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伟
上海市铜仁路３３３号，北京西路路口，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四层小楼。在周边高楼与头顶纵横的高架电缆线包夹之下，这座建筑越发显得萧条与破旧。对于匆匆过往的行人来说，他们或许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上海首家装有电梯的“远东第一豪宅”，只有新近树立在小楼后门处的２号线、７号线地铁指示牌，才是令他们偶尔驻足的理由。而对建筑学家来说，这座造型独特的“船型房”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与美学价值。作为Art Deco（艺术装饰风格）实验建筑先锋邬达克大师告别上海的“手印”，他将“颜料大王”吴同文的私宅从沪上巨贾的争风炫富陡然提升至经典的地位。面砖、钢窗、喷涂材料、弧形玻璃等现代化的建材以及翠绿的色调，充满了美学创意与现代气息，被列为上海知名的优秀历史建筑之一。
以上围绕“绿房子”的叙述，大致基于两个向度，一种是日常化经验，一种是建筑学术语。当然，关于“绿屋子”，更具传奇色彩的文学叙述自然不惶多让。邬达克本人便是这种叙述的始作俑者，１９３８年绿房子竣工，他向房主吴同文信誓旦旦地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５０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１００年，我相信她仍不会Out（老土之感）！我想，她应该可属经典（Classic）之列！”［１］不管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论是否出自邬达克之口，却足以向我们打开关于这座私宅的想象之门。更有趣的是，这扇门其实早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就已悄然打开。只不过那个时候，它并非“绿色”，而是“蓝色”。
１９８０年代：挣扎的“蓝屋”
“记不清在哪一日，我在稿首上写上‘蓝屋’两字，不写绿屋是怕隐喻太明显。”［２］小说《蓝屋》［３］的作者程乃珊时隔２０年之后对自己的创作动机进行了补释。作者特别提到“其中一位，是绿屋的后人。后来，他成为我丈夫。”［４］作家与描写对象之间深厚的家族渊源关系，规定了这部作品天然的传记体风格：
“顾氏宅第坐落于法租界××路，为德人鲍氏所设计，宅外壁均由蓝色瓷砖砌成，内部装设讲究，其厨房设备和盥洗装置全套均为英、美进口，在沪上享有‘蓝屋’之美称。”［５］
而与此同时，１９８０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又从大的方向上规范了文本的意识形态美学立场。面对绿房子的历史，作者是一位缺席的后裔，“我喜欢特地贴着那绿色的围墙走，一面用指尖边走边扫着墙面，……只觉得这幢绿屋很神秘，扑朔迷离，惹人猜想”，而当作者试图深入家族记忆，还原历史现场，首先面临不得其门而入的现实难题：“为了寻找进一步的感觉，再一次回到绿屋，并说服工作人员让我进入绿屋内”［６］。两种力量纠结与权衡之后，作者对这种先天的寻根冲动采取了自我压抑，转而以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以政治上相对保险的批判式语言讲述“蓝屋”世界里“可有可无的资产阶级小姐先生”等一干“多余人”形象［７］，同时又微妙地传达出一个世俗欲望重新敞开的世界与主流意识形态道德约束之间的多重挣扎。
小说《蓝屋》的故事发生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期，主人公顾传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自己祖上原是沪上巨贾。改革开放让大众的物质欲望蠢蠢欲动，顾传辉也不例外。他艳羡社会新贵灯红酒绿的生活，曾一度陷入到对自己大资本家显赫家世寻根的回归狂热之中。而另一方面，他又徘徊于诗意纯真的爱情萌动。当他决定回到蓝屋，获得祖上的名分和财富时，却辜负了诗人白虹的纯洁爱情。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比较简单，其秉持的思想也褒贬分明，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严厉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一贯价值立场。老实说，主人公顾传辉的性格刻画并不成功，形象整体上过于单薄，就连作者自己大概也感觉到了，运用僵硬的道德话语刻画都市青年知识分子复杂苦闷的时代心灵，实际上是有些勉为其难。在作品所呈现的理想主义道德谱系中，蓝屋是罪恶之源，顾传辉就是物质欲望萌生时期都市青年知识分子精神原罪的化身。当然，结局一定是对他的思想改造大获成功，表明无产阶级铜墙铁壁巨大的社会整合能量。然而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蓝屋》之于彼时乃至当下都市现实的意义，并非在于主流意识形态道德训诫的成功，相反，小说文本时常流露出对道德训诫现实意义的犹疑以及罪恶感的虚无化倾向。 [NextPage]
顾传辉出场的时候，精神至上、知识无价的精英观念已经开始频频遭遇改革初期突然蓬勃兴盛的世俗享乐主义思潮的重创，开始逊位于现实物质财富的魅力。当他在同伴们浮华生活的诱惑下，准备重新投身“蓝屋”家族的怀抱中时，首先意味着他对父辈的背叛。因为他的父亲当年就是背叛了腐朽肮脏的剥削阶级家庭，洗刷了身上的资产阶级原罪，在新的革命熔炉的冶炼中重获新生，也因此在“文革”的动荡年代里得以保全自身。顾传辉如果寻根认祖，首先要重新领受来自于祖辈暴富不仁的发家史的原罪，也同样意味着他背叛了父辈在革命洗礼中重新确立的精神传承，因而必须承担来自于叛父的第二份罪愆。
然而，因为祖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惨剧，使得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不光彩真相也随着“文革”后的拨乱反正而被悄然淡化，同样新的拜金风尚也为他清除了来自于家族历史的负疚感。经过短暂的犹疑之后，他可以很容易地说服自己以寻祖归宗的借口，重新回到了资产阶级后代的队伍中。而这种对父辈意志公然的对抗，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道德惩戒面对１９８０年代世俗社会混乱现实的无力感。而在道德戒律对抗世俗欲望失败后，作者只好再次祭出法器，依靠爱情的力量来挽救青年传辉的精神失足。而为了强调这份爱情的批判力量，小说最后特意点明诗人白虹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后代，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与万元巨款的物质诱惑相抗衡。
作为通行的叙事套路，“蓝屋”故事最后留下了一个１９８０年代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光明尾巴：顾传辉在爱情失败之后突然警醒过来，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他重新回到工人阶级的“蓝领”队伍之中，坚决拒绝物质的诱惑，从而表明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全面胜利。然而，作品中时常出现的不和谐声音，却隐约传达出１９８０年代初都市现代化内部蠢蠢欲动的物质欲望与道德意识评判之间的紧张冲突。其中的一个证明就是，当这部作品面世后，迅速在读者群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阵营分明，为“顾传辉该不该回到蓝屋去”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对作者程乃珊来说，她本人就是旧上海贵族豪门的后代，当都市历史的沉渣旧影再度浮泛而起的时候，顾传辉等人遭遇的精神冲突和内心焦虑的折磨，未尝不是叙述者对自己内心矛盾挣扎的影射。
１９９０年代：“绿屋”狂想曲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都市化进程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时期。在城市规划专家的眼中，都市的现代化就意味着拥有“高速公路、空中航线、以水面等开放空间为边界的巨大区域、主要商业中心、基本地形特征和巨大而遥远的标志物”［８］等等。照此标准，日新月异的上海已完全具备了构造一个大型都市意象的所有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成果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领头羊，上海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大量热销的叙事文本如“上海故事”［９］ 与“上海词典”［１０］系列，都以都市生活场景现场解说秀的姿态，通过对都市细节的叙述和怀旧空间的渲染，不断地刺激、诱导众多“顾传辉”们的“绿屋”想象。而这一次，文本的叙述者也无需担心时代文化语境的“纸枷锁”，他们变身为新都市文化空间的缔造者与领航人。
随着１９９０年代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大量“白领阶层”、“成功人士”和“中产阶层”的榜样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之后，作为被主流意识形态鼓励的、被寄望于带动社会全面进入小康生活的主要力量，他们被确认为生产社会财富的经济主体和保障社会稳定的消费力量，进而逐渐占据了社会文化趣味的主导地位。而问题在于，物质财富的高度发达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对新的社会身份成就感和所谓高尚社群归属感的渴望，他们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世俗的都市日常生活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文化身份认证、生活品位指南和消费时尚的包装。然而这一时期整体仍欠发达的社会文化现实，常常不能及时地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文化消费指引。事实上，对他们其中的多数人来说，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应该怎样做才能迅速摆脱长期以来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所谓“落后”和“前现代性”的习惯意识，尽快地以新的文化身份畅通无阻地进入都市时尚文化的上层。这种精神焦虑一直持续着，甚至弥漫在２１世纪的整个头十年。一夜暴富的“剩男”秦奋在《非诚勿扰》中持之以恒地追求“顾传辉”式的纯粹爱情，“窈窕绅士”曾天高自得其乐地做着跻身上流社会的美梦。对缺乏现代都市历史经验的中产阶层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享用真假难辨的时尚似乎已经足够满足他们与时俱进的虚荣心。
按照西美尔的观点，时尚就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也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因此，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１１］照此观点，老上海种种的风物掌故和流闻逸事之于怀旧跟风者，就如同一份生动而有趣的中产阶层的社交礼仪手册，优雅别致又略带几分恍若隔世的迷离，吸引着他们匆匆追逐的目光。由此，当程乃珊２００２年旧话重提写作《绿屋情缘》的时候，就像带领读者进行一场都市豪门盛衰史的窥探猎奇，其中汇集了都市现代传奇之大观。从绿屋主人吴同文的福祸因缘，到姨太太上演的灰姑娘传奇，妻妾间的争风吃醋，及至“文革”中抄家去势后发配民间，甚至就连绿屋在新时代的主人顾传晖与《蓝屋》主人公顾传辉两者姓名的巧合，都成为文本爆炒的噱头。这些老上海的怀旧传奇几乎如出一辙，都延续了闲话南朝往事的文风，作者对诸多细节如数家珍，似乎就是为了举证人事的真实可查。而当作者置身绿屋荒凉破败的大厅中，胸中自然而然地郁结红颜早逝、胜景不复的唏嘘：
当一切华丽都已落幕，在大厅里，似犹依稀闻得到，姨太太常用的夜巴黎香水，还有，掉在悠扬着舞曲的弹簧地板上的大太太一束白玉兰胸花，正在时间长廊的那端，痴心地等着一只呵护的手，将她小心捡拾起来……［１２］ [NextPage]
中国都市命运多舛的百年历史，在怀旧书写中被浓缩成一幕沉睡的艳情剧，只须童话中王子温柔的唤醒便再度地如火如荼起来。如此轻巧华美的文笔自然会让难窥其详的读者浮想联翩，其中不乏老上海世家子弟优越心态的流露，而历史粗粝的棱角带给都市心灵的深切痛楚却在畅快的阅读中轻轻闪过。当绿屋再度响起“Begin ＆ Begun”的乐声，它使人有理由相信，经过新资本包装后的舞厅依然是中产阶层光顾的会所，在这里，人们陷入“Ｂｅｇｉｎ”和“Begun”的向往，在绿屋余韵的亦真亦幻之中舞姿轻，而所谓的“重新开始”，似乎不外乎陈年旧梦的翻版，从“蓝屋”轻轻翻回“绿屋”。
新世纪：缔造时尚“圣地”
从“蓝屋”的文化批判到“绿屋”的都市乡愁，呈现出３０年间“绿房子”形象不断被定义与重塑的过程。我们不妨再补充一些此间被遗漏的细节。“文革”期间，这座建筑由上海三轮车工会使用，后划归上海市规划院，变成了晒图室。对铜仁路３３３号这家具体的处所来说，它真正参与到当代都市时尚空间的建构，则始自新世纪之初一位名叫顾传晖的台湾商人之手。关于这场邂逅，也有专文记载：
当顾传晖敲门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只有两个晒图工人，空气中弥漫着阿莫尼亚药水的臭气，“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残破，大部分的玻璃都碎了，空调外机乱七八糟地挂在外面，花园里还有一个人防工事的出口，贴着白瓷砖”。
而作家的表述则更为诗意：
２００１年的一天，突然发现绿房子前架起脚手架，到脚手架拆去之后，绿房子犹如破了咒语的苏醒过来的美人，散发出青春和艳丽。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是充满现代气息的网吧会所；一是一块亮晶晶的铜牌：上海十大名宅。”
传晖斥资七百万到八百万人民币重新打扮这位苏醒后的公主，令绿房子重显光艳。一楼、二楼他用以开设网吧和会所，三楼、四楼是他的建筑事务所和居家之处。 ［１３］
按照绿房子一楼Maneo［１４］餐厅设计者Molis Mao的意图，“对纯净主义设计进行了一次全新的诠释”：“以白色为主色调，白色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无限包容的颜色，表现了一种简洁而又清纯的美学思想，外表柔和，却洋溢着微妙的激情” ［１５］。这是一家面对都市白领的高端消费场所。餐厅管理者Charles“似乎根本不想靠铺张的广告和低价促销等手段来招揽生意，他认为来餐馆消费的，应该是这个都市里有贵族心态的都市精英，懂得生活、懂得寻找”。［１６］
事实上，Maneo餐厅、Mint酒吧的时尚设计与消费定位，与相关部门对该区域“以静安南京路为主体的一轴两翼开发”的工程思路完全合拍：“铜仁路咖啡街发展规划、功能定位和设计上将紧紧围绕静安区‘双高’［１７］为特征的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建设目标，以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建成为一条以历史经典建筑为依托、以浓郁风情为载体、以世界异国风味为特色、集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海派特色咖啡吧街。”［１８］今天，新的Maxmo Club取代了Maneo与Mint，绿房子成为沪上电音派对“电音烩”的主要据点之一。
从《蓝屋》的精神洗礼到《绿屋情缘》的古堡沉梦，从顾传晖的“英雄救美”到 “双高”工程，这处花园洋房由古稀老妪摇身变为时尚新贵。然而另一个事实是，“绿房子已有７０多年的历史，房屋渗水比较严重，顾传晖将楼顶重新做了防水层，但是房管部门不同意清理外立面，墙壁的漏水始终无法解决。‘墙面有很多小缝，不拆除瓷砖怎么解决呢？钢筋都已经锈住了。’顾传晖说，他躺在楼上，一有大车过，就会感到房间的晃动，‘还能晃多久呢？我不晓得’”。［１９］按照最初的协议，顾传晖以每年１２８万元的租金取得１０年租期。照这样算来，租约已届终期。这对于由绿屋激荡而起的都市繁华梦情景系列剧，又将会上演什么样的剧幕呢？ [NextPage]
注释：
［１］程乃珊：《绿屋情缘》，上海：《上海文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２］程乃珊：《绿屋情缘》，上海：《上海文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３］程乃珊：《蓝屋》，南京：《钟山》，１９８３年第４期。
［４］程乃珊：《绿屋情缘》，上海：《上海文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５］程乃珊：《丁香别墅》，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４页。
［６］程乃珊：《绿屋情缘》，上海：《上海文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７］程乃珊：《丁香别墅》，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７页。
［８］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９］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间，作家陈丹燕相继出版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和《上海的红颜遗事》等三部以老上海为表现题材的怀旧小说，每部小说都获得了超万册的发行业绩，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创作的跟风。
［１０］２００１年，作家程乃珊开始在《上海文学》开设“上海词典”专栏，话说旧上海掌故。此后文章结集《上海探戈 》出版，上海白领阶层竞相争读，连续数周高居上海季风书店销售排行榜前列。
［１１］齐奥尔格·西美尔著 费勇译《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２页
［１２］程乃珊：《绿屋情缘》，上海：《上海文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５５页
［１３］程乃珊：《绿屋情缘》，上海：《上海文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５５页
［１４］Ｍａｎｅｏ，拉丁文。歇脚、停步。
［１５］高薇：《绿屋子的新故事》，《室内设计与装修，》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４０页
［１６］李《绿屋，有故事的远东第一豪宅》人民网http://sh.people.com.cn/GB/134816/134817/9566510.html
［１７］ ２０００年，上海市静安区“双高”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启动。所谓“双高区”，即建设高品位的商业商务区、高品质的生活居住区。
［１８］上海铜仁路咖吧街管理委员会：《推进铜仁路咖啡吧建设》，《上海商业》２００７年第７期，第４７页
［１９］《花园洋房的新价值》，《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３日
作者简介：聂伟，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