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虽遭遇诸多挫折，但经过二十世纪，尤其是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物质性力量已有极大增强。凭借这种力量，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外人已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中国威胁论”之不时出现，对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期许，“中美国”概念之出现，在在都表明，外人认识到，中国已与以前完全不同，已成无法忽略的世界性角色。中国注定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至少是之一。整个世界，包括领导世界的大国，必须认真对待中国。美国主导的二十世纪世界秩序正在围绕着中国进行调整，实现转型。
这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改变世界、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的时刻。十五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已有过葡萄牙时刻、荷兰时刻、英国时刻、美国时刻，也曾有过最终失败的西班牙时刻、德国时刻、苏联时刻。而与此前大国创造世界历史的时刻相比，中国时刻是相当特殊的。
世界历史自十五世纪展开以来，陆续兴起的大国皆在欧美基督教文化圈内，世界领导权的转移在同一文明共同体内的不同国家间进行，世界的权力中心无非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此番世界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立刻展现一系列高难度问题：即将到来的世界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中国与美国能否共同治理世界？中国处在上升阶段，一旦超过美国，世界将会怎样？完全可以预测，世界历史的本轮调整触及的两个文明共同体的关系也许是最为艰难的，现有世界秩序所遭受的冲击也将是最为深刻的。
“中国时刻”是中国文明复兴之结果
与世界转型之烦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精英群体完全没有为承担中国的世界领导角色做好准备。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国变得强大的过程中，精英群体反而失去了国家的方向感，当然也无法提供一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这样，正在改变的中国与中国正在改变的世界，都面临巨大风险。
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世界的构造，中国人甚至早于欧洲人从事航海，并与欧洲人共同开发南洋。此后，中国深深卷入世界贸易体系中，中西之间亦有广泛而深入的观念交流。直到满清时代，中国的世界历史进程才遭到抑制。
十九世纪中期，中西再度深度遭逢，敏锐的儒家士大夫发现，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有力量，为救亡图存，他们开始学习西方。其目标是，中国成为国民－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丛林性质的国际体系中保住自己的国、教与种。
沿着这样的方向，依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二十世纪上半期，儒家士大夫及具有道统意识的现代绅士们，致力于寻求中国文明之新生转进，从而在世界中为中国确立领导者地位。这是保守主义的立国之道。
但是，现代中国史还有另一条线索：激进主义的立国之道。废除科举十年之后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已无资格做普通国家。他们认为，落后、愚昧的中国是特殊的，世界是在中国之外生成的，中国的唯一命运就是进入这个既定的世界，他们以外人为模板全盘重塑中国。由此形成“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尤其是社会与政治传统。[NextPage]
只不过，激进主义精英的这种努力遭到中国文明的坚韧抵制。过去三十年中国兴起之秘密在此。也就是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社会繁荣乃至政治开明，实为中国文明复兴之结果。
即以经济为例：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形成了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此后，中国的经济一直在缓慢但持续地增长，其最可信的指标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一直在扩张，且速度并不慢。然而，二十世纪中期，这一市场传统被人为中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政府部分地认可了民众通过自发努力复归所创新的制度，比如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这就是改革。由此，市场制度开始恢复，而有了开放。改革开放本身是中国文明复归的结果。当然，本轮中国文明的复归是全面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之复归。
不幸的是，总体而言，中国精英群体几乎很少意识到这一点。精英群体已断定，中国文明早就丧失生命力，当然不可能认识到，中国兴起乃是中国文明复归之结果。
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兴起之后，精英群体反而陷入迷茫状态。此前，中国一直在追赶，精英的方向是明确的：德国、美国或者苏联就是方向。现在，中国已赶上，精英们自然失去方向感。中国该去哪儿？无人知道。中国已经强大，如何承担世界责任？同样无人知道。有些人甚至根本否定中国已经强大的事实。
可以说，当下中国的风险之源就在精英之心态、精神与客观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偏离。这一点已导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存在诸多严重扭曲，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自己的世界历史机遇。在这三十年中，中国没有自觉地提升自身价值的普适性，从而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体系。中国没有立足于自身文明创造现代制度，从而没有建立健全的内部秩序。中国更没有基于自身漫长而连续的华夏天下历史，形成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国在懵懂之中，来到了一个自己无所适从的高处，因为底蕴匮乏，而有“高处不胜寒”之冷意。
中国人必须确立文明主体性意识
但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未来半个世纪乃至百年的中国将怎样？世界历史进程将怎样？全部取决于中国精英之抉择是否明智。
此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乃是世界历史在中国，而只有当中国人，尤其是曾经普遍具有全盘性反传统心态的精英群体，具有复兴中国文明之自觉，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才算真正开始。
也就是说，中国扮演自己命中注定的世界历史角色之前提，乃是复兴中国文明。中国现在需要一次文化上的拨乱反正，精英群体需对自己是谁进行一次深刻的文化思考，重建自我价值认同。中国精英群体需树立文明自信，重建文明的自我。
这种反思可从上面简述的基本事实开始：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故事之本质就是中国文明之复归。确认这一事实是至关重要的。这一事实当令精英群体改变其在过去一百年中奉持的否定性的中国文明观，而对中国文明具有信心。站在中国文明的立场上看待世界历史的中国精英群体，将具有较为健全的世界历史意识。也即，意识到当下中国无法推卸的世界历史责任。而为承担这一世界历史责任，中国前行的方向也是清晰可见的，那就是更为自觉的文明复兴。这样的文明复兴可同时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内外双重困境。[NextPage]
百年中国的核心问题实为古今中西框架中的文化抉择问题：是保守中国文明，还是全盘模仿外部文明。一切价值问题都从属于这一问题，其方案实由文化抉择之结果决定。这正是中国不断剧烈变动的根源。今天，中国精英群体必须放弃文化可以抉择的百年幻觉，踏踏实实地站在中国文明之大地上，探索其“新生转进”之道。
也就是说，中国人必须树立新的世界观，告别从外部看待自己的心态，确立文明主体性意识，自信地站在中国看待中国与世界。这样，中国历史将回到中国文明自身的轨道之中生长，中国现代文明将走向成熟。
这样的中国将会解决目前的价值空虚问题，树立中国价值。儒家始终守护着中国价值，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等，两千多年来，通过种种教化渠道，深入民心。百年来，精英群体或者相信“强权即真理”，而完全忽视价值；或者人为地将普世价值与中国固有价值对立，必欲毁之而后快。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不论是内部秩序之不安，还是对外缺乏道德感召力，皆因为价值空虚。中国欲安定内外人心，就需要价值。价值不是知识，最为核心、基础的价值不可能来自西方。中国价值就在中国文明中，就在中国经典中，就在儒家理念中。
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中国价值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百年来，激进知识分子将中国价值特殊化，西方价值则被普适化为唯一正当的现代价值。这完全是由于精英群体对中国价值与西方现代秩序的双重无知所致。只要对中国价值略加分析，对西方现代秩序的复杂性、丰富性略有了解，就不会将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现代价值对立起来。相反，三者多有相同、相通之处。这是一个事实，也应为一种信心。中国人完全可以将儒家所守护的价值作为可普适的中国价值，在内安顿人心，支持其扮演世界历史角色。
中国不能不承担自己的世界历史责任
重建文明自我之中国，可完成现代制度之构建。过去百年的中国，诸多现代制度虽然建立，但运转失灵，其原因正在于，最初的构建没有文明的自觉。更何况，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建立了诸多制度，其中很多已被证明是相当有效而健全的。它们不应被忽视，而应予以新生转进。
重建文明自我的中国，可以承担自己的世界历史责任，至少可以解决蓝图问题。今日中国对于自己与世界相处的蓝图，对于新的世界秩序，没有任何清楚的构思，甚至根本没有进行认真的思考。问题并不在于时间仓促，而在于中国人切断了自身历史之后，完全丧失了获取相关知识的可能。
世界大国都是基于自身的历史，而自然地形成其治理世界的蓝图的。与此不同，在过去一百年间，中国人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抛弃中国固有的天下架构，而按照自己想象的欧洲现代政治理念，力图将中国重造为欧洲意义上的国民－民族国家。这一想象本身错漏不少，这一努力也始终面临一些难题。今日中国似有必要反思百年来被奉为真理的“国民－民族国家”理念及与之关联的“强权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或适合于弱者之自强，却不适合中国承担世界历史责任。回归中国文明，或许可以发现，现代之前的中国人始终奉行的天下秩序理念，最适合于面临着世界历史责任的当下中国人。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不能不承担其世界历史责任，这是中国的天命所在。为膺此天命，中国必须通过文化复兴实现中国文明之复兴，进而以“文德”化成更为文明的世界秩序。中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同时承担世界历史责任，当统摄于文明复兴的框架内。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