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8月13日，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先生在天则所召开的ZCJ案研讨会上谈及了中国民间金融与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孙大午提出：“在商言商”本身是对政治的无奈和恐惧。面对现阶段的生态环境，民营企业家处在政府和群众中间，成了待宰羔羊。民营企业家必须清醒：还有“原罪”的帽子悬着。罪名没落到你身上，不是你做得好，而是你幸运。我们经孙大午先生授权发布此文，鸣谢天则所。
今天我迟到了，很抱歉，迟到的原因跟天则所的会址总变动有关系。听了前面三位发言以后，我受一些启发，我谈谈我的感受。
张维迎先生说的道德和良知高于法律，我是非常认可的。我们的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就要从良知和社会道德出发，不能用法律审判道德，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准则，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违背的，这是人类的光明所在。我们在制定法律制度的时候，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
我相信李庄先生说的，ZCJ案没有结束，这个案子对社会的影响，远远不是现在看到的这些。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有人害怕，就像王石先生说的“兔死狐悲”。我们搞的都是民营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家，我们的命运和国家的法律、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王石先生说搞一个基金会，救助有类似遭遇的民营企业家，如果有几个亿欠款的话，可以用救助基金来为他们偿还债务。我也曾经有过类似想法，但我认为，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有限，即便我们的基金会成立了，能够救一个人或几个人，但我们能救得了多少呢？这样的冤假错案每时每刻在大量发生着，能够被媒体披露出来的，仅仅是个别的案例，是冰山一角。因为在我的家乡徐水县，在“孙大午案”发生以前，就有过这样的案例，而且不仅一起，我相信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原来我甚至幻想，如果我是李嘉诚或者是比尔盖茨，就可以拿出100亿，把吉首这个事情平息下来，把ZCJ拯救出来。后来想了想，自己的想法很幼稚，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吴英的案子，大家的呼吁起了作用，我也积极参与了。
因为2003年我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抓的时候，柳传志先生很快就出手，给我们写了信，公开声援，并且说大午集团的1300万债务，联想集团负责偿还，后来联想借给我们1000万，我很受感动。我们当时并不相互认识，帮助了我。所以，吴英案的时候，我在研讨会上曾几次公开声明我可以为吴英担保一个亿的债务。对于个案，这样的做法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整个社会生态来说，这样做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我更关注什么呢？是通过个案促使我们法律乃至制度的变革。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ZCJ的案子不是孤立的，有相当的典型性。可以这么说，如果按照ZCJ这个案子的处理模式，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的资产都可以归零，甚至变成负资产。即使李嘉诚这样的牛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是一个穷光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这样处理，企业的无形资产会归零，甚至变成负资产。尤其是上市公司，我们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这样，一上市，企业的资产就扩大了十倍乃至几十倍，一旦无形资产归零，企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知道，一个企业即使资不抵债，但只要这个企业存在，其资产就依然存在，这就是上市公司壳资源的价值。大午集团在1984年起步的时候，我们是五个股东，一个股东出资两千块钱。由于没有经验，1985年一年就亏损1.6万元，企业就资不抵债了。当时这五个股东都在打架，我在银行上班，我说你们不要打了，你们干不干？你们不干了，债务由我承担。当时我们是郎五庄养殖厂，只要这个养殖厂存在，就会有希望，企业资产就不是负数，不要觉得我们是负6000块钱了，资不抵债了，就没有希望了。最后结局是其他四个股东全部退出了，我拿出两万块钱来偿还债务，连其他股东的本金也还了，这个养殖厂就归了我爱人一个人。几年以后这个企业发展起来了，那几个人又回来在厂里打工，只是不再是股东身份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案例，所以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把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归零或者变成负资产的时候，哪个企业能受得了？我觉得三馆公司就是这样，ZCJ被抓起来以后，企业的无形资产就归零了。
通常咱们说的所谓好企业，即资产负债情况良好的企业，一般是什么情况呢？资产自有率达到50-60%，就是非常好的企业了，一般的自有资金在30-40%左右，负债率到60%，这就是很好的企业。我2003年被抓的时候，大午集团的自有资产最少在80%以上，将近90%，因为政府盘点我的固定资产时，不含土地价值就是1.1亿，而大午集团的负债不足2000万。可是即便是大午集团这样的企业，政府要处理我的话，我肯定也是资不抵债。为什么？你就是一个好企业，自有资产占40%，负债60%，当无形资产归零的时候，你的资产会怎么样呢？会被清仓大甩卖，急速出手，以便还银行贷款、借款，还要清理你的税务情况……当银行逼债，老百姓催你的欠款的时候，如果把企业的资产拍卖，价格是市场价的多少呢？顶天了三折到五折，这样七折八扣下来，企业资产还能剩下多少？所以我说按照这种处理模式，李嘉诚也会成为穷光蛋。这种方法实在是太糟糕了，非常荒唐，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这是我对ZCJ案第一点看法，这种处置企业资产的模式非常可怕。
第二点，所有这样的案子，企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政府问题，甚至所有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都指向政治。也就是说，所有这样的案子，根子都在政府身上，非常清晰。我们现在开会研讨，议题都集中在法律和程序问题上，实际上我们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法律和程序都是服从于政府的目的。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一个政府官员或者一个政府把目的已经确定的时候，那么违背法律、颠倒程序等行为就都出现了，也就是说，政府或官员可以为了他的目的而强奸法律，蓄意制造冤假错案。我不知道在ZCJ案件中，吉首的书记和市长都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2003年我被抓的时候，我说让我出去的话，十天我就可以还清全部集资款。他说判刑多好啊，你如果被判刑了，那些集资的本金和利息就都可以不还了。我说我还得起，为什么不还？实际上政府抓我，本质上不是为了让我还债，不是为了那些债权人考虑，就是要整垮你。当他的目的确定以后，你的一切辩白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意义。你跟他讲道理、讲法律，根本讲不通，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冤假错案办成铁案，哪怕是强奸法律，哪怕是胡作非为。
他们的特点就是秘密办案。我被抓的时候，工作组就给我的孩子做工作，说你千万不要找媒体，千万不要发消息，你爸爸这个事不会有大问题，他会这样压制和欺骗你。天则所的朋友很清楚，当时我们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相信法律、相信政府，这是一派；相信法律、相信政府就要托关系，找领导。还有一派就是主张这个事要揭开，要让大家都知道，争取得到社会的支持。如果政府或官员想把这种冤假错案做成铁案，公检法会一起配合，把案子办成铁案。他们会秘密办案，不公开案情，或者有选择地公开，对政府有利的东西，他公开，对企业家有利的东西，不公开。再有，办案者会夸大、歪曲事实，一般而言，他们不会承认企业家是法人犯罪，他要整的是企业家这个人，办成是企业家个人犯罪，歪曲、夸大事实，甚至直接造假，混淆社会视听，让人们听不明白，看不清楚。2003年我被抓时，人民日报和河北日报就曾经公布过，“孙大午集资累计1.8亿”，注意到了吗？他不说我集资1.8亿，而是累计集资1.8亿。当时我都很纳闷，问办案人员说，我什么时候集资1.8亿？对方回答说，这是你累计的集资数额，就是说我1995年到2003年，所有这些年加起来一共集资了1.8亿。我非常气愤，问他们：你们说我累计集资1.8亿，为什么不公布我累计还了多少呢？为什么不说我孙大午累计还了1.6亿到1.7亿呢？他们不公布这个对我有利的信息。直到现在，有些底层的人或者极左人士还在网上骂我，说我孙大午是罪犯，你集资了1.8亿，你会造成社会混乱，你的企业倒闭了怎么办？还不了钱怎么办？他们这种误导是很厉害的，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可以获得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我们这些被冤枉的人，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大家真相，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现在大家知道了，当时我的企业资产已经过亿，总负债不足两千万，而且我们这个企业没有不讲诚信的记录。可是在当时，他们的误导、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事实的手段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态？说到重庆的事情，大家说害怕文革，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文革的继续，文革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的社会。我是59岁的人，文革我是经历过的，当时的保皇派是不是保权派、保爹派、保持特权派？当时的造反派是不是想夺权，想获得特权？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这样？底层的人恨腐、恨富、恨官、恨企业，高层呢？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特权，甚至出台的法律都是维护特权的。文革中的逍遥派，当时说非敌既友，逍遥派两头挨整，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或者宪政派也是这样，造反派是无法无天的，人家不需要宪政，掌权派要的是特权，也不需要宪政，我们民营企业家处在中间，成了什么呢？在一些人眼中我们就是狗，在政府一些官员眼中我们就是猪，在我们自己心目当中，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
柳传志先生说在商言商，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政治成分，他无非觉得政治里有无奈、有恐惧，所以不想触及罢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拿出钱来救助这个社会，远远不如我们民营企业家发出声音来，从这一点来说，王石先生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价值，比他拿出多少钱来的意义更加巨大。我们这些企业家在一起说一说话，发出自己的声音，对这个社会推动一下，这个作用不是用经济数字衡量的，会有很多人受益。我想这就是今天这个会议的意义。
死的人不会白死，我们活着的人，兔死狐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走向和谐。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走了。
我们的五星红旗是什么？五颗星象征着什么？是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农大众，我们的五星红旗原本就是国民共和的旗帜。我们现在举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是镰刀斧头的旗啊。作为一个党来，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错，你作为党旗可以。但是，五星红旗是国家的旗帜，与党旗不是一码事。如果我们要搞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个和谐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共和的社会，怎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好像我们富人都有原罪，老百姓可以骂我们，贪官污吏可以欺负我们，更可悲的是，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也不敢涉及这个敏感话题，我们不能联合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张维迎老师和天则所的学者们能为我们说说话，我真的非常感激，我也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议。
第三，我觉得这个会议应该提几点建议：第一，民营企业法人地位应该给予落实。既然是法人，有事就按照法人对待，国有企业是法人，独资企业也是法人，公司法也赋予了民营企业的法人地位，那么我们就要争取把这个法人地位落到实处。以ZCJ的案子来说，别说ZCJ的妻子有股份，哪怕是ZCJ的独资企业，企业的行为也是法人行为，与他的个人行为要分开，要区别对待。
第二，建议取消经济犯罪死刑，甚至包括贪官污吏的经济犯罪，也不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暴力犯罪，就不要判处死刑。
第三，政府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我们很多经济行为都是政府主导，民营企业都是跟政府走，大部分都是“听党的话，跟政府走”，ZCJ也是这样的。现在ZCJ被判处死刑，那么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ZCJ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政府指导之下进行的。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