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陈寅恪》，刘正、黄鸣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版，26 .00元。
编者按：随着《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陈寅恪诗笺释》（胡文辉著）的再版以及《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刘经富著）、《竺可桢与陈寅恪》（张荣明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陈怀宇著）的问世，陈寅恪再次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然而，关于陈寅恪的写作，其实存在不少问题，本刊特邀专研陈寅恪的学者张求会先生就《闲话陈寅恪》（刘正、黄鸣著）一书的问题发表意见，希望引起读者的注意。
《闲话陈寅恪》（刘正、黄鸣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以下简称《闲话》。凡引自该书之文字，均只标页码，不再标注书名）面世两年多了，今年年初我才从网上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这本书写得如此粗糙而大胆；二是想不到居然和我有关系— 按照两位作者的说法，虽然拙著《陈寅恪的家族史》给他们“解答了许多疑惑”，“但对于陈寅恪先生之‘行六’说与其他显而易见又如此重大的材料本身”，拙著“却轻轻放过”，让他们不得不“感到遗憾”。（61页）这话真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翻遍全书，拙著只有这一次在正文中被提到，即便在注释中也没有再发现，看来“解答了许多疑惑”很可能只是客套话；陈寅恪先生“行六”（大排行老六）原本不是问题，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两位作者如此在意拙著没有涉及这个话题。
言归正传，如果用一句话对《闲话》进行点评，我的答案是：这本书堪称当下追赶时髦、恶意檃栝、以臆测代替考证等等不良学风的代表。前面已经交代了我接触《闲话》的经过，如此点评肯定会引来非议，认为我在打击报复，乱说这本书的“闲话”。但认真读了两遍、反复想了几次，我还是认为《闲话》的作者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大胆行文，出现了较多的硬伤，主动为读者索赔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也为我“说闲话”留下了足够的把柄。
双重“准备不足”，往往只能以臆测代替考证
我所说的“准备不足”，首先指作者的文史素养储备不够，其次指作者在进入陈寅恪研究这一领域之前的相关准备也不充足。储备得够不够、准备得足不足，原本没有固定或统一的标准，但至少要够用，也就是说能够解决研究中碰到的一般性问题。准备既然不足，又忍不住要赶时髦，难免用大胆的臆测来代替考证。
比如，在介绍陈寅恪五世祖陈克绳时，《闲话》这样解释其名（克绳）、其号（韶亭）的含义：“陈克绳之名，其意义即以‘克己复礼’为准绳，取法于《论语》中的孔子之言。因此，‘韶亭先生’中的‘韶亭’二字显然是孔子闻韶之亭的略称。《论语》中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之说。古代齐地曾有所谓‘孔子闻韶处’的碑铭存在。这里的‘韶亭先生’，疑当地亦曾留有‘闻韶亭’之类的古建筑，才有可能以‘韶亭先生’来指代有德行和学养的人。”（18～19页）。《闲话》征引的文献，有意无意未交代出处者，可谓俯拾皆是，此处也不例外。其实，陈寅恪五世祖名克绳，字显梓，号绍亭（又作韶亭）。《闲话》不知道出于何种目的，只字不提“绍亭”，而一意专注于“韶亭”的臆想。古人的名、字、号，意义或相同、或相近、或相反、或补充、或修饰、或延伸。相比于名，字、号因为谐音而出现多种写法，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绍亭”与“韶亭”通用，正是一例。因此，如果将“克绳”与“显梓”“绍亭”相对应，将其名、字、号的含义解读为“克绍箕裘于父祖，扬名显亲于桑梓”，或许更加合乎常规，也更加符合陈克绳的本意。
陈克绳之子孙的名、字，也没有逃脱被《闲话》臆度的厄运：“陈伟琳字琢如，此名和腾远类似，其义是希望能立于伟丈夫之林。而其琢如之字，则是指品行像玉一样。”（20页）“陈宝箴字右铭，其名与字的关系颇不易解。可能即以‘箴’为宝，以此作为座右铭之义吧。”（29～30页）作者余勇可贾，臆说得以延续：“自陈宝箴开始，陈家名字中的进取之气势明显得到了缓冲。大概是已经功成名就、成了大户望族了吧。所以自陈宝箴开始，陈家人的名字中文人气浓了起来。”（30页）
作者貌似对名字特别感兴趣，专门安排了一节“使用‘恪’字作为排行的一点推测”，雷人之语层出不穷：“清代中后期以来，以‘恪’字作为排行或名字来使用的大多是客家人。如现代文学家邵洵美之弟邵洵恪、陈三立的诸子衡恪、隆恪、登科、方恪、寅恪等人。就此现象来说，本书第一作者刘正有一点推测，即清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客家人和内陆各地人的同化— 特别是因为科举制度中专为客家人设置了‘怀远籍’以增加中举名额— 于是，在中了举的客家人家族中出现了摘掉客家人的‘帽子’、保留客家人‘内心’的纪念性命名现象。‘客家人’的‘客’字摘掉了‘帽子’，就成了‘各’字；而保留客家人的‘内心’，就使‘各’字成了‘恪’字。这或许就是清代中后期客家人喜欢使用‘恪’字排行或命名的原因吧……”（9～10页）幸而刘正先生还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这番“文化推论”“还需要相关史料与事实查证”（10页），可见并非故作惊人之语。细究其根源，仍是储备不足所致。
我之所以判断两位作者对陈寅恪研究的准备也很不充足，同样源于他们不负责任的文字。《闲话》第32页，将陈衡恪的自画像判给了他的父亲陈三立。第33页明明引述陈三立原文：“孺人姓罗氏，世居武宁之洋井里”（江西武宁，与义宁接壤），第32页却称其“夫人为四川人罗氏”。第38页所刊全家福，拍摄地点北平被换成“江西老家”。陈三立第三女（陈寅恪幼妹）名安醴，根本不叫“怵余”（52页）—1923年，陈三立连丧继妻、长子，三个女儿担心父亲哀伤过度，于是陪侍父亲到西湖养病—“三女怵余以忧死，挟居杭之明圣湖上”（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见《散原精舍文集》卷十三）。如果倒退20年，因为史料披露不完整而将“怵余”误判为陈三立幼女的名字，倒也情有可原；时至今日，陈寅恪研究俨然已成显学，稍作浏览，不难找到答案。陈三立自号“神州袖手人”，源自其《高观亭春望》一诗。此诗一直被误认为写于戊戌政变（1898年）之后，实则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订结果早已刊布（李开军、潘益民辑注《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82～83页）。《闲话》倘若因袭旧说，称陈三立戊戌政变后一度意态消沉，自号“神州袖手人”，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出人意料的是，两位作者竟然改称陈三立“辛亥革命后曾以‘乾坤袖手人’为号”（32页）。此外，陈三立与谭嗣同、吴保初、丁惠康被称为“文坛四公子”（35页）；“陈衡恪画风奇绝，开创岭南画派”（42页）；郭沫若将陈寅恪看作“老对手”（148页）；陈寅恪夫人唐筼“有不少歌颂现实的作品”（194页）……如此立论，岂非胆大妄为、信口雌黄？
恶意檃栝形同剽窃，征引、校订粗疏肤浅
檃栝原本无可非议，既是传统之一，也是现实需要，可恨可恼的是恶意檃栝。凡恶意檃栝者，从材料到观点无不痛下其手，只是偶有出注，大多不加说明，宁愿煞费苦心地改写重编，也不肯老老实实交代来源，更不愿埋头苦干努力赶超。因为恶意檃栝者往往就是同行，此类行为更带有隐蔽性和欺诈性；又因为荒唐的科研评价制度将会议论文、网络论文、内刊论文一概视为无物，恶意檃栝者得以为所欲为。于是乎，蔚然成风，花样百出，风气所及，流毒无穷。
恶意檃栝，虽然不是《闲话》首创，也绝非《闲话》独有，但不能据此轻视任何一次恶意檃栝的险诈— 看似剪裁改写，实则抄袭剽窃。为节省篇幅，我直接引录主要被剽窃者之一胡文辉君的一段话作为证据：“至今为止，对于我的寒柳堂诗研究，我发现有两例剽窃：一是刘正、黄鸣的《闲话陈寅恪》，书中《虚经腐史意何如：陈寅恪先生的文字游戏》一篇，完全是抄袭我对《经史》诗的解说（我的文章作于《笺释》撰写以前，曾刊于台湾《古今论衡》，后来又贴到网上，估计《闲话陈寅恪》就是从网上不告而取的）；一是……”（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版，1246页）《闲话》的两位作者如欲自证清白，不妨与另一位剽窃者一起勇敢应战。
回到《闲话》。即便是那些看似如实交代了出处的引文，其实也未必可靠。原因很简单：一是征引时过于粗心，多有疏漏；二是功力所限，无法校订原文的错讹。
试举一例：陈寅恪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复》大概是被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闲话》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闲话》（139～140页）虽然处理为直接引用而非间接引述，但差错之多令人咋舌。
再举一例：《闲话》引用了陈小从《庭闻忆述》组诗的第八、九、十首，出处为《追忆陈寅恪》（张杰、杨燕丽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这一回引用基本没走样，所以原刊的错误也就一如既往：第九首“弟兄相顾阮囊羞，恰值金陵好个秋。清兴驱人间不住，典质金表资出游。”（47页）“间不住”，应为“闲不住”。第十首“劫余重聚萨家湾，雁序依然鬓已斑。收拾十年离乱苦，声声煮粥话团鸮。”（同前）“话团鸮”，应为“话团圞”。陈小从女士的这一组诗，最早刊发于《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话团圞”无误，“闲不住”已经错成“间不住”。我后来协助小从老人编著《图说义宁陈氏》（陈小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时，亲眼见过老人的手迹，果然是“閒不住”和“话团圞”。“闲不住”错为“间不住”，估计源于“閒”“間”“閑”不分“话团圞”错成“话团鸮”，《追忆陈寅恪》未必是始作俑者，但此书影响颇大，谬误也因此流传越来越广。《图说义宁陈氏》将“话团圞”错植为“话团栾”，似乎缘于字形相近、字音相同— 依稀记得我当年特别作过提示，最终仍难幸免。区区二字，足可见图书质量之差，作者和编辑各打五十大板毫不冤枉。
三条有价值的材料，最终淹没在虚荣心之中
当然，《闲话》绝非一无是处，至少有三条材料颇有价值，处理得当，自有其意义，且不失其体面。可惜，作者的虚荣心最终戕害了将这三条材料。
其一，余英时1996年8月15日复刘正函，披露了他对于陈宝箴被赐死一说的态度，弥足珍贵。
余氏此札，《闲话》仅仅影印了局部，现将相关文字移录于下：
1900年陈宝箴卒一条，你引二说，其二为戴传远《文录》之赐死说，你似乎颇信此说，而以陈三立之“微疾”是“曲笔”。我很怀疑戴传远《文录》的可靠性。是年庚子之乱，慈禧何以在此紧张期间独赐陈宝箴死，甚不易解？此是大事，不可能隐瞒甚久，当时康梁等在海外，如有所闻，更会大作宣传，以彰西后之恶。我不敢完全断定无此可能，但终究你必须先加详考，再作断语。你毫无批判地接受戴氏传说（戴非亲见，乃其父之事），似不能分别何谓“第一手史料”，何谓“传闻”。戴传远其人如何，其言有可信之价值否？此皆不可不究。故我以为此说最多只能当作“异闻”入谱。（29页）
“戴远传”，余札误作“戴传远”，《闲话》予以径改，可从；“甚不易解”，被辨认为“岂不易解”，与余先生的原意迥然不同；“西后”，衍为“西太后”，或为一时手误？兴许是出于对余英时的敬重，《闲话》将陈宝箴猝逝的原因概括为“死因不明”（28页），但字里行间明显看得出对于“赐死”说依然恋恋不舍。窃以为，刘正君如果能够深刻领会余先生的谆谆劝谕，也许可以进一步明了“赐死”说的似是而非。
其二，《闲话》作者在日本所获资料及委托日本友人所作调查，至少有助于陈寅恪研究的延伸和拓展。
比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向陈寅恪请教中亚史问题，本是蓝文徵在课堂上或聊谈中追忆的遗闻轶事，经其弟子陈哲三笔述刊布，遂广为传播，大大满足了不同年代的陈寅恪粉丝们的心理需求。为了验证真伪，《闲话》的作者进行了以下考证：首先，查阅了当事人白鸟库吉的日记、文章、书信，发现“并无有关此事的一点记录”（112页）；其次，向当年的见证者和田清的次子和田博德、女婿神田信夫提出书面委托，设法查阅了保存在神奈川县茅崎市档案馆的和田清日记、来往书信，发现“也没有对此事的一点说明”（同前）；再次，经由池田温帮助，获得了榎一雄提供的一条证据—“当时并无白鸟库吉博士和钱稻孙先生住为邻居的现象”，由此也可证明蓝文徵所述钱稻孙“正住隔房”、代陈寅恪传书释疑解惑“并无其事存在”。（114页）
这一番内调外查，尽管仍有不明之处—查阅白鸟库吉、和田清著述的，到底是《闲话》的作者还是被委托的日本学者，我一直看不大明白— 但在全书中难得一见，故特意标而举之。
其三，1928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所编《现代支那人名鉴》称陈冲恪“是江西名门陈三立之子”（57页），此事有待证伪。
现在看来，《闲话》之所以特别看重陈寅恪“行六”说的由来，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证实陈冲恪才是陈三立长子（陈寅恪长兄）的“合法性”，进而以此惊人发现凸显全书的新异。不容否认，《闲话》刊布的一小幅图片（57页），的确证明了这份日文资料的客观存在；陈冲恪的生年（1873年前后）、籍贯（江西南昌）、学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确很容易诱发考证者的遐想。
俗话说：“证有易，证无难。”综观《闲话》对陈冲恪是陈三立“非婚生子”的所有论证，基本上可以断定为无事生非、故弄玄虚，恰恰足以代表两位作者以大胆臆测代替严密考证的学风。限于篇幅，我也试作一番推测：
据《陈衡恪诗文集》整理者刘经富君的研究，陈衡恪在1913年应聘教育部之前“可能短期任过江西教育司长”（刘经富《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中华书局2013年版，247页）碰巧的是，刘君的主要依据也来源于日文资料：日人田源天南1919年所编《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陈衡恪”条，有“第一革命后一时江西教育司长”字样。“第一革命”即“辛亥革命”，江西教育司成立于民国二年（1913年），而“诸家《陈师曾年表》均称1909年（宣统元年）衡恪曾任江西教育司司长，均无书证”（同前，189页）。因此，刘君推断：“衡恪任江西教育司司长，应在1913年秋季离开长沙赴北京教育部工作之间。”（同前）
陈衡恪生于1876年；他的祖籍地江西修水，在清代为南昌府宁州，民国元年改名义宁县，民国三年改称修水县；（同前，11页）再看他的留日经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毕业于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前，188页）此外，“冲”的繁体字“衝”，和“衡”部首相同。
因此，我的老师高福生先生怀疑日文资料的“陳衝恪”有可能是“陳衡恪”之误。如果将上引刘君辛苦考证所得综合考虑，那么福生师的推测不是没有可能的。
“陈学”成为显学已是事实，易中天老师“劝君免谈陈寅恪”，看来只能说说而已，研究陈寅恪也算是一种人人皆有的权利，不必劝阻，也劝阻不了。问题在于，追赶时髦也是要有资本的。我们，准备好了再写，行不？
张求会，学者，现居广州，著有《陈寅恪的家族史》、《陈寅恪丛考》。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