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甫华
“那场论争迟早是要来的。”十年后，甘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平静地说。
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那场著名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是一个重要事件，其最终的结果是，以接续“五四”的新启蒙运动为己任的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迅速瓦解。
这场论争的起源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一般将汪晖1997年发表在《天涯》上的那篇《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看作是新左派最早的理论纲领性文件，而1997年王彬彬在《天涯》上发表的《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视为中国思想界“左右”之争的序幕。但真正破题的还应该是朱学勤在给《南方周末》1998年年终特刊写的那篇《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该文把90年代知识分子分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向左转倾向这一思潮现象，命名为“新左派”。这是中国知识界第一次对“新左派”论域的破题。虽然后来大家对这个命名多有不满，认为命名本身掩盖了知识界的复杂面相。的确很多知识人的思想非常复杂，甘阳就反对把自己归于“新左派”的行列，认为自己属于“自由左派”。但是从此“新左派”这一概念成为大家辨识知识人身份的标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6年10月16日《纽约时报》就刊发了《中国的“新左派”》一文，采访了中国新左派的旗手人物汪晖。
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之前，199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还有两场比较大的论战，导致了中国知识人的逐步分化，也埋下了后来这场著名论争的导火线。一是陈平原、汪晖和王守常主编的《学人》期刊和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民间学术刊物所倡导的“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运动。1989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知识人在沉寂中检讨自己的知识伦理和行动伦理，开始转向职业学术人的努力。此时，韦伯的两篇著名演讲“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被重新译介引入，号召知识人以“价值中立”的学术态度承担起“责任伦理”。这是知识人从社会退守学院体制的主动撤退。李泽厚以“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来界定90年代知识界的思想状况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80年代还有民间思想家活跃在中国的知识舞台，90年代以后，民间思想家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这是因为大学和研究院的学术体制逐步建立，民间思想家要么被收编进入学术体制，要么被驱除，赶到社会的大海里去了。
这一场论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这一主线之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和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博传主编的《现代与传统》分别参与的两条暗线。《二十一世纪》的海外华人学者和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问题和研究的合法性和方法论之争，其中涉及两地学者中国问题和研究的合法性问题耐人寻味，它实际上是对后来海外汉学和中国本土学问的两种知识生产体系建制的初步反思。而今看来，反思是对的，但问题的方向却是个伪问题。难道是中国学者就天然拥有了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权威性？《现代与传统》以“思想和学术”为话题接轨“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论战，南方的学者强调思想层面，对学术规范化的建制可能导致思想问题的空洞化保持警惕，而北方的学者却强调学术层面。两地学者的不同旨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另外一场论战是《读书》杂志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论战可以说是1980年代知识人的最后一次圆桌对话。《读书》杂志仅做了两期讨论，参与学者就发现讨论无法进行下去而鸣锣收兵。这次论战的结局有点悲壮，或许暗示了后来的那个新的时代的摩登登场。这就是被甘阳后来指出 “经济人时代”。20年后，甘阳主编那本《当代中国的文化意识》终于从台北泅水到了北京，他在再版时把书名改为《八十年代的文化意识》，在再版前言中指出，80年代是最后一个“文化人时代”，90年代是“经济人时代”。再版书名道出了甘阳他们一个时代的惆怅背影。甘阳在后来给《二十一世纪》创刊1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分析了“人文精神”讨论失败的一些原因，他指出，“知识份子出于支持改革的热忱，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从强烈的改革意识形态出发，把是否有利和促进改革作为衡量知识文化场域的先决标准，从而无法坚持知识文化场域的自主性。我以为这实际是改革时代中国知识文化场域的最大困扰所在，也是造成当代中国知识份子诸多尴尬的根本原因，因为改革意识形态的强大正当性压力往往使许多支持改革的知识份子无法辩护自己的文化主张以及对改革的某种深层困惑，90年代初 ‘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极为疲软是个明显的例子。”
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大争论之外，另外两大思想论战也值得一提，这两大思想论战主要集中在学院体制内。一是《读书》和《天涯》杂志发起的关于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讨论。詹姆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和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引入，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新殖民。而与此呼应的是民族主义的亢奋出场，《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的出版，把中国大众层面的文化民族主义带入了一个新高潮。另外，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及其世界秩序的重建》对全球化下通过文明线来重新划分民族国家疆域，更加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对全球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绪性造反。
其次是关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崔之元对“鞍钢宪法”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新解读，引发了知识界对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五年计划”的争论。甘阳关于乡土中国与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后来对中国走向“政治民族”的思考，使得他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面相更加清晰。胡鞍钢和王绍光关于中国政府财政吸取能力下降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国家能力”概念，质疑80年代以来的国家“放权让利”政策安排。这把知识界的争论从思想文化层面引入政治和经济层面。虽然政治和经济层面1980年代以来争论一直不断，但基本上还属于党内意识形态关于政治和经济政策之争，例如1990年代关于改革姓“社”姓“资”的讨论。
1990年代的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迅速崛起，问题的关切基本上是建立中国改制合法性的知识论述，在单纯学科意义上的知识贡献还有限。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在论文《法律经济学在中国》中，以详细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波斯纳、哈耶克和科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他惊讶两国法律经济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知识结构迥异，他指出张维迎那本被号称经济学文献引证率第一的《企业家的契约理论》，在知识上的贡献主要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即为国企改革的私有化提供政治哲学上的合法性论证，在经济学学科意义上基本没有知识上的边际增加。[NextPage]
1990年代几次论争使中国知识界的分化逐步升级，最终分裂出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想阵营。
两大思想阵营的分裂，从根本上是和1990年代后中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结构的分化加剧相关的，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步伐加快，而腐败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以及国企改革问题等等，越来越消解我们组建一个有尊严的社会最起码的正义观念资源。如何认识这些中国特色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对问题的不同判断，一是和知识人的社会经验知识有关，其次是和知识人的思想资源（或者说阅读经验）获取有关。应当说，就中国的社会经验知识来说，大家大抵还是有共同感觉的，所以在问题判断上的分歧基本上由知识人的不同思想资源所界定。
自由主义学人认为这些问题主要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产生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二元体制的结果。在经济层面，强调自由市场，推进私有化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提高经济效率；在政治层面，强调司法独立破题宪政和法治建设，呼吁新闻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在社会层面，强调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开放民间组织的社会性权力制衡公权力等。其思想资源主要是英美的自由主义学说，其自由概念的基本界定主要是《公共论丛》上译介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强调“免于……的自由”的消极自由传统。
新左派强调“积极从事……自由”的积极自由传统。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绍光就多次强调这一积极自由传统在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中所可能释放的理论力量。他是国内研究卡尔.波兰尼思想最深入的学者。拉里.艾略特指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两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出版了。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它成为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自由市场革命的推动性力量。另一本是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它值得人们好好阅读。”波兰尼的《大转型》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几乎同时在美国出版，两者理论针锋相对。波兰尼强调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提倡政府干预，强调通过社会政策抗衡经济政策的扩张。
新左派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德法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美国学院的文化政治理论。他们认为1990年代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问题必须置身于更广阔的世界性背景来理解。汪晖在后来的文章中认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1997年左右这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思想论争的触发点。在金融风暴过程中，韩国，香港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的经济尤其是金融问题也暴露无遗。汪晖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人们不得不严肃地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不得不认真地思考长期被奉为楷模的市场模式在中国当代进程中的意义，不得不冷静地观察在立法改革的民主化要求的表象下隐藏的将既定利益关系合法化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于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那些思想前提的必要反思。”应当说，汪晖的观察和思考是敏锐和深邃的，如果放在10年后的今天源自美国次按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来看，会对他的思考产生一份敬意。
90年代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论争，其实一直有两条道路，在上面提到的是思想论战的明线，双方公开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唇枪舌战，似乎阵线分明。但还有一条暗线，大家基本固守学理的层面，有较深入的思想交锋，例如，杨小凯和周其仁对产权和民主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析，刘小枫和汪晖对泰勒的“承认的政治”的平等主义理论基础的不同解释，甘阳关于贵族的自由和平民的自由两种自由观的思想传统脉络的剖析，季卫东、贺卫方等对程序正义的阐述，以及甘阳、刘军宁和朱学勤在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思想分合之间的诊断，在学理上有不少的推进。可惜这条线索并不为大多知识人所看重。在我看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域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层面的展开，双方思想阵营真正交手的对话其实并不多。可能最具有建设性的是自由主义人的秦晖和新左派的汪晖、温铁军寻求双方共同思想底线所作的一次对话，但最终分歧仍然比较大，难以继续下去。
两大思想阵营都提出了很多重大的思想和理论问题，不过由于中国知识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机制，往往互相猜疑和意气语文，反而把真正的问题遮蔽了。这种意气之争可能会成为知识界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最大障碍。如何消弥情绪对立，建立互信，形成两大思想阵营的理性对话机制，中国知识人自己的民主意识还有一段路要走。
知识界的分裂，刘小枫早在1996年给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作的两次演讲中，就给出了深刻的诊断。他从华勒斯坦主持的《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入手，分析了现代学问制度体系建立起以来的三次危机，问题的关切是现代学问制度及其文教秩序的现代性问题是什么？但是思考的落点却和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论争和分化有关。
第一次危机是华勒斯坦小组指出的现代学问体系民族国家强权性质和二战后的反民族国家强权性质。十九世纪末以来，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成为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建构的重要工具，华勒斯坦小组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取得了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学科地位？华勒斯坦小组的研究表明，这五个建立在类似自然科学的普遍性知识基础上的学科和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紧密相关。19世纪史学家不再为书写国王和君主的贵族历史，而是去书写“民族”和“人民”的历史，从而为民族国家的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经济学担负了为民族国家提供经济政策的任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现代社会的分化，新兴特殊利益群体的涌现对政治利益的诉求和主张，社会学通过实证主义方法把这些由于现代社会分化引起的不满和动荡，转化为社会学的学问，切断社会学和社会改革组织之间的渊源关系，化解国家统治机器的压力。政治学研究现代民族国家改制的正当性及其实际的社会过程。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牵涉到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并在在多数情况下还伴随这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对这些被征服民族的研究就形成了人类学科。到了20世纪，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位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
华勒斯坦小组提醒大家注意社会科学制度化进程中出现的几点现象：其一是19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日尔曼国家和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它们是这个时期的世界强国；其二是社会科学的众多“研究主题”是以这些国家的经验作为基础的；其三是这个时期是欧洲正在最后确立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地位。华勒斯坦小组指出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原则带有很强的民族国家强权性质。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头号霸权国家，成为了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的主要输出国，影响了战后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和学科建设。因为新霸权国家的国家政治需要打破原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分界及知识划分原则，需要学科重合和跨学科的新科学产生，例如传播学等。近三十年来，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崛起，对现代学问体系的反动，进一步引发了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原则的普遍性危机。刘小枫称之为“对现代学问体系的地缘政治造反”。他指出，“近年来，汉语学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诉求以及国学再兴和学舌西方学界中的所谓后殖民论述，正与中国经济改革后国力的增长同步，似乎印证了华勒斯坦的论断。”[NextPage]
第二次危机是福柯的个体身体对学问体系的造反。福柯通过挑战知识本身的正当性，引致了现代学问体系内部的一场分化。他研究的主题是被知识系统划分、切割的主体（病人/常人、病人/健康者、罪人/好人），提出重新审查知识的生产机制。和华勒斯坦指出现代学问原则的普遍性危机基于六十年代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动不同，福柯思想的社会背景是新知识人的增长，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六十年代经历了大工业后的技术化发展时期，向技术工业国和消费性大众社会演化。技术性知识的扩展改变了经济和生产的资本构成，技术性知识人的增长则改变了社会的阶层构成。新知识人精英群体的生存伦理基于身体的差异和欲望，和传统启蒙式精英群体以知识/理性原则之间的存在紧张。1990年代知识界的两种启蒙观就和福柯的论题相关，知识界因此发生变化，汪丁丁在对汪晖那篇著名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长篇评论中就提出启蒙死了还是活着的问题。不是不要启蒙，而是要哪一种启蒙。
第三次危机是布迪厄所阐述的现代学问制度中的阶级斗争。布迪厄把马克思的经济财富的资本概念移植为文化财富的资本概念，文化秩序为符号性文化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支配的制度，从而发展出一套文化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现代学问制度是作为象征权力结构的文化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秩序作为文化资本再生产和分配文化权力的机制，是制造和维护文化不平等的机制。文化秩序与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一样，是有权势者的秩序。文化利益阶层通过文化品位区分来规导文化消费者在文化生活中的消费，从而实现通过文化品位来分配文化资本。文化秩序区分了雅/俗，主流/非主流，正统/异端等等，通过文化品位区分，某个阶层的文化旨趣就可以取得社会法权。所以争夺文化正当性或文化趣味的社会法权就构成了知识界从未间断的斗争。学术界内部正统与异端以及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文化界与非文化界或文化界中的雅与俗的区分，前者维护学术圈中某种思想论说的社会法权，后者维护文化统治阶层在社会文化中的社会法权。知识界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和职业分化背后的文化身份位序有关。
刘小枫对现代学问体系三次危机的分析，指出了中国知识界这些年来所争论的问题背后是现代学问体系的分化与重构。由此看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仍然在华勒斯坦小组的问题域之内，新左派是对现代学问体系的地缘政治造反，追问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学问体系的社会科学知识普遍性的裂痕。自由主义是对百年来中国民族国家的知识社会学制度建构。两者的问题延伸却都和福柯的论题有关，新左派强调对平等的诉求基于个体身体的平等，而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诉求起点却是个体身体的差异。不过，知识人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说到底两者都是现代性的产物，根基并不可靠。海德格尔说，德国虚无主义是欧洲现代性的产物。中国也会否撞上虚无主义的幽灵？张志扬对中国虚无主义有精深的问切，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只是痞子主义，和虚无主义还有好远的距离。
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论争和分化，我并不认为是坏事，他们在不同层面的思考告诉我们世界的复杂性以及知识的有限性，而且通过思想论战，中国的经验有可能给世界贡献出新的知识思考。这是中国知识人的历史责任。朱学勤10年后反思论争时总结说，1980年代，左右之争在党内，1990年代在党外。1980年代是党内的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1990年代已经进入了学术领域、知识领域。这和1989年之后国内政策环境、校园环境、知识环境的巨变有关。1980年代党内的左派，援引的资源大部分是党内或者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左翼作家的资源，而到了1990年代校园左派援引的资源已经不局限于此了，他们援引的是西方校园左翼文化、左翼思想的资源。朱学勤指出，“实际上后一种左翼的思想资源，本身就是前一种左翼思想资源之母，是源头之源头。事情发展到你只能把源头的东西拿出来说话，我觉得在中国，提供一个较长期的左右之争的思想舞台，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思想发展历史最后的贡献。”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