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启蒙的悲剧命运
启蒙，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再度成为知识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代中国的启蒙，肇始于1980年代，曾被称作“新启蒙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就出现了分化和对立的局面，此后又遭到解构，并最终走向了沉寂。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后启蒙时代正在悄然崛起。然而，这场新一轮的启蒙“运动”所面对的内部与外部、学理与实践方面的紧张与焦虑相较之前的几次运动并未得到减缓，反对者对它的绞杀与围堵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启蒙出现了反复摆动的情况，而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进一步的后果则体现在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公民的精神或心智封闭当中。
何谓精神封闭？所谓精神封闭是指一种不开放的心灵状态：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新的、不同的意见。自1980年代以降，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普通公民的精神封闭主要表现在内外两个层次、四个方面上，在启蒙运动与启蒙派内部表现在：理论上的浅尝则止，实践上的固步自封；在启蒙运动的外部则表现在：国族主义的夜郎自大，国民心态的充满偏见。
一、理论上的浅尝则止
要想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则必须对以往的启蒙哲学及启蒙运动进行深入反思。而当下的中国思想界似乎在这一点上呈现出集体封闭与失语的状态。封闭正表现为：对启蒙的内在理路缺乏深入的反思，同时对中国历次启蒙运动的失败缺乏必要的反省，浅尝则止；另外，没有彻底吸收西方启蒙得以展开的现代性因素--用理性破除权威与迷信、用技术化与制度化的方式来落实理性--也是浅尝则止。
“浅尝则止”的反面则是深入地反思以往的启蒙哲学与启蒙运动，并深入地理解启蒙所导致的现代性及其得以实现的西方文明的根源。然而，到底何谓启蒙（Enlightenment/L‘illumination）呢？狭义的启蒙是指 18 世纪欧洲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而广义的启蒙则是指人类摆脱未成年状态的一种努力。
康德在200多年前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因此，我们可以说， 狭义的”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它打的是”理性“的大旗。作为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启蒙标志着西方文明在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而广义的启蒙则是至今我们仍在经历的人类状况，是一项仍需要不断进行的思想与实践的解放活动。
那么，何谓中国的启蒙呢？中国的启蒙到底始自何时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当作是中国启蒙的最早呼声，因为他们的思想当中包括了一些现代性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例如反对君主专制、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与自由等等。当然，他们的学说在当时却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影响力，直到晚晴才成为思想重镇。从观念上，我们很难把他们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联系起来。另外，有学者把1840年后在列强冲击下的力图摆脱传统政治、经济与文化，旨在新民的思潮也当做是启蒙运动，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现在，被普遍认可的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运动有共同之处，都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很凶猛，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马上就消沉，甚至遭到批判或清算。
那么这两次启蒙运动为何失败呢？这原因首先便是”先天不足“。何谓先天不足？此不足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中国的启蒙有来自西方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冲击和影响，势必沾染上”启蒙“本身的一些弊病；第二，由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的原因，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势必在一开始就有软肋，其悲剧命运甚至是无可避免的。
先拿启蒙本身的问题说起。启蒙以理性为表现，而理性则典型地体现为改造自然的”科学“及塑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民主“。这也就是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先进性最为直观的理解，即”赛先生“与”德先生“。可以说正是理性最高地位的确立，使西方社会开始真正走向现代。而理性权威得以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然而，理性的乐观主义也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由于过分崇拜理性从而导致理性的辩证法：几百年来，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随着社会建制的不断合理化，人类却越来越被体制、技术、欲望和权力所奴役，启蒙的原初目的并没有因此而实现。
另外，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不仅引领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而且制造了启蒙的话语逻辑并取得了关于真理的话语霸权。”知识就是力量“绝不仅仅是启蒙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当时社会的现实。 根据福柯的看法， 知识甚至就是权力，知识分子由于掌握了话语权，因此逐渐和他的天职分道扬镳，也逐渐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与之相比，群众因缺乏理性而处于启蒙的对象之列，他们永远都是无知、被动和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唯一的角色就是作为可以”原材料“而接受来自知识分子或统治者的”加工改造“。实际上，启蒙运动尽管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旗号，殊不知启蒙知识分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有产者的利益代言人。--这就是启蒙内在的逻辑和历史表现所导致的问题，而这两种问题也传染了中国。
再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存在什么问题。从起因来看，西方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就是要摆脱宗教专制主义所带来的蒙昧。然而，对宗教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抗，并不必然导致对宗教精神的否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西方启蒙思潮是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取营养的，也是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同时其背后还有深厚的社会根基：资本主义发展而带来的市民社会的成熟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支持。
反观中国的历次启蒙运动，则似乎没这么幸运。首先，它的起因有西方世界的影响。有人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肇端与中西文明的冲突，是西方现代性激活的外源性启蒙运动，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之间具有很深刻的价值断裂性，没有西方那种孕育了现代性的传统资源可以利用。更有论者说中国的启蒙思潮几乎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这种说法看似夸张，但也不无道理。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的第一次启蒙运动正是在对科学与民主的全然追捧中产生的。同样是在1919年，当马克斯o韦伯在演讲中指出：“处在西方民主体制核心位置的科学精神已经泯灭了”时，中国人却正在全心地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耐人寻味的时间差表明，当西方人开始因为理性的独大而走向斯宾格勒所谓的“没落”时，中国却正在以学生的姿态去照搬老师曾走过的路，因此它似乎也很难避免“启蒙的辩证法”和“知识分子异化”的悲剧命运。
其次，它的开展自然无法摆脱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如果说西方的启蒙是要解构人们因对神性的崇拜而造成的愚昧和偏执，从而将上帝理性化并重新肯定人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话，中国式的启蒙则是要将人从儒家名教和宗法王权对人的压抑与否定中解放出来。以“新民”为核心的近代启蒙运动--包括放眼看世界与洋务运动--由于缺乏充分的现代性吸收与孕育，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终于宣告破产。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样如此，启蒙思想家准备了一份并不完整的启蒙谱系版图，且由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外在要求与伦理革命的内在要求之间发生了冲突，并没能深入，过早地发生了转向，形成了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并由启蒙走向反启蒙和蒙昧的悲剧命运。1980年代的新启蒙在“回归五四”的旗帜下对历次启蒙运动做出了深刻的反省，但其侧重于民主与理性的文化批判与“外在扩张”，缺少人性建构和内在超越，也带了新的危机，最终无疾而终。
二、实践上的固步自封
无论是前两次启蒙运动，还是当下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启蒙运动，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由于其传统士大夫情结的影响，仍会不自觉地跌入两个陷阱：家长作风与民粹主义。
前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即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精英”居高临下地对老百姓进行启蒙，把民众当做儿童进行引导、教育，这种家长作风违背了康德所说的启蒙本义，即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而走出自己未成年的状态。知识分子总是以民众的“监护人”或“代理人”自居，总是视民众为“未成年人”，恰好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
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今，知识精英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一整套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等于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他们这样做有两层原因：一方面，很多知识分子并没有经过真正的自我启蒙，只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的和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从西方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者工具。因此，这种姿态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是“以蒙启蒙”。另一方面，他们眼中的民众仍然只是未成年人，必须要接受他们的教化，民众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是非，只需跟着他们走就能够获得解放并推进历史进步。
虽然一开始就拿儒家开刀，但前两次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依然无法彻底反省发起思想解放运动的真正动机：即忧国忧民，替人民说话，代大众立言，救老百姓于水生火热的伦理使命。这种使命感或社会责任感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此伦理使命一言以蔽之，曰民粹主义也。其实，家长作风和民粹主义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先是把大众当做儿童，然后以追随的大众人数作为启蒙成效标准，进一步就走向大众的崇拜，也就是民粹。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既想作为代表大众的精英来引导大众，同时又崇拜大众，其结局必然导致愚昧崇拜。因为大众虽然力量很大，但思想上不成熟，因此引导他们就必须要阿谀、媚俗、崇拜他们，最后只会走上新的造神运动。
总结前两次启蒙运动，我们可以说，它们共同有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倾向。启蒙并未成为知识精英们的目的，而仅仅沦为工具，其真正的目标则是“全盘的社会改造”。这都是中国知识阶层在理论纵向上的心智封闭的表现。而当下的正悄然展开的新一轮启蒙运动虽然较之此前的运动少了那么一点点家长作风，但民粹的倾向依然很严重。为了讨好大众，知识精英不惜去媚俗和迎合，争先恐后去“接地气”，久而久之，也丧失了批判社会的能力与动力，启蒙者有沦为蒙昧者之嫌。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给启蒙创造了新的契机。制造信息与消费信息的两类人群第一次离得如此之近，并日趋合流。Web2.0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更是让信息的取得与发布不费吹灰之力，高高在上的启蒙者也遁于无形。任何表面和形式上的信息封锁都将成为一种愚蠢的代名词。然而与此同时，启蒙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瓶颈。随着微博技术的出现，启蒙的成效似乎有了新的衡量标准：粉丝数。可是，碎片化的信息又能取得什么样的启蒙效果呢？暴力语言与戾气横行似乎更是互联网时代的写照。关注度的增高更是让每一个发布信息的自我迅速地扩大，更容易被转发数和评论数吞噬了应有的判断力。随着不同个体之自我的膨胀，就一些公共话题则必然会出现争论，而这些争论的结果便是更加激烈的对立，争论的双方往往以“拳脚相加”并互相拉黑而告终。就这样，互联网时代的个人更加难以听取不同的声音，我们更容易陷入同一个立场和同一种思维方式的小圈子。自由派的人绝不会去上“乌有之乡”，而左派也不会阅读共识网或凯迪网的文章。久而久之，难以形成就公共领域理性讨论的氛围，公民社会迈向的成熟的道路依然步履维艰。因此，互联网时代启蒙的更有滑入新的蒙昧的可能。
三、国族主义的夜郎自大
当启蒙运动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事实的时候，中国却徘徊在启蒙的门口，不得其门而入。而究其本质，除了启蒙运动和启蒙派内部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启蒙不得不面对着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攻击。
首先，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至少面对四种思潮的围攻：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新古典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政治保守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其中对启蒙破坏力最大的便是第一种“主义”，简称国族主义。
自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到去年的反日游行，中国的民族主义愈演愈烈。而国家主义则是民族主义比较右翼的极端形式。虽然，民族主义也是西方启蒙的目标之一，但并不是首要价值。启蒙的核心不是国家，而是人，是个人，个人的自由与价值。随着中国崛起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主义成了这几年中国思想界的明星。许多早年拥护启蒙与自由主义的学者纷纷转向，开始挑战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权威，并主张“超越启蒙”，呼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道路。另一方面，由于自由主义或启蒙哲学本身在国家理论方面没有系统的论述，因此在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缺席的时候，国家主义便乘虚而入。这几年比较流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施密特主义、霍布斯热等等，都说明了这种现象。
另外，这几种思潮还出现互相结盟的倾向。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以及多元现代性理论都聚焦于“中国崛起”的本位立场。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思潮也开始像一个刚刚发育的半大小孩儿一样开始想挣脱家长的控制，希望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最近这两年，由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欧债危机都需要中国来帮衬，这样一种势头更有了“夜郎自大”的特色，甚至认为中国模式大大优于普世价值，开始和西方叫板了。
从纯粹学理的意义上讲，自2000年以来所出现这几种思潮有其积极的价值，可是当它们从外部批判启蒙的时候，很有可能将中国引入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很有可能成为反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乃至于启蒙背道而驰的伪现代性。而这种追求纯粹本土特色的现代性替代方案也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深刻的悲剧。从浪漫主义到纳粹主义的德国，从后发资本主义到军国主义的日本，正是这种现代性的典型代表。
现代性固然可以有多副面孔，然而多元主义现代性与启蒙所宣扬的普世价值之间一定存在矛盾吗？答案并非的肯定的。传统的启蒙主义者在一种僵化、独断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走向了精神封闭，并导致了今天与启蒙思路逆反的价值出现。这种精神封闭在形而上学上的体现便是本质主义，它认为现代性必须具有一种固定的本质：即观念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以及政治上的宪政民主。而要解开现代性本质主义一元论的死结，则可以诉诸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也许现代性并不是单一面孔的，而是说在不同的现代国家可以分享一些家族性的相似处。例如，美国和英国就比美国同法国更近，俄罗斯的现代性也不同于欧洲国家。因此，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富强、幸福等普世价值的选择上，中国的确可以有自己的侧重点，只是价值排序则并不会因不同的选择而呈现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状况。能否摆脱国族主义的精神封闭，还有待启蒙的继续深入。
四、国民心态的充满偏见
中国当下的文化形态和国民心态当中，偏见绝对算得上是一间日常用品。价值迷乱、道德沦丧、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渊薮都是国民性的人性现状中充满的偏见。这种偏见又和愚昧互为依靠。愚昧意味着无知，拒绝人格的独立于人性的解放；偏见则表现在滥用人性解放的条件，被新的习俗、风尚所裹挟而陷入纵欲与虚无的深渊。许许多多充满偏见的现代国民自以为自己的人性以及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状态下解放了，自以为看透了社会与人生的方方面面，唯物主义和金钱拜物教成了他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一些知识分子也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中迷失自我而不能自拔。
丹尼尔·贝尔就针对这种现象说：“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的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当下的国民太习惯于以“自我实现”的名义来不断破除对于超越性的追求。“装逼”一说一时充斥网络，任何超拔的精神、任何事后的反思、任何灵魂的提升、任何先验的批判都被看做是对人性的舒服，疯狂地追求毫无边界的所谓“自由”。
如果说前两次启蒙运动在精神上都是在与蒙昧作斗争的话，当下的启蒙则不仅要解除蒙昧，更要与形形色色的偏见做斗争。在教育程度相对落后的过去，蒙昧就像一张白纸，一旦被启蒙，人就有希望在白纸上画上美丽的蓝图；然而在当下受过教育的国民心智当中，偏见更像是满纸的涂鸦，自知识精英至普通民众，偏见似乎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恢复清明的道路十分艰巨。
至于解决这种偏见，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公民，都应当以“自我启蒙”作为摆脱幼稚状态的首要工作。对于致力于启蒙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断地批判则应成为其根本的志业。在历史上，知识分子曾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成功地批判了神话、迷信与专制，并成功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但当启蒙孕育出的结果幻化成封闭人类心智的神秘力量之后，思考如何消除这种封闭以及这种封闭所带来的非理性灾难，则是当代启蒙的重要内涵。
封闭的反面是打开。启蒙的本义是照亮，既然是照亮，就应该打开门，让智慧之光射进人性最深、最黑暗的地方。这意味着，自纵向来看，我们应该深入地挖掘启蒙哲学与启蒙运动的深刻蕴涵与内在理路；自横向来看，打开则意味着能虚心去倾听他者、其他阶层、其他派别乃至异质文化的声音。在新时代下，启蒙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的独有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启蒙派还是非启蒙派，无论知识精英还是大众，都应该尝试罗蒂所说的“反讽主义”态度，只有摆脱了精神的封闭，才会看到自身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成年状态，毕竟，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本文为同道读书会第19次活动“从布鲁姆看中国当下的精神封闭”的主题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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