化装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趋势一样。
归根结底，一种制度朝着什么目标运作，比它如何运作要来得重要。而那种服务于全面毁灭的运作不也可以是甚为顺畅的吗？我这样说是因为，从命运分配给我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们对我们时代真正面临的真正危机知之甚少。
例如，我们只要瞥一眼当今西方知识分子摇摆于其间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政治，显而易见，它们不过是玩弄同一种游戏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权力所操纵。因此，它们不过是朝着同样的全球化极权主义迈进的两条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性游戏的一种形式是继续戏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进一步发明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所有这些开始都被说成意在“保卫民主”，而实际上民主却被贬为“不切实际幻想”，这在我们所处的欧洲的这块土地上，早已经变得如此。而这种匿名游戏的另一种形式谓之曰“为和平而斗争”，这股诱人的旋风将许多善良忠实的人们卷入其中。当然，它并不总是需要如此。我经常有这样的印象，这股旋风是同一个制造表面的、无孔不入的非个性化权力设计和调度的，它作为一种更为诗意的手段征服人类良心。
请注意，我头脑中的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指莫斯科——说实话，莫斯科还没有组织如此广泛的当代和平运动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这个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里，要使得一个诚实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胁所有匿名权力的主要对手)变得无用，还有比给他提供尽可能简单的主题、伴随着全部拥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标更好的办法吗？你能想像有什么事情比“一场反对战争的斗争”更能有效使人头脑发热吗？——先是受其迷惑，然后加以占领、最终丧失所有的批判力量。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欺骗人的办法，让他们相信这样的幻觉即如果他们干预部署武器(它们总得在什么地方部署)他们就能阻止战争？很难令人想像人类精神通往极权主义的更为简单的途径。如果武器总要部署这一点越来越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头脑中完全认同阻止这种部署的人就会变得激进，越狂热，最终从其本来目标中异化出来。
因此，被最高贵的动机所驱使的人发现，在其旅途的终点，完全匿名化的权力需要他这么做：在极权主义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为了另外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放弃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务于这样的目标，我们将这幻想称之为“人类幸福”、“社会主义”或“和平”都无关紧要。
当然，从防御的立场和西方世界的利益来看，有人宣称“赤化总比死要好”的确不是太妙，但是，从全球化的、非个人化权力的眼光，即从它君临一切和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恶魔般诱惑的眼光来看，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这口号毫无疑问地表明说这番话的人已经放弃了他的人性。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某种能力，放弃了以个人的方式承担某种超越他本人之上的东西，甚至为这种给生命提供意义的东西献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经写道，一个人若不愿献身于令他的生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便不值得活着。正是在如此放弃意义和如此一种“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规则”之下，战争最容易发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由最高的牺牲勇气来保障的道德屏障来进行抵制。那种非理性地“保卫我们的利益”的大门充分敞开着。知道自己为什么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样被屠杀的堆积如山的尸体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这个口号作为向苏联投降的表达并没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为西方人放弃任何有意义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个人化权力的表达却十分令我震惊。这句口号实际说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个人为之献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牺牲的水平线，所有的牺牲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意义，结果是一种彻头彻尾否定我们人性的哲学。对苏联极权主义制度而言，这种哲学只是提供稍许政治上的帮助，而对西方极权主义而言，这种哲学直接和原发性地构成了其本身。
简言之，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印象。西方文化对它自身的威胁，远远超过SS-20导弹。当一个法国极左派学生带着恳切的目光对我说，古拉格群岛是为社会主义理想所纳的税以及索尔仁琴不过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时，他将我投入深深的忧虑之中。欧洲真的不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吗？那个热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够明白——即使是最诱人的“普遍幸福”的计划要求一个人非自愿地去死，即不是为了获得生命的意义自觉地去死，便证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发现自己也被禁闭在靠近图卢兹的某个苏式监狱里，他才明白点什么？我们世界的新语言是否如此渗透到本来的人类语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经验也使得人们之间无法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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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提出了全部这些尖锐的批评之后，我想人们希望我谈谈在当代世界的政治难题面前，我认为什么是西方人富有意义的选择。 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人，东方和西方的，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余都是从属性质的。这项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这项使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虑并全神贯注，在每个步骤和每个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必须抵制它的复杂性和全面异化的压力，不管它采取消费、广告、镇压、技术，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狂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确认它的被否认的真实性，而不怕被嘲笑。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尊重“本来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认显然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我们必须和我们存在的绝对地平线保持联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将会不断地去发现和体验这种联系。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我知道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难得的与世界的经验，请允许我说，我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 非个人化的权力的先锋队拽着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沿途尽是被蹂躏的自然和火箭发射台，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无论是忽视、原谅、屈服和接受它们的游戏方式，从而将我们变为它们，都是不应该的。我确信我们可以最好地面对它们，可以不带偏见地去研究它们，与之彻底划清界限，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这种邪恶作持续的斗争，这种邪恶除了表现为大量的显而易见的方面，还居留于所有地方甚至我们内部。构成对这种邪恶最大的威胁不是把火箭对准这个或那个国家，而是在当代人的心灵结构中否认和铲除它的存在：人回到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坚持不懈地抵制宣称其超越善恶之外的非个人化权力每种形态，不管它如何伪装狡诈，甚至顶着反对极权主义制度的名义。
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对全部极权主义制度下受害者最好的帮助是正视之所以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的那种邪恶，极权主义正是从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锋队”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没有这种先锋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最狂热的萌芽，极权主义制度便失去了基础。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不负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发达国家的智慧和技术潜力能真正负责任地得到传播，而不仅仅是在一种纯利润的自私利益的压力下进行，我们便能阻止不负责任地将其转化为杀伤性武器。着眼于事情的原因肯定比仅仅是在对结果做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要有意义得多。否则，其结果将是用同样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而遵循这条路线，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散布不负责的邪恶，因此正好是产生滋生极权主义毒素。
我赞同“反政治的政治”这种提法，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我能想像得到，这样一条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是十分难以实现的，运用于正常生活也极为困难。但是，我看不到别的选择。
五
当受审和服刑时，我直接感受到国际援助的重要和有益的力量。我永远会感激那些声援。然而，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在自身的环境中寻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处于呼吁和接受帮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来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帮助。
我相信在“苏联阵营”中称之为“持有不同政见者”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经验，是一种在非人性的权力堡垒下的生活经验。正因为如此，“持有不同政见者”有机会甚至有责任去反省这种经验，做它的见证并将其传达给有幸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因此我们有机会以某些方式去帮助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在我们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意义去帮助它们。
这些基本经验之一为：我称之为“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并且可以是有效的，尽管本质上它无法事先计算出其效果，肯定和西方考虑政治成效完全不同。它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因而几乎不可能去估算其价值将在何种程度上，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何贡献。但显然我以为这是一种基本的和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一个孤独的似乎无权无势的人敢于发出真理的声音，在这种行为背后，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撑着，他准备付出昂贵的代价，他有着令人震惊的更大的力量，尽管表面上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却有着数以千计的无名的支持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是在狂风呼啸的前沿哨所，都有可能以个人经验和“本来的世界”来反抗非个人的权力，去揭示它的罪行，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所做的那样。
今天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拥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政治力量。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尽管被围困在偏僻的乡间，经受着被唆使的周围世界的恐吓，但他发出的警告的声音仍然能够穿洋越海，并更能清晰地对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良心发言，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像善与恶这样纯属个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内容，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动摇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力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僚。还有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政治决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是的，“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来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并非偶然的，这种充满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处于“日常规则”之中，我们必须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见星星。
当扬?巴托契卡写《七七宪章》时，他用了一个概念：“无权者的团结”这个词语。他想到的是那些运用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自己的人性——来反抗和面对非个人化的权力。这种“无权者的团结”将超越国界、政治制度、政治集团的樊篱，超出传统政治的高级游戏，不去追求头衔和职位，从被权术家嘲笑的对象——人类良心——中创造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一种有关未来的更美好的前景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吗？
198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