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之后，中华民族面临外来文明的严峻挑战。历史学家雷海宗七十年前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
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文明危机，至今没有获得解决。到了21世纪，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有了可以与西方媲美的综合国力，然而，文明依然没有崛起，在“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的时刻，在文明抉择上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更要命的是不知彼岸究竟在何处，陷于“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文明迷失之中。
中华文明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如何重建中国人的价值共识和制度共识----这些问题今天再也无法以“不争论”的发展主义策略绕着走，绕过文明的经济发展，只会在原地打转，继续在深水区摸石头，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彼岸，度过文明转型的大河。
一、现代性：一种新的轴心文明
晚清之后给中国所带来巨大冲击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文明？
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认为：自16世纪之后，在西欧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轴心文明，那就是现代文明。它从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这两种古老的轴心文明演化而来，首先在西欧出现，然后迅速向全球扩张，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裹挟其间，正如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所说，现代化成为一个无可逃避的宿命。
究竟什么是现代文明？对此已经有众多的研究和阐释。在这里，我们要将现代文明的两个很重要的层次加以区分：一个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性，另一个是有着明确价值导向的文明。前者与富强有关，后者乃是一套价值观以及相应的制度设置。在晚晴的时候，严复和梁启超都发现西方的崛起有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说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两个不同的层面。
所谓富强的现代性，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概念来表述它：现代化、理性化、世俗化、全球化、资本主义等等。虽然概念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指的是一种价值中性的能力和秩序，它可以与不同的轴心文明与意识形态，从而产生当今世界上各种多元的现代性。具体而言，富强意义上的现代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欧洲自16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与统治力，所向披靡，无可抵挡。到20世纪演变为信息技术革命、新能源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等新的形态，继续推进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改造和控制能力。现代性的第二个层面是理性化秩序，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资本主义，非人格化的科层管理制度、核算投入产出的会计簿记制度等等。这套日益普及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成功地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殖民化，在经济、文化、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为了普遍的秩序法则。现代性的第三个层面乃是一种世俗化的精神追求，即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体现在对人类欲望的无限释放和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冒险进取精神、对金钱和财富永不满足的追求以及节俭勤奋的工作伦理。这一没有价值、没有宗教、没有灵魂的资本主义精神，有自己的生存法则，相信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市场的竞争和强者的赢出将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这套技术性的以富强为目标的现代性，成为当今世界的普世性力量，它面目暧昧，不信神灵，唯独崇拜的是自身无坚不摧的力量。它可以与各种世俗化的轴心文明相结合，除了原初形态的基督教资本主义之外，如今又分化出儒家资本主义、伊斯兰教资本主义、印度教资本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与各种当代意识形态嫁接，发展出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威权主义的现代性等等。这一以中性的资本主义面目所出现的现代性，在今日之世界变得如此之强大，正如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所感叹的那样，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找到一个替代性的体制。在这个世界上，现代性无所不在，资本主义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确终结，科耶夫所担忧的“普遍同质的国家”已经降临。
现代文明除了富强为中心的现代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级的层次，那就是文明。严复在晚晴的时候将之概括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所谓的文明之体，乃是一套现代的启蒙价值观，它以对人的自由与尊严之平等尊重为核心，发展出一套与古老的宗教可以媲美的现代文明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等。这套启蒙话语不仅有观念形态，还有相应的建制设置，那就是福山所说的现代政治秩序三个要素：国家（thestate）、法治(theruleoflaw)和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government）。西方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征服全世界，不仅靠的是现代性的物质和理性力量，其背后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文明话语和法政体制，因而它被理解为是一种新的轴心文明，而且比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文明那些古老文明更具有普世的主宰力量，成为主流文明话语和文明建制。它虽然源自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但在扩张的过程之中，已经不再仅仅属于欧洲，而成为被世俗化了的各大轴心文明认同的普世文明，一种脱离了特殊文明背景的世界普遍精神。
然而，现代文明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充满了矛盾和紧张：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人文精神与技术至上、民族国家至上与个人的权利尊严、发展主义与社会和谐、无限进取与闲适节制……这些现代性互相冲突的两歧面向，都意味着这个新的轴心文明在其内部发展和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和裂变，事实也是如此。现代性文明的这种分化，乃是沿着两个不同的轴心而展开，一个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轴心文明。现代性文明内部分裂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是19世纪以后发生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代性的文明基础，这一同质性的现代文明，到了19世纪在其内部分裂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政治意识形态经过两个世纪的冲突和斗争，又互相内化和融合，在当今形成三种典范性的模式：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俄国或东亚式的威权主义，此外还有更多复杂的混合形态。而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还曾经出现过多个失败了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苏联的极权主义、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等等。
现代文明分化的另一个途径围绕着轴心文明而展开。虽然西方文明到了20世纪彻底征服了全世界，让几乎所有的部落、民族和国家都匍匐在它的脚下，但它同化了众多不具高级宗教和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和地方风俗，却从来没有真正征服过古老的轴心文明，无论是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儒家文明。相反地，西方文明所到之处，激起了各大轴心文明的激烈抵抗，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在文明相遇时同时发生，西方现代文明改造了古老的轴心文明，逼迫其世俗化，向欧洲趋同，但另一方面，成功地内化了西方文明的非西方国家，让现代文明从其母体基督教文明中剥离开来，与自身的文明传统嫁接，创造出现代文明的非西方形态，于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东亚的崛起、印度的发展和中东的革命，现代文明的各种变种出现了，现代性不再属于基督教文明，而呈现出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乃至地方文化结合的多元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并没有改变现代文明的同一性，它依然呈现出前文所说的富强与文明的两个层次的普世化特征，只是它不再以整齐划一的本质主义方式，而是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方式存在：普世的现代文明就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他们的容貌都有相似之处，但并没有共同的本质。现代文明意味着一组价值，包括富强、理性、幸福、自由、权利、民主、平等、博爱、和谐等等。这些价值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彼此之间很难和谐，相互之间经常有冲突。于是对于不同的现代性价值需要选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在哪种价值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上理解是不一样的。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有不同的现代性，乃是它们对何种价值优先的理解和处理不同。英美比较注重自由与法治，欧洲大陆突出平等、民主和社会福利，东亚注重发展和富强。不同的现代性，隐含了价值优先性的差异。不过，如果说它们都是现代性的话，一定具备了现代性这组价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类似”的特征。不同的现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现代性有品质高下之分，有好的与不好的区别。当一个国家的现代性过于偏重某个价值，比如只注重国家富强，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或者民主制度有了，却没有相应的法治秩序，贪污贿选成风；或者社会实现了平等，却在普遍的贫穷中挣扎……凡此种种，都不是一种好的现代性，或者说是缺乏普世文明的畸形现代化。
那么，中国的崛起所象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呢？
二、主流文明的对抗者、追随者，抑或发展者？
2008年之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事实。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实现的是何种现代性？晚清的严复和梁启超发现西方崛起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于是奋起赶超。然而，在几代中国人看来，富强是头等重要的，而文明可以缓行一步，长期以来，一直是富强压倒文明，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态度，更多关注的不是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及其相应的法政制度，而是技术性的、非价值化的科技、理性秩序及其资本主义精神。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中国梦终于成为了现实。然而，这个梦只实现了一半，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现代性，富强崛起了，文明至今处于迷茫之中
中国崛起的秘密，从文明的角度而言，乃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如今已在欧洲衰落的基督新教中的理性化法则、竞争的技艺和勤俭精神，结合中国儒家“经世致用”的世俗传统，发挥到人性中的极致，当代的中国人比欧洲人更像“西方人”，具有浮士德式的永不停歇的进取精神。现代文明的竞争法则从欧洲转移到了东方。到了今天，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今天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即使在不久的某一天，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到时候西方人会哈哈大笑：你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却被我们的文明所征服，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世纪精神所征服！虽然中国统治了世界，但最终的精神胜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一定要说是中国文明胜利的话，这个中国文明恐怕不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
就在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成为无人可挑战的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的内部持续着越来越严重的文明危机：民族的核心价值迷失、社会的伦理秩序混乱、政治制度面临合法性的挑战、政府的权威与信用失落、法治形同虚设……文明的危机与国家的富强形成了颇具讽刺性的反差和对比，令人触目惊心。这一切都意味着至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是模仿西方文明的模范生所交出的成绩单，而且还是一位严重偏科的模范生。
面对中国这一现实，中国思想界内部有绝然不同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普世价值”论，另一种是“中国模式”论。在普世价值论者看来，这个世界的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西方所示范的、为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所证明是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今日的问题就在于学西方学得不够，只是一场洋务运动的改革，需要在普世价值和政治制度上全盘西化。而与此对立的“中国模式”论者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不必模仿西方，中国可以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有自己的文明价值，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崛起将为全球不发达国家提供示范，即使抛弃西方的文明，也同样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
于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放在我们面前：面对当今世界的现代文明，中国究竟要当主流文明的对抗者还是追随者？抑或还有第三条道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将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指出：“文化和文明构成两极：文化一词代表独特性、主观性、个体性；与此相对的文明一词代表可传播性、客观性、普遍性”。以欧洲为例，欧洲文化与欧洲文明是不同的，“欧洲文化以犹太教--基督教—希腊--罗马为自己的独特底蕴，而欧洲文明则以人本主义、科学技术为特点散布到欧洲之后，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也就是说，文明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是一套普世化的价值观念；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显然，“普世价值”论和“中国模式”论从文明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一场普世的文明与特殊的文化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当中已经发生过多次，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德国和土耳其，一个是要用德意志的特殊文化抵抗英法的普世文明，另一个是要用欧洲的普世文明代替土耳其的特殊文化。然而，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19世纪初英法思想传播到德国时，德国的知识精英们用德国的文化去抵抗英法的文明。伊格尔斯指出：“在德国的Kultur(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的Zivilisation（文明）之间展开的文化战争――那是德国精英们借以确立他们对于德国民众的统治权的一套意识形态――中，德国‘1914年观念’与法国‘1789年观念’迥然有异”。这个“1914年观念”就是抵抗英法普世文明的德意志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从俾斯麦到希特勒，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赶超英法的道路，都是按照这一用德意志的独特性对抗英法的普世文明道路设计和实行的，他们在国家富强层面比英国还要英国、比法国还要法国，不到一个世纪，就从四分五裂的、落后的封建割据状态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称霸欧洲的德意志帝国。然而，德国所追求的那条与欧洲主流文明对着干的独特道路是一条走向战争、无法持续的死路。二战之后，德国人痛定思痛，整个民族决意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将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明与德国自身的路德新教传统与近代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融合，当代德国的文明模式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各种异质元素，在当今欧洲经济一片低迷萧条之际，德国一枝独秀，将是带领欧洲走出低谷、重新复兴的希望所在。
德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抗绝对不是正道，一定是自我毁灭的邪路。那些“中国模式”论者如果仅仅愿意在富强上模仿西方，而在文明的价值和建制上固守自己“独特”的文化，即使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那也只是普世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与东方权威主义传统的奇怪结合。这是一种新的中华文明2.0版呢，还是又一次昙花一现的蒙元帝国，只有物质的征服力，而缺乏精神创造的新文明？在13-14世纪的时候，蒙古人的铁骑不仅征服大江南北，而且横扫中亚东欧，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然而，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征服者独有武功，唯缺文明，而没有精神魅力和先进制度所支撑的帝国是支撑不了多久的，不到一百年，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便分崩离析，走向灭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这个世界精神，就是主流的现代文明。中国要追求的不是与世界精神对抗的独特模式，恰恰是符合主流文明、又能将之发扬光大、推向新的精神高峰的普世道路。中国不是一般的民族，而是黑格尔所说的有着轴心文明历史传统的世界民族，这样的民族对世界精神应有担当，其所作所为都要在普世文明的视野中加以衡量。
那么，像“普世价值”论者那样，死心塌地学西方，将中国变成一个完全欧化的国家行不行？在这方面，土耳其是与德国相反的、用文明代替文化的另外一个例子。德国相反的是近代土耳其的道路。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20世纪初发生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走上了一条全盘欧化的道路。不仅实现政教分离，而且彻底世俗化，原来的主流宗教穆斯林被驱逐出所有的公共空间，只能作为个人的信仰而存在。这条用文明代替文化的道路走了差不多100年。土耳其虽然实现了现代化，却再也无法恢复奥斯曼帝国当年的雄风，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成为了一个被撕裂、无所适从的国家——上层是类似西欧那样的现代文明的制度，而底层依然是无法战胜的穆斯林文化的天下，这两者之间是断裂的。也就是说，文明一直战胜不了文化，反而造成了国家的撕裂。
进入21世纪之后，土耳其开始试图走出这一近代的困境，执政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尝试如何将普世的现代文明与土耳其特殊的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明内在地结合起来，虽然继续保持政教分离的近代传统，但伊斯兰教重新回到社会的中心，不仅是拯救个人灵魂的“心性宗教”，而且也是整合社会伦理和人心的“秩序宗教”。在这一过程当中，奥斯曼帝国末年的思想家格卡尔普又被重新提及。格卡尔普所思考的，是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土耳其如何一方面接受现代文明，一方面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在他看来，当现代性文明到来的时候，原来的伊斯兰文明便后退一步，变为特殊的民族文化，但普世的文明无法替代和取消特殊的民族文化，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自我认同、保持自己文化特殊性之所在。普世的文明构成了国家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而特殊的文化则是民族共同的伦理、宗教和心灵认同。今天的土耳其所实践的正是格卡尔普当年的思路，整个国家显示出一种既与主流文明接轨、自身的文化传统又充满活力的新气象。
从德国和土耳其的历史之中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用文化抵抗文明、还是用文明代替文化，都不是民族复兴的正道，中国应该走两种极端之间的中道，既不当世界主流文明的对抗者，也不仅仅是它的追随者，而应该成为现代文明的发展者，顺应世界大势，同时借助自身的文化传统，对普世文明的发展与提升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返世界民族的行列，首先要从富强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在文明的价值和体制的建构上驶向出历史的三峡。
三、通三统、公民宗教与宪法爱国主义
文明的重建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它不得不面对和尊重中国土地上各种已有的文化传统，虽然有些是曾经辉煌过的废墟，有些是尚待发掘的金矿，有些是期待复活的远古传奇。当今中国存在着三种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五四以来以启蒙为标志的现代性文明传统和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传统。儒家文明到了20世纪初因失去了其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而解体，只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性文明一百年来历经波折，到今天实现了一半，有了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秩序，尚未抵达法治和责任制政府；而历史同样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在毛泽东时代走过一段历史的弯路，但其反对资本霸权、追求平等的理念依然在中国有广泛的心理土壤和社会动员能力。对这三种既存的文化传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新老左派和儒家保守主义有着相当冲突的态度和立场，但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它这三种传统都在那里，容不得挑肥拣瘦，不得不面对和正视它们。
甘阳最早提出“通三统”，要将启蒙传统、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统合起来，成为未来的中国新文明。“通三统”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与一神教的西方文明不同，它是多神教的，一神教追求一统，多神教要的是和谐，中华文明以多元一体的方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心灵秩序上，上层的宗教是儒道佛并存，彼此之间相安无事，而底层的民间信仰乃是儒道佛合一，孔子、老子与佛祖共拜。在政治秩序上，乃是霸王道杂之，儒家为普世王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有为的法家和无为的黄老之学则交替作为统治的治理术。不过，无论心灵秩序还是政治秩序，儒家都居于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但它不像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这样排斥异端的一神教，儒家并不排除其它的神祗，只是将各种外来宗教和民间信仰世俗化，将儒家的一套价值伦理观渗透到异教之中。在政治秩序上亦是如此，福山认为，中国最早发展出强大的国家，拥有一统的中央王权、官僚管理制度和科举选拔精英制度。这一理性化的国家能力，便是儒家与法家共同开发的。李零说过：“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历史上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多个国家，而历史上的中国，则是一个国家，多种宗教。这意味着，“通三统”是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之常态。
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通三统”的标语口号之上。因为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还是现代性文明或社会主义传统，其内部都非常复杂、多元，存在着各种相互矛盾冲突的多歧性。中华文明的内部有儒道墨佛法五大传统，即使在儒家内部，也有重德性的修身一面和重实践的经世致用另一面，有以民为本的人文倾向与君主为纲的威权传统。而在现代性文明内部，即使是大西洋两岸，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作为新大陆的美国，既缺乏中世纪的贵族传统也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崇尚个人和竞争的英雄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对政府存在着深刻的不信任，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天赋人权。美国又是一个充满了宗教感的新教伦理国家，独立的个人之间又充满着社群主义精神，发展出完善的市民社会。而欧洲与美国相比，世俗化更为彻底，宗教色彩比较淡，近代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被自由主义内化所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成为欧洲的主流，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相信资本主义的自发秩序，更愿意通过国家的干预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正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所说：“在欧洲的社会，世俗主义发展得相当成熟。欧洲人对于国家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充分信任，但对市场的功能却表示怀疑。他们具有敏锐的‘辩证启蒙’意识，对于科技的进步，不会天真地抱持乐观的期望”。至于由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也有西方和东方两支不同的传统，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开创的西欧社会党传统在现代文明的宪政框架内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到了今天已经成为欧洲的主流。而从俄国到中国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一个世纪以来曾经辉煌，又几经衰落，至今仍处于与现代文明的艰难磨合之中。
因为古代文明、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传统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歧性，于是问题就不在于要不要“通三统”，而是通的是什么样的“三统”？这犹如一场调酒师的比赛，不同的勾兑方案所调出来的现代化鸡尾酒，味道大相径庭。如果取的是法家中的富国强兵、西方现代性中的资本主义富强和东方社会主义的国家专制传统，那么这个“通三统”所产生的怪物将是一种国家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化的法家社会主义。而假如将儒家的民本与人文传统、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法治和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相结合，那么这个“通三统”将融合古今中外各种文明中的智慧与精华，开拓出另一番风景。
中国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某种版本的“通三统”的结果，但这是一种无法持久的、坏的“通三统”。在富强到文明的转型关头，我们要改变“通三统”的勾兑方案，从法家的富国强兵转向儒家的以人为本，从现代性的理性化进一步提升为文明的法治和民主，从东方社会主义的威权传统转型为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对自由的尊重与平等的理想。即使是借鉴西方的经验，目光也要从学习美国转移到学习欧洲。无论国家的历史还是文化的传统，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用基辛格的话说，双方的文明观和哲学观属于不同的例外主义，“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相形之下，中国与欧洲大陆有更多的可比性，比如，中国与欧洲一样都有古老的轴心文明，其文明内部有复杂的多元性；中国像法国那样有强大的官僚国家传统，又像德国那样曾经落后过，面临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文明与文化之间紧张冲突；中国也像欧洲那样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有着深刻的社会主义传统，宗教色彩比较淡、世俗化程度相当彻底等等。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不可能抹去已有的传统，一切推倒重来。因而，中国要将自己的视野从美国转向欧洲，从欧洲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更多的智慧，在古老的文明、现代的启蒙和社会主义传统的融合之中重建中华新文明。
文明既是一种法政制度，同时又是一种公共文化。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与制度的灵魂，乃是其为所有公民所信仰和认同的价值丛。这一价值丛，分为政治价值与宗教价值两个层面，分别以宪法爱国主义和公民宗教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爱国主义是比较薄的国民认同，是对宪法所代表的政治价值和公共政治文化的认同，而公民宗教则要厚实得多，还包括全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价值以及对超越性来源的理解。
宪法爱国主义是二次大战之后德国清算了纳粹的种族主义幽魂之后所提出的凝聚德意志民族的方案，并在两德统一之后成为整个国家具有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东西德公民的共同立场。这对解决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问题，显然有很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中华民族这一大家族内部，虽然汉族人口占了90%以上，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55个少数民族和族群，而像藏族、回族、蒙古族等边疆民族还拥有与汉民族同样历史悠久的高级宗教：藏传佛教或伊斯兰教。而九十年代以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众也在激增。在当代中国，世界的主要轴心文明已经内在化，成为中国的内部宗教。儒道佛耶回五教并存，成为不可改变的多元现实。中华民族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多元一体，不仅民族多元，而且信仰多元，如何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近代国族？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提出的是法政方案，但并没有解决作为统一国族背后的公共文化问题。长达一个世纪以来，汉民族总是试图以自己的主流文化同化其它少族民族，比如将汉族所信奉的儒家文化奉为公共的宗教甚至国教。儒家文化借助世俗的现代化力量的确成功地同化了众多只有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的文化族群，却无法化合同样拥有自己高级宗教的藏族和回民，反而激起了某种文化的反弹。这意味着，任何一种信仰性宗教（包括儒道佛耶回）都无法成为法政制度背后的国教，也无力担当中华民族的公共信仰。文化、伦理与宗教要给不同信仰的族群以充分的自主性空间，作为一个国族的公共认同只能是有限的、单薄的政治价值认同，那就是宪法爱国主义，即政治共同体所赖以存在的基本政治价值：自由、平等、法治、宪政、政教分离、责任制政府等。这些不涉及到宗教与伦理之“好”（good），只是规范政治领域何为“正当”（right）的公共政治文化，超越于儒道佛耶回五教之上，同时又为不同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说所公认，并且为一国之宪法所明确规定，予以制度性的认同和法律保障。儒道佛耶回五教乃为多元，宪法爱国主义实现的是一体，以如此多元一体的方式重新建构中国民族的国族认同。
不过，宪法爱国主义毕竟单薄，它只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无关，只限制在政治的公共领域，不仅不涉及私人的宗教信仰，而且与非政治、非个人的社会公共领域也无涉。然而，公民的公共生活，除了政治领域之外，还有社会和文化两大空间，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世界”之外的“生活世界”。在社会与文化的公共世界之中，需要一种在价值上更厚实的公民宗教，不仅包含政治价值，而且也内涵着由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所形成的伦理价值、道德价值，乃至宗教经验。在这里，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宗教：“心性宗教”与“秩序宗教”。“心性宗教”拯救的是人的灵魂，为信众提供灵魂的归属感和生命的意义，而“秩序宗教”仅仅为社会的公共生活提供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虽然它背后也有一套超越性的源头。我们这里所说的公民宗教，指的不是与个人心灵秩序有关的“心性宗教”，而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的“秩序宗教”。在世俗化比较彻底的欧洲，公民宗教的观念相当淡薄，但在具有深厚宗教传统的美国，从开国至今一直存在着罗伯特·贝拉所说的公民宗教。《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所坚守的自由、平等这些美国价值，皆有其超越性源头，来自造物主的意志。但这一上帝的概念是抽象的，不一定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可以理解为不同宗教中的超越之神。公民宗教所真正在意的，既不是对国家的尊奉，而是对国家所遵从的价值的信仰；也不是对具体的神祗膜拜，而是对其所象征的共同体价值的坚守。虽然在私人领域内部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公共领域，却有着公民宗教---公共的政治价值和伦理价值，从而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公民宗教是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它不是国教，却与国族合一；与政治秩序分离，却为国家所认肯。公民宗教是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员一起经历过的历史经验、共享的民族文化和共同的价值尺度，虽然它有可能来自不同的神祗或道德哲学。
那么，未来中国的公民宗教将会以什么形式出现？是自由主义，还是传统儒家，抑或儒道佛回耶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综合成一个新的公共文化？显然，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华民族是否得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族，中国的国家建构是否得以实现，要看中国是否能够走出核心价值的真空，形成全国上下共同认肯的公民宗教。这一公民宗教既要顺应主流文明，内涵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又具有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公民宗教形成之时，便是中华文明复兴之日。比较起制度的建构，显然这是一个更艰难的文明转型。
路漫漫其修远兮，文明重建需要的只是耐心，只是要看清方向，不再走弯路。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