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海阳
以刘斯奋为首的八位岭南学人联袂发起的《岭南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学界内部广泛而热烈的关注。诸位论者虽然已经从众多方面对“宣言”作出了相当深入的剖析和探讨，但作为一名８０后的在读研究生，笔者更为深切体验到的现状是学风腐败和学统崩摧对于以硕士生、博士生为主体的，尚处在人文科学研究入门阶段的庞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挤压和毒害，而这个方面恰恰是诸位论者一笔带过，甚至是避而不谈的。
学术本是关于精神领域的“纯粹之物”，它是知识分子得以安身立命的始源根基和区别于社会上其他职业的身份表征。作为一种常识，我们应该认识到，学术研究天然地是一门跟“名”和“利”最沾不上边的灵魂事业，它发展程度的好坏象征着人类文明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文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转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带来了空前的机遇。然而，某些权力机构和决策制定者在实利观念和拜金主义思想的错误导引下，借此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使利益的洪流溃堤般涌向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领域，这也包括了学术和教育领域。学术和教育因之堂而皇之地穿上了“产业化”、“商业化”的外衣。紧接着出现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从事研究的学者教授们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纷纷走出书斋，他们有的乐于到处走穴，充当职业的“演讲家”、“社会活动家”和“跑奖者”，混个“文化名人”的行头；有的则选择利用固有的学术地位和人脉资源，使其职称和官阶同时步步高升。在这样恶劣的学术生态当中，学术科研俨然只是他们博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和垫脚石而已，如此写出来的文章谈何真知灼见，谈何言之有物，谈何自我独创，谈何情致高尚！可以说，“某某大学校长论文涉嫌剽窃”、“某某中科院院士科研成果造假”、“某某著名学者身陷‘抄袭门’”之类的新闻早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当今学术不端、学风败坏的乱象不但毁坏了学术生态的平衡和纯净，更令人心酸的是，这股歪风邪气已经渗透到了作为学术后备人才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研究生群体当中，并导致了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原则上说，我们应该相信每个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当初都是怀揣着各自的学术理想和知识追求来到大学校园里继续自己的深造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导致了研究生群体的迅速膨胀，他们既要应付学业上的负担，也要面临以后的生存竞争和压力。如何在学术生存和现实生存上作出取舍是这个群体必须直面的问题。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思考深度、独立视野和自律约束，所以他们的价值准则极容易受到各种显在和潜在的权力话语和总体性倾向的影响。反观我们的学风现状和教育体制，难免令这个群体在学术行为和人生选择上出现某种偏颇。笔者认为，这种偏颇，最突出地反映在研究生论文的问题之上。
论文作为一种最直接的反映和衡量从事科学研究（本文尤指人文科学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呈现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及其独立的价值。因而，研究生撰写论文应该是一个把自己独立思考和归纳论证的成果呈现出来的过程。但几乎每一个研究生都要面对评奖学金，毕业找工作等的现实生存问题。如何让自己在这些方面取得优势？当然是千方百计地发表更多的论文，因为高校的考评机制统统是“论文至上”！然而，由于研究生的资历尚浅，其论文发表途径和范围往往非常狭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通过各种论文发表的中介完成发表的任务。据了解，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２４８万篇，而背有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１１８０万。迫于毕业、评职称的刚性论文发表需求，每年有数百万人只能求助于网上或网下的论文买卖市场和非法学术期刊解决。（２０１０年１月５日《长江晚报》）以笔者所在的高校为例，在研究生宿舍楼下就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包发论文”、“快速发文”、“期刊征稿”字样的代发论文的中介服务广告，这些广告在本校的研究生圈子内广为流传，其中有些广告已产生了口碑颇佳的品牌效应，不少研究生自己甚至也投身到“代发论文”此一有利可图的灰色产业当中。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如此庞大的买方市场在背后支撑着，作为学术论文发表的现实载体，形形色色的学术期刊也调整了传统的运营模式，成为论文买卖产业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南京大学教授顾肃曾经表示：“学术期刊与商业性媒体的根本差别是，它不是靠广告盈利或传播某些意识来吸引读者购买，而主要是发表科学研究的成果。”［１］然而，事实是不少的学术期刊甚至比商业性媒体的商业化程度还要高。许多人文社科类的期刊打着“理论研究”的幌子，纷纷开辟出下半月刊；更有某些期刊（其中包括一些老牌的学术刊物）从月刊办成半月刊，再由半月刊办成旬刊。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尽量多地辟出版面，获得尽量多的论文，收取尽量多的版面费。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本两百页左右的期刊，竟然密密麻麻地刊载了百余篇论文！虽然由于政府财政拨款不足，经营困难等原因，学术刊物收取一定的版面费已是公认的“行规”，但其以如此明目张胆的姿态和丧失基本学术道德良知的方式来攫取学术利益的行为实在是怵目惊心！
由腐败的学风现状和繁荣的论文交易产业所构成的病态学术生态圈的大环境对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受学术乱象的影响，青年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健全的道德规范意识。他们正处在做学问的入门阶段，在学术领域中作为行为主体，他们的自由度和话语权是微乎其微的，其治学立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和依附于外部的学术环境。然而，现状却是“学术即假”、“学术即钱”。他们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天下文章一大抄”，既然论文只要给钱就能发表，我们何苦要老老实实地坐在书斋里查资料、做卡片、作论证呢？因而，许许多多的硕士生、博士生在学院里浸淫了三四年后，学到的不是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学到的只是如何跟风盲从、拼凑抄袭、复制粘贴、买版面、走关系、帮别人代写论文、请别人帮自己代写论文……由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学术现状，他们自身也缺乏基本的反省态度，并且在他们做出学术腐败的事情以后也表现出了学术伦理和诚信意识的普遍性缺失。其二，当前的学术环境难以给予青年知识分子以充足的成就感和荣誉感，使其对学术缺乏生命意义上的归属感。要知道，做学问其实是一件相当枯燥寂寞的事情，但我们仍会听到，一些老一辈的学人常常会说把学术当如自己的生命一样珍重，这是因为学术能给予他们以精神上的成就和鼓励（绝非物质上的回报），让他们实现了个体的存在价值，在他们那里，学术已经内化成了他们灵魂的其中一部分。反观现在，学术究竟还能给予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什么呢？试想一下，当我们把一篇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极具创新性并且废寝忘餐、殚精竭虑写出来的论文投去某期刊的投稿邮箱后，收到的回复只是一个需要交付的版面费价码时，你会作何感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会对学术倾注满腔热忱呢？做研究，写论文本来就是研究生生涯当中的题中之义，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根本不能从学术当中得到一丁点精神慰藉和身份尊严的话，那还不如多做几份兼职，赚点外快糊口罢了。其三，在功利化教育下，学术沦为实用性工具，使青年知识分子出现了价值观的错位。旅美学者薛涌说过：“大学的教育，说到底是一种人文的教育，大学是养育人文精神的地方。”［２］但长期以来，绝大部分的中国高校都在实行一种功利主义的教育，甚至是一种与社会实用领域直接对接的职场教育。人文精神维度的缺位，让学术失去了其独立性和纯粹性，沦为了研究生通往就业成功之路的踏板。表面上看，每一年都有大量的研究生参加科研立项的活动，每一年都有研究生发表大量的论文，似乎这都反映了如今研究生教育中学术氛围是何等浓厚，但事实上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只是为了赢取某些科研奖项和奖学金而去参与学术活动的。作为一种手段，高校设立各种奖项应该是为了通过一定的物质奖励，鼓励研究生更好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去；但高校考评机制在“伪科学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呈现出单一化、模式化和数量化的倾向，这些都潜在地使各种奖项从手段转变为目的，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于是，研究生凭着大量的“水货”课题和“垃圾”论文成为“优秀学生”的情况比比皆是。由此，畸形的高校评奖体系，横行的社会实利意识和混浊的学术生态三者构成了一种共谋的关系，从专业素质的培养到人生理想的塑造，多方位地扭曲和侵吞着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与精神圭臬，让“一代不如一代”的恶毒评语真正成为了可能。[NextPage]
正如不少论者指出的那样，学风腐败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体制和人。但究竟孰重孰轻呢？笔者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纵然他有充分的自律意识和道德认知，只要他一天还在社会里生存，那么他就或多或少地需要与体制作出妥协和合作，有时甚至还必须“随波逐流”。这一点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体制”一词，从词性上来说是一个中性词，但我们在当下语境中每每谈及“体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令人嗤之以鼻的贬义词，这是因为如今体制的建构缺少一种理性原则和人性化尺度作为终极指向，从而很难实现其良性的发展。陈丹青说：“今天的生存空间不容许使性子，除非你有能力自谋生路。改革开放的良性后果之一是部分人可以自谋生路，但绝大多数人，包括先进国家，都是上学上班过一辈子。”［３］这里所说的“上学上班过一辈子”指的就是一种体制内生存的状况。在当代中国的国情中，确实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在体制内完成。一种体制就好比一个游戏规则，要想最大限度地令参与这个游戏的人都各得其所，玩得尽兴，玩得有益，那么游戏规则的制定就要从根本实际情况修改到最能够发挥游戏者长处的程度，只有这样，游戏才能释放出它全部的魅力；只有这样，游戏才是健全和公平的。因此，纠正学风腐败的根本，始终还是在于我们必须救治好体制的沉疴。完善体制的意义，不仅在于挽救当前学界礼崩乐坏的乱象，更在于为作为学术后备军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换言之，就是为了知识界、学术界的未来廓清前进道路上的乌烟瘴气，还学术以严肃、纯粹、正气和理性的本来面目。在此，笔者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一句著名的“呐喊”：“救救孩子！”对，我们是时候救救那属于学术的“孩子”了，救救那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未来了。
［１］顾肃：《学术大跃进与象牙塔的造假工程》，http://edu.163.com/10/0427/16/659RCDOF00293L7F.html
［２］薛涌：《谁的大学》，第１５页，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陈丹青：《陈丹青的十年：要和一切保持距离》，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４日。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