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亮亮
作者按：本文系《悬挂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中国命运”——中国都市“二代移民”生存与发展权利调查研究》课题项目成果之一。这个项目课题（“守志—志远”课题）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与中国农村劳动资源研究会事业部联合设立，课题面向国内知名法学院校，旨在鼓励广大优秀学生从事独立、创新、实践性的科研活动。
参与本次课题调研的先后有马亮亮、洪建、寻锴、杨云、周文迪、王琦、张治程，其中杨云、周文迪和王琦是作为非课题项目申报成员参与调研和资料整理，这里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奉献表示最诚挚地感谢。
同时调查中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协会宋霞，几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朱振媛师姐，“打工妹之家”焦芳凤，长春市几所公办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长春市教育局，吉林大学法学院院办老师等人的帮助，这里一并致谢。
调查之前和成文过程中先后得到了杜宴林、颜毅艺、邓正来、蔡宏伟、王克金等各位老师的鼓励、指点和批评，这里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本文中观点和错误均由本人承担。
摘要：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就是指体现为“二代移民”生存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实现的不平等，特别是现阶段“二代移民”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权利思考，就是要求我们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现实的社会文化结构入手，对于造成“二代移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和追问。基于北京调查和长春调查的实证材料，对国家和政府承担着特殊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及社会资源和利益配置功能的户籍制度，已经深入到基本的社会秩序的建构和二代移民、都市市民以及非市民的行为逻辑中。二代移民权利实现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法律的正义问题，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中国命运”的问题，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公办学校接收二代移民的前提是城市政府对外开放自身的公共资源，中国城市政府承担责任具有“差序格局”的特点，在对城市发展和社会公正的权衡之间部分城市政府表现出了焦虑和难以适从。农民工子弟学校弥补“政府不在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并且将持续担负着都市二代移民的义务教育的社会责任，但是 “农民工子弟学校”承担二代移民的义务教育具有重大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实践智慧；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很多关心我的人问我：我是谁/他们对我的名字与身份感到迷惑
我是谁/我来自东北/我来自西南/我来自辽阔的大草原/我来自黄河两岸
我叫黑龙江/我叫内蒙古/我叫河南/我叫四川
我跟随着父母生活在北京/落脚在武汉/我的兄弟姐妹千千万万/我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城市/我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他们对我视而不见/人们称我叫“流动儿童”、“人口边缘”
我聪明活泼，灿烂斑斓/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我是中国的小公民——祖国的儿童少年/我要求进步，心怀梦想/我渴望雨露的滋润，渴望阳光、渴望蓝天……/假若有人再问我：我是谁/祖国啊——我要大声地对他们说/我是您的未来/您的明天
——刘万林，《我是未来 我是明天》于2006年6月1日
（作者系北京市昌平区东方红学校校长，诗歌来源《1996——2008打工妹之家十二周年暨流动儿童教育研讨会汇编》，第38页。）
引言
在现代化的背景中，中国的乡村社会面临着瓦解的命运，成千上万的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这些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乡村社会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了乡村社会的解体，出现了农村较高的离婚率，特别是政府、媒体以及学界给予特别关注的“留守儿童”现象以及家庭“空巢化”带来的独居老人现象。
这就是“现代化的宿命”，农村和农业似乎必然要被城市和工业所取代。然而中国的情形并非简单如此，相反它面临着更多的焦虑和困惑。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比较独特的现象：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遭遇着“黑心老板”的压榨、城管队员的驱赶以及“小市民”们的白眼，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紧张、孤独、痛楚与无助。1
在中国1.5亿农民工中，有着近2000万和父母一起生活在都市的儿童和少年2，本文中将其称为“中国都市二代移民”，当然这只是农民工子女的一部分，另外还存在着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本文关注的对象是“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是因为这一代人是现在农民工的未来和希望，而且他们身上更为集中展现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相关的研究表明，中国都市二代移民在心理层面有着自我矛盾的特点：一方面，他们由于不同的生活境遇，表现出来了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由于他们长期脱离了家乡的生活环境，二代移民大多是“生在乡村，长在城市”，甚至是“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乡土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乡土认同”逐渐减弱甚至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父母在城市中大多经济条件低下，社会地位不高，而且面临着许多制度性的障碍，他们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而他们在城市中形成了较高的心理需求，他们不会再满足于社会地位低下而且报酬极低的体力劳动，二代移民面临着融入城市社会的难题。3[NextPage]
可以推断，二代移民乡土认同在减弱，另外也没有掌握相应的农业生产技术，这样他们就无法回到乡土社会，而现实中二代移民又很难在城市社会中立足，这种矛盾可能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犯罪。4二代移民权利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缺少权利实现的现实条件（他们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低下导致了他们实现权利的成本较高），特别是作为他们父辈的农民工由于先天权利的贫困而导致了二代移民权利的后天畸形。
2008年4月20日至5月1日，以对都市（农民工）二代移民权利实现情况的深切关怀，我们组成调研小组在北京展开了为期十天的调查，调查主要集中于海淀、朝阳、昌平和石景山等地城乡结合带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和部分农民工，其中重点调查位于海淀的T村，这次回收有效问卷418份。5月14日—5月21日，调研小组重点对长春市宽城区和南关区两地进行深入的调查，走访了多所学校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我们四次走访SJ小学和位于城乡结合部的SJ地区，两次走访HZ小学和长春市SS中学，对于这些较为典型地区的重点调研，这也是建立在我们调研经验的基础上的，长春调研共发放问卷5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其中A卷（农民工子女）358份，B卷（本地学生）213份。这前后的两次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两种方法，共计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89份，回收率98.90%。以下所引用实证材料均来自本次调研，其中对于两次调研分别称为“北京调查”和“长春调查”。5
一、问题提出的历史情境：“中国式”的权利困境
（一）“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概念界定
本文中，“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有如下具体的界定：第一、本文都市二代移民概念的选择乃是基于某种学术传统。赵树凯在《管理世界》2000年第5期上发表了《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调查》从整个社会转型的角度将农民工子女界定为“二代移民”，尽管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下他们的流动是非制度性，甚至是漂泊不定。史柏年在其所编著《城市边缘人——进城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流动儿童少年”这种已不能概括这类群体，“随‘民工潮’进城的农村劳动者中，有很大部分已在城市里居住了多年，他们有了固定的职业，有了固定的居所，已经不再是‘流动人员’，因而称他们的子女为‘流动儿童少年并不确切’”6，而“城市二代移民”的称谓比较确切地反映了这些人的身份和期望；第二、本文选择二代移民乃是基于一种价值衡量，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流动向移民的转变体现了一种趋势，虽然中国社会独特的语境造就了某种现实性的困难，但从农民工子女的未来角度看，无论是怎样的制度性障碍都会被历史所无情地抛弃，我们也对于这种前景表示乐观；第三、本文中所称中国都市二代移民的范围主要是已经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工子女，其中也参照一些来自于小城镇或是国企下岗等弱势群体打工者的子女，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境遇与来自农村的农民大体相同，作为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制度的障碍；第四、本文中采用中国都市二代移民也是因为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的称谓本身带有某种歧视色彩，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称谓也面临着被表述和被强化的危险7；第五、本文中“中国都市二代移民”同时也是作为“市民”和市民权利主体的意义上提出来的，他们应当被看作城市的一员，陈映芳认为只有把问题视作城乡迁移者如何获得市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农民工”的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他们的子女也不应当被贴上“农民”的身份标签而在城市中被称作“农民工子女”、“民工子女”，而且这种称谓也不应当进入相关的城市公共政策。8因而无论从历史的必然性，还是当下的实际看，“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是最适合的表述和学术概念。
（二）“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与农民工子弟学校
郝铁川认为“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是指，权利实现的一种状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现实中的权利主体是逐步扩大的，即一部分人享有法定权利，然后推而广之及于其他人；第二，现实中不同种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利的法律化及其实现是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的。传统的身份社会是一种“义务”的差序格局，现代社会是一种“权利”的差序格局。9其实，在我看来，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其实也就是权利实现的不平等以及差异性。郝铁川将决定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人们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它是重视差异的市场经济与重视平等的现代法治相冲突的表现。10
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就是指体现为二代移民生存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实现的不平等，特别是现阶段二代移民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利的贫困。由于中国义务教育实行的是严格的属地主义原则，教育经费的投入完全是按照户籍来处理的，二代移民在城市中由于缺乏城市户口而无法顺利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于是，作为一种实践智慧以及策略性选择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所谓农民工子弟学校，产生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是指非经政府出资设立，而由市场机制作用，在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制约下（城市里的社会资源并不对等的向农民工开放）解决农民工子弟不能完全接受政府投资所办学校的义务教育的困难，于城市与乡村的结合地带形成的条件简陋、设施不齐全的简易流动学校，它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相反被界定为非法（往往是取缔的对象），从法律主体地位来说它是不具备相应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更不具有法人的主体资格。11
20世纪90年代，流动儿童（都市二代移民）教育问题浮现、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全国各省、市、区、县已经多次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12但是取缔了10余年，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并没有减少，甚至呈现在稳定中成长的趋势。13[NextPage]
（三）文本思路
本文中，我所作的乃是这样一种思考，亦即如何将处于神圣地位的权利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将思想性的、启蒙性质的权利观念纳入到极具差异性的中国现实中来，也就是顾准先生所言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顾准先生指出，“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黑格尔的辩证法——引者注）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源自鲁迅在看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写下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娜拉以出走的方式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但是必须考虑出走以后如何实现自己的幸福的问题——引者注）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地解决”。14
正如马克思所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15，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权利思考，就是要求我们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现实的社会文化结构入手，展开我们对于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权利实现差序格局的反思。权利的理想主义思路固然可以激励我们，成为我们行动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缺乏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对于实现基本权利的探讨，就有可能使权利演变成令人厌恶的“政治话语”，而进入绝对化的境地，使权利实现的可能性演变为绝对的不可能，这种忽视权利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倾向是危险的，正如镜中花和水中月那样徒然，而且不考虑特定条件下权利支付的限度，理想化地设定太多有名无实的权利只能增加社会冲突和搞乱整个世界。16
本文中指称的“理想化的权利理论”17是指简单地以法律、社会学理论上的道德性评价和法条主义的思路对权利的体系和逻辑进行不合时宜的构造，这种理论除了具有简单照搬西方权利理论的痕迹之外（比如权利的分析理论18），就是粗暴地对待中国的社会现实。这种理论思路必定会走向它的反面，因为对权利理论来说其它的一切都是它的注脚，当然理论一旦封闭起来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那么这种理论自己也就走向了彻底的落败。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上个世纪90年代“权利本位”理论19风行一时，21世纪之初就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而理由只是作为“现代化范式”的权利理论缺乏反思，20这里恐怕理论自身即便试图有自我更新的良好愿望也会遭到来自理论范式的自我限制甚至是自我封闭。而且无论这种理论是否以表示出了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所谓的“现实”恐怕也只是对于根深蒂固的理论的注释。本文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权利思考”也就是以这种理论模式为基础进行初步的对话，比如作为基本的“权利义务对等”在本文下面建立在实证调查基础上的一些分析中，权利的现状竟然是差序的，不是对等的，在都市的一角形成了独特的秩序景观。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差异性，也因为户籍等一些的身份关系的障碍，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权利面临实现的困境。本文立足于北京调查和长春调查基础上对于二代移民的权利状况特别是受教育权利进行实证考察，尝试以法律社会学21的视角洞察妨碍权利实现的现实困境。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二代移民权利的实现问题，由于视野和研究能力的局限，本文对于二代移民的权利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是针对二代移民的权利实现问题做“全景观式”的考察：第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理想法治和政策研究的思路存在理论解释上的疑难。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研究资料而言，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研究思路。以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等为背景的调查研究和政策取向的研究思路，这类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并将此类问题推向媒体、决策层和社会公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类研究缺乏宏大理论问题的引导，一般来说就事论事，不能对造成问题的根源做更为深入的分析，因而这种政策研究的思路很难提出根本和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一种以宪法学所提出的“平等受教育权”为基本的思路，依凭法条和理想的法治理念对二代移民的权利问题进行评价，只是要求立法或者修改法律，但是这种思路缺乏现实的依据，因而提出的修改法律的建议往往过于理想化，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重新制造问题。同时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思路都无法有效解决在国家承诺解决二代移民的受教育权利情势下，二代移民的问题仍然很严峻。本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权利思考，正是力图改变这种研究现状作出的某种积极努力。第二、本文限定于深入二代移民的基本生存环境、制度背景的现实情境对他们的权利实现状况做一个整体性的解释，特别关注现阶段二代移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其中，对于二代移民权利实现情况的分析隐含着“现代化背景”、“改革开放背景”、“民工潮背景”三重宏大背景，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具体探讨和认知国家的普遍态度，城市政府的理性做法，市场机制作用的市场需求和限度，然后理解权利是如何在这种现实中被实现或者无法实现。第三、本文对于权利的基本理解。由于本文所关注的是特定主体“二代移民”权利的实现问题，当然也就必须“进入田野”，以基本的调查为依据进行思考，这样也就决定了本文无法为权利下一个普遍性的定义，但是我反对对权利做“概念式”的理解，把权利理解为一种“利益”、“主张”、“资格”等等。
下面拟从四个部分对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反思和整体性的解读：首先是对二代移民的生存环境做一个基本的理解，这也是我们调查的两个基本范围即都市里面的“城中村”和“棚户区”；其次最为核心的是二代移民的自由权实现的困境，这也是与中国户籍制度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做具体的分析和讨论；再次探讨的是现阶段二代移民最为切近的受教育权利问题，他们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有何不同；最后论及的是二代移民权利实现差序格局对于他们未来的影响，而且探讨二代移民的问题是何种意义上的问题。
二、二代移民的生存环境：“城中村”、“棚户区”与断裂社会
著名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当一个国家的人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和情感上大致一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可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也就是说，他只要省察一下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任何苦难都不难发觉，一种内在的本能使他在苦难扩大的时候立即就可以看到。在对待陌生人或敌人的时候，这种本能也会使他不加歧视，因为他的省察马上会发生作用。这种省察同他的怜悯心一结合，使他在同类受苦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深受其苦。”22托克维尔的结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的前提之下，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和情感上大致一样的时候”。然而我们在享受这种深刻的洞见之余不难发现，一个社会的民主和法治不仅仅是建立在抽象的规则和秩序的基础上的，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需要“一个国家的人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和情感上大致一样”，缺少了这个限定，有些东西便是不可理解的。[NextPage]
中国社会的现实恐怕是最让人忧虑的，其实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对于这个社会的认识还是有差别的，甚至这种差别构成了社会交往中的不理解、冲突甚至严重对立。据最近的一份研究表明：改革以来，基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基本上都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改革的阶段性高度吻合；自1992 年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一直大于或等于0.4 ，2003 年和2004 年分别达到0.4430 和0.4418，大岛指数也分别达到11.3 和11.1，这已经大大超过公认的上限6.0；城镇基尼系数及其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增长速度最快， 目前是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首要影响因素。23这说明贫富差距在扩大，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其中隐含着很多不安定因素。
在近一个月的社会调查里，我曾频繁地往返城中村、棚户区与学校之间，在城市的两边竟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二代移民就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学习和生活，他们的学校也坐落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本次调研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调查”的T村，另一个是“长春调查”的SJ，分别是比较典型的“城中村”和“棚户区”。由于两地都在施工，漫天的尘土飞扬让人行走困难，最后留下的都是我们眼睛里和嘴里的沙子。
（一）T村的孩子们
第一次进入田村，我们找到了著名的“XZ实验学校”，基本情况如下：
T村处在“集市”附近，村里的房屋主要是华北农村风格二层小楼，餐饮理发等生活设施较多，建筑工地和种菜的土地分布在村子附近。头顶上有飞机起降，噪声很大，其他环境污染也较为严重，时不时从臭水沟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臭味，环境比较恶劣。学校内教室是由平房组成，一个教室坐五十多人，高年级的孩子坐在里面显然比较拥挤。体育器材主要是篮球羽毛球及孩子们自制的沙包等，在狭小的空间内有1200人左右在上课以及玩耍，互相干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孩子的精神状态较好，比较活泼。24
北京调查作文2.2.2（一篇来自二代移民的作文：《环境卫生》）：
我们那个院的环境卫生真是太差了。
我那个院差不多每天都有烧泡沫、袋子、纸等垃圾，还有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厂子，每天都放烟把人弄的直咳嗽，还有那绿绿的的草坪上扔的到处是纸，还有人天天都在草坪上走，把小草都给踩的沾着土，还有我们院的那个商店有的东西都过期，他们还在买。
我想如果我长大了当上了卫生部门的局长，我一定严历（厉）的处罚那些乱扔垃圾的人，我一定要严历（厉）处罚那些不爱惜花草树木的人，我一定要把好几辆装垃圾的车让他们来这里清理垃圾，让他们在地上多种几棵花草。希望大家保护环境，创造美好的家园。让我们的蓝天变蓝吧！25
北京调查访谈1.5.4（小男孩，江西人，13岁，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出生在北京）：北京一点都不好玩，没在家乡好玩，那里有山有水，还能游泳。我还去过北京其它很多地方，具体说不清楚。我特别想回家呢。和北京的孩子玩的还行，没什么问题。26
当我们早上起来还是行走在高度现代化的北京“中关村”的街道的时候，我们没法想象同在一个城市，竟在做一个小时的公交以后走进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除了房屋建筑景观的不一样，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尘土飞扬而无法步行，呼吸的除了空气之外，就是难闻的气味以及漫天的沙子，到处都是乱扔的垃圾。从以上二代移民的作文和访谈，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而且他们自己也对这种生活环境极端不满，对于家乡山水大自然的渴望。在T村采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孩子在尘土漫天的路上追逐，但迎面过来的是极速行驶的车辆，这不得不令人担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在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国际性比赛，城市建设和改造都在加强，无论是农民工，还是他们的子女以及打工子弟学校都随着拆迁而不断搬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以同心圆为中心向外围扩展的城乡接合部），他们的居所大都漂泊不定，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在短短几年时间竟搬了十几次。然而，在这座城市里他们又如此顽强地生存着，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时间长的会有十几年，二代移民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这里出生的。
北京调查访谈1.2.1（徽菜馆老板娘，30岁左右，来自安徽六安）：本地人不在这里，打工的人才在这里聚集。来这里吃饭的多是在这里上班或者打工的较多。我们本来在四环内的，后来四环内租金贵了，租不起了就搬到了五环，两间门面租金共2000元/月，我们就住在后面，很近。27
北京调查访谈1.1.3（教师B，女，辽宁人，分校校长）：这个学校建立于1994年9月1日。99年来到这个学校，创办时只有九个学生。2003年前，政府对我们并不存在太多的管理，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这块基本是放任。97-98年后，华商日报报道后，后面才审批。2002年后下来的民办中小学校标准，全是自行运转。校舍是租赁的，原来是当地小学，搬了十几次，在网上就有我们学校搬迁的线路图。28经费靠学费，办学设施艰苦，没有电教化的东西。根本就是经费，教师待遇。家长对于我们学校的教学还是比较认同的。29[NextPage]
北京调查访谈1.4（S校长，男，30多岁，新疆人）：学校是2001年创办的，没搬迁前，有五百人左右，现在少了。动迁的确是一种阵痛，不过幸运的是，有家长的支持，加上一部分骨干跟着过来了，我们即使在开学前十天才装修好，也找到了一百多学生（包括幼儿园和一二年级）。我们的老师按照教学水平和工作年限以及工作岗位，工资从1300元到700元不等。困难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应该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测评，支持更多的学校而不是一两家最大的。学生有20-30％的流动率，动迁前只有10％左右。30
（二）SJ与棚户区
长春调查访谈3.2（W阿姨，女，本地人，55岁，托管班负责人）：这SJ地方偏僻，原来就是穷民窟。其实这些打工的都不容易，60元、80元每月都能管两顿饭，你说晚上父母都八九点来接孩子，你吃饭总不能让孩子看着吧。这里吃饭的每天中午有100多个。这儿的孩子单亲的多，都是打工的，工资也就六七百每个月。31
长春调查访谈3.2（W阿姨的儿子，30岁左右）：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从农村来的，你看这周围的地房，以前没扒之前更多一些。他们就租这样的房子，很便宜的，也就是100多块钱，多一点他们也就不会干的，200多的话，他们就会往附近的屯子（农村）搬的。我妈养了很多孩子，都欠了我家2000多块钱，在这吃住，养了五年都走了。有三个孩子留下了我妈的电话，到贵阳给我妈打电话，孩子说要去长春那个奶奶那儿去，父母都不管孩子，这些孩子还给我妈写了很多感谢信。其实这样没人管的孩子很多，一堆堆的，以前没拆迁之前，有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拿着片刀在自己肚子上敲，还有那网吧没人敢去的，以前没有路灯的时候，晚上七八点没人敢出去。32
长春调查访谈1.2（SJ小学X老师，女，本地人，30岁左右）：我前几天去了孩子家里家访，他们租的房子也就是150元/月，在路边搭的一个小棚子里。这些孩子的家长有的连字都不会写，更不用说怎么教孩子了。我们前些天为孩子们办医疗证，发现大概有50%孩子的身份证不是本地的。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在这儿工作，也有的是在附近住的。
那次C市长来看了情况以后，给我们投入了100万给我们修塑胶操场。我们学校都有很长时间让孩子们在学校玩耍，但是我们的操场是土操场，很不平的，一下雨就很泥泞，一个好好的孩子在操场上玩了一会就成了泥人，全身都是土。33
《人民日报》：到2005年底，吉林省尚有100多万人口在棚户区居住，有的居民一住就是几十年；20平方米以下的住户占30％以上，有的家庭七八口人挤一间房。这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下岗职工、低保户，没有条件改造房屋，更无力购买新房。2006年，吉林省政府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安排棚户区改造专项补助资金2.5亿元；今年（2007年）2月，省政府制定出台指导意见，棚户区改造工程在县一级城市全面推开，为此省财政再次提供财政补贴3.5亿元。2006年，吉林全省共拆除房屋950.2万平方米，搬迁18.62万户；投资332亿元，开工建设1300万平方米住房，其中新建居民回迁房571.69万平方米，回迁安置15.3万户。今年上半年，全省又完成拆迁房屋851.1万平方米，搬迁11.7万户，占年计划的86％。34
从周围的情况看，SJ附近原来的地房（平房）基本上都拆迁了，而且周围都是在建筑工地，已经建成了多处商品房。SJ小学所处外部环境尘土飞扬，是一所公办学校。其中，除了由于施工的原因本地尘土飞扬之外，大量飘落的柳絮也让人无法睁开眼睛，下雨天则是没法行走，基本上全是泥土。另外，马路边上存在着马路劳动力市场，在自行车上挂着“刮大白”、“力工”等。在马路边的小摊上，我们还发现有大量的小商贩，卖一些日用品，也有诸如黄碟和春药的一些东西。
以上的材料简单揭示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SJ地区的生活场景，而这些随着父母进入城市的二代移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他们来说恐怕见到的更多的很难是美好的东西。而本文中以如此篇幅来展示他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应该说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假定：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而从未走出来的人们无法想象这种生活，而长期处于城市中的人们根本没有机会去了解竟然还存在着这样的群体和这样的地方，特别是对于那些学院派的学者来说，恐怕一辈子都无法走下去看一看，“城中村”、“棚户区”恐怕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
以我这一段时间的调查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基本上是验证了孙立平先生关于“断裂社会”的论述。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大量的农民工群体被抛出了整个主流社会之外，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在对一农民工调查的时候，他说自己是河北的，来北京6年了，竟只回老家一次，平时只在村里呆着，都没有去过北京的其他地方。在“断裂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的人们之间缺乏交往和沟通。“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的……当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把‘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的崇高目标来追求的时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实在有点奢侈。因为吃饭的问题，孩子读书的学费问题，就业的问题，远比这个要现实得多。类似的现象告诉我们，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35如前所述，托克维尔提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当一个国家的人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和情感上大致一样的时候”，人们从省察自己而达到互相理解和同情的程度。但是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在地位上有极大的悬殊，在思想和情感极为不一致的情况下，特别是处于底层的二代移民及其父母没有合法的身份在都市里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只能让事实来说话。比如当北大法学院的优秀学生在为进外资律所做非诉案件律师，为着较高的收入和优越的生活而努力的时候，对此他们会做如何想法，我想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因而，对于二代移民生存环境的描述，对我们理解二代移民的权利实现困境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一种背景，更为直接的现实背景。这里，二代移民权利的实现困境正是植根于这种“断裂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城中村”以及“棚户区”的居住环境，“断裂社会”造成了某种制度性的区隔，而“城中村”以及“棚户区”的基本生活学习环境正预示着他们作为“学业失败者”的某种可能，同时在制度性区隔以及这种环境中催生了市场自救产物的“农民工子弟学校”。[NextPage]
三、原因揭示：迁徙自由、户籍与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任何法律术语和表达对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现实遭遇来说都是无力和苍白的。然而，我们在接触了大量的实证材料之后，又不得不去反思我们究竟能以什么样的话语来解释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对于二代移民的未来，造成他们身份和处境的制度原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即便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都可能会归结到以法律形式所保障的“户籍”制度上来，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常识，如果以此为据就很难发现真正的问题，更不用说如何解决问题了。所以，深入挖掘户籍作为一种制度以何种方式进入到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以及其实际的运作逻辑才是更有价值的。
（一）户籍的幽灵：从“黑户”、“黑司机”到“黑学校”
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确立起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身份即“农民”还是“市民”的标准来确立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全国统一了城市户口管理制度；195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一般都是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是一般性的法律，而一般来说“条例”仅仅是行政法律，说明在法制未完备之前出现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称谓），以法律形式限制农村的人口流动，该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极大地冲击了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特别是1992年以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经商和务工，户籍制度已经经历了多次改革。36而且为了控制城市人口数量诸如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仅仅拒绝农民工的户口迁移，而且针对大学生以及其他人才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户籍制度阻止农民进城，为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积累的资金。37
陆益龙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实施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为基础，以党员身份、收入和最后职业阶层三个变量分析户口因素在社会分层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选择个人在职业地位、管理级别和主管单位级别三方面是否获得过升迁来考察户口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据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改革开放乃至市场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虽然发生了局部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体制外获取资源和流动机会，但户口作为获取体制内部资源的依凭，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整合。”38
李强针对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提出了“三元社会结构”，即在乡村的农民和都市的市民之外，还存在着在城市里面的由农民工组成的新的社会单元。39城市人类学的一项发现是，“原来来自农村的人们常常在城市中聚结在一个小小的区域里，保持他们原有的价值观、语言和习俗。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提出一个恰到好处的词汇‘都市村民’，来描绘‘城市街区’（city neighborhoods）内向和自我封闭的程度。至于任何纽约人或芝加哥人或波士顿人并没有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这些，这无关宏旨。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们会在大众之中形成小小的‘岛屿’，岛上的居民互相熟悉，懂得彼此的语言和价值，并且能形成小小的社区。于是他们就在熟人中找到了爱、友谊以及安全保障。”40
从宪法上说（当然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迁徙自由的规定），户籍制度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公民“迁徙自由”的剥夺，特别是2003年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直接导致了国务院1982年颁布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同时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但是对大多数的城乡迁移人员（农民工），他们属于特殊的“沉默的群体”，他们虽然“有较普遍的不平感，但他们面对城市政府，基本上不表达（利益诉求）、不申诉（不申诉）”，陈映芳以身份认同的政治学为他们的这种沉默提供了相应的解释：“由于他们（被）认为是城市的局外人，所以，在城市中，围绕自己的权利，他们倾向于不行动。” 41
1、“黑户”与法律规避的有效性
北京调查访谈1.2.1（老板娘，徽菜馆，30岁左右）：来自安徽六安，丈夫06年过来这边租摊位卖东西，我07年带着孩子过来。他是07年九月份读书的，孩子十岁了，读三年级。
这个徽菜馆开业才四天。觉得在家乡如果有路子就好赚钱。经常查暂住证，我们办了暂住证，但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都是我丈夫办的。
小孩两岁就在外面，以前在重庆的时候就跟在学校，所以在外面也比较适应。班级上的孩子们经常玩在一起，也不管是哪个省的。家长有时候管不住，就和老师联系，因为孩子比较内向，不喜欢和老师打交道。42
北京调查访谈1.5.3（杂货店老板娘，30多岁，河南人）：我们来这里七八年了，两三年前孩子来了，孩子挺好的，老师经常表扬他，他还是班长和学生会成员呢。他老实，不调皮，看店子也看得好。家里老人年纪大了，管不过来。当然，考高中还是要回去才行，不然内容不衔接考不上啊，再说人家北京也不让外地孩子在这里考试。孩子想回老家，老家河南驻马店。回去读封闭学校（寄宿学校）管得严，应该没问题。希望不要受不好的孩子的影响了。小妹妹就不行了，脑子笨点，读大班很快上一年级了。43[NextPage]
北京调查访谈1.6.2（男，50岁左右）：我是河北来的，装垃圾。刚才在交伙食费。孩子三年级了，11岁。我来这里六年了，回去了一次。全家都在我这里，这边感觉还不错，能挣钱养家。现在还凑合，家里还是差些。孩子成绩也就中游水平。读八年级准备回去，因为家里有我兄弟照顾。奥运会要是把我撵走我就走吧，等奥运过了再回来。他们为什么撵走我们呢，因为人太多太杂了。
这里还行，学校正规，证件齐全。老师也不错。我就住在西头，给大队装垃圾，大队给我们住的地方。大孩子二十一岁了，在家准备娶媳妇了。我们那里山区，没有计划生育罚款。老家不好，在这里条件好些。把孩子留在身边。本地人还可以，但对其他人接触不多。44
北京调查访谈1.6.4（非政府组织从事流动儿童工作，女，30岁左右）：06年被取缔了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刚开始接触他们，他肯定戒备，因为是非法办学呀。怕我们去端他老窝。
我做流动儿童这块已经将近三年了。课业辅导财务等工作还是很忙，属于社会工作者。北京这种社团还是挺多的。流动儿童希望得到更多关注，有的孩子家庭困难，生活很苦。超生最多的有五个兄弟姐妹。初中之后就可能犯罪了。
家长很多不知道怎么管，或者没时间管。很多从留守儿童直接变成流动儿童，这样的孩子亲情淡漠，没有感情。有的家长，自己水平就不高了。45
表一：长春调查二代移民问卷统计结果46
2.6包括您在内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兄弟姐妹）？
选项
比例
人数（人）
A、就自己一个
56.74%
202
B、2个
29.21%
104
C、3个
9.72%
33
D、4个
3.73%
12
E、5个以上
1.41%
5
共回收有效问卷358份，答题356份，有2份问卷未填写[NextPage]
长春调查访谈2.4（卖旱烟，男，30岁左右，来自吉林省农村）：我的孩子是男孩，今年12岁，读5年级。我是初中文化程度，家里的地少，所以就出来卖点东西，卖烟一个月能挣一千元钱，妻子在农村卖烟。我和孩子没有时间来交流，早上8点出来晚上7、8点才回来，哪有时间管孩子，和孩子之间有隔阂。孩子的学习还是差了点，而且老师也不怎么负责，老师为了自己奖金和评比，把成绩改得都很高。我还为孩子报了辅导班，孩子数学不好，主要是老师不用心，我还请一个退休的中学老师来教孩子，现在才勉强能跟上。我的孩子在二道附近的一个小学读书，和住的地方不是太远。我在一个亲戚的仓库租了一个小房间，150元/月。因为不是城市户口，所以读书交的择校费还是不一样的。我的孩子读书报的是好班，入学时还交了1500元。我对孩子的期望，就是想他的成绩能好一些，将来能读重点高中，然后考上好大学。47
所谓“黑户”（黑孩子）是指超计划生育而未登记入册不能上户的孩子。根据1958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生了孩子必须落户，不及时申报户口还要受处罚。48虽然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用脚投票的农民工对种种社会不公保持沉默，但谈及自己的子女的时候还是流露出种种温情，言语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迫切的期待。北京调查访谈1.5.3、1.6.2表明这些家庭都有两个子女，两个子女之间年龄相差较大，1.6.4中的社会工作者指出的“流动儿童希望得到更多关注，有的孩子家庭困难，生活很苦。超生最多的有五个兄弟姐妹。初中之后就可能犯罪了”，以及长春调查的资料显示356人回答家庭有2个孩子的104人比例为29.21%，3人以上的50人比例为14.04%（其中3个孩子的有33人，比例为9.72%；4个孩子的12人，比例为3.73%；5个孩子以上5人，所占比例1.41%）。这些“都市非市民”远离了乡村，已有的各种法律性规定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失去了效用，他们来到城市躲避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束缚，“超生”也就不可避免。因为，对于“都市农民”而言对他们所能行使管辖权的还是户籍所在地的“中国乡村”，但是中国乡村属地管辖的行政管理对此恐怕也只能是鞭长莫及了。然而由于中国执行的是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也就意味着某种惩罚，而躲避惩罚的有效方式就是不回去（调查中有许多家长和孩子表示他们很久没有回家，长的有7、8年，有的孩子明确表示想回家），这样也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二代移民成了“黑户”。这些“黑户”也可以称为“黑人”，这里的“黑”不是肤色等外在体貌特征，而是一种法律和政策性评价，“黑”意味着不正当、不合法，甚至是违法的。
其中北京调查访谈1.6.2揭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这位家长说“大孩子二十一岁了，在家准备娶媳妇了。我们那里山区，没有计划生育罚款”。他的小儿子只有十一岁，山区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及的界限，虽然有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但是没有人去执行，因为是大山深处，执法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即便那里（山区）有严格执法的基层行政人员，但是想必他们也没法来到北京来执法，这样也就有效规避了法律的惩罚，法律的效力在这里也就部分归于无效了。
以上的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都市非市民”的农民工对于自己身份的某种看法。北京调查访谈1.2.1中因为“经常查暂住证，我们办了暂住证”，当然也因为开小饭馆的原因，办暂住证也是为了寻求某种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理由。长春调查访谈2.4中这位卖旱烟的农民工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因为不是城市户口，所以读书交的择校费还是不一样的。我的孩子读书报的是好班，入学时还交了1500元”，他认识到了他们来自农村所受到的“差别待遇”，因为不是城市户口，也就没法享受市民所享有市民权利，只能交数量不等的“择校费”。
2、“黑出租”与生存的艰辛
北京调查访谈1.6.3（30多岁，男，黑出租司机，河北邯郸人）：我来北京七八年了，孩子来了一年，因为在老家想我们家孩子。爷爷有病，奶奶得照顾他，还得种地，所以也就照顾不过来。学校老师还行，不过我孩子成绩不大好，留级了。在这挣钱多些，不过也不敢跑得太远，怕被抓到，也有跑到北京站那块的，听说前一段时间就被抓了。为什么不开正规出租呢，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不给我们开，开正规的出租要有北京户口，没有户口不行。49
北京调查访谈1.4（商校长，男，30多岁，新疆人）：90％的孩子注定要在外地漂泊，没有根，居无定所。北京市没有给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只是“二等公民”，即使到了公立学校也只是学校生财之道，没有主人公地位。
为什么会歧视农民工子弟呢，因为中国传统观念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观念，户籍观念太强了，暂住证即表现了身份证还不够，还必须有双重的证明。但是暂住证办理了没有什么好处，权利义务不是对等的，所以很少有人办。比如说，廉租房等只有本地人的份儿。据我看，短期流动加上长期流动，外地人在北京应该有七八百万。50
北京调查访谈1.1.2（体育老师，“正经的皇城根人”，男，40岁左右）：刚来XZ学校教书，教两个班级的体育。我19岁开始在外闯荡，对外地人没有偏见，觉得和他们相处没什么问题，出了北京我们不也是外地人吗？我教授的内容是“中国跤”，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部分，当然基本的课程还是由学校统一安排。我同时兼管学校进出的证件检查。51
北京调查访谈1.5.4（铝材店老板娘，40岁左右，江西人）：我和丈夫一起做门窗生意。我们准备一直呆在北京做生意，生意还行。这里干活的有本地的，但外地人更多。北京人总体还是可以打交道的。我们把活干好，也乐意来找。也有不好的，不结帐，跑了，打他手机关机，那只能认栽了，没办法，谁让我们是外地人呢。52
T村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7条，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人居住的，或不按规定登记姓名和身份证号的，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长春调查访谈2.4（卖旱烟，男，30岁左右，来自吉林省农村）：我是初中文化程度，家里的地少，所以就出来卖点东西，卖烟一个月能挣一千元钱，妻子在农村卖烟。现在也总有城管来查，躲也躲不掉啊，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到你跟前来了，没有办法，只能认罚款了，半个月也就白忙活了。我和孩子没有时间来交流，早上8点出来晚上7、8点才回去，哪有时间管孩子，和孩子之间有隔阂。53[NextPage]
我在北京调查返回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黑龙江籍在北京经商十几年的打工者，他是搞餐饮的，他的亲戚都在北京打工。据其介绍现在北京的城管还是好一些，至少不打人，也就是砸东西，然后把东西踩扁了搬上车，还有一定数量的罚款。他说北京人还是很好打交道，但是他认为通过一件事，他觉得心理上接受不了，他的房东一天看见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就说：“你这得是花了两个月的工资买的吧。”他认为北京人骨子里面瞧不起外地人，他说我哪是两个月的工资啊，起码也得有两个半月。以上T村派出所的告示也同样在透视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对于农民工身份的极端防范，只要出现了治安事件或者刑事案件就一定和他们有关系，当然在那种情况下派出所的这种管理还是有必要的。
作为中国“都市村民”（都市非市民），“他们虽然可以不用迁移户口而工作和居住在异地城市，但仍因户口身份而遭遇种种社会排斥，使得他们生活在高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之中。一方面，他们在流动地获得一些社会流动包括晋升机会，但另一方面，又因无法获得凭常住户口才能享受的权利和资源而对未来感到极其茫然，所以他们在获得更多流动机会时，也在承担着多种生活不确定性的风险。”54
在北京调查访谈1.6.3中这位黑出租汽车司机坦言：“在这挣钱多些，不过也不敢跑得太远，怕被抓到，也有跑到北京站那块的，听说前一段时间就被抓了。为什么不开正规出租呢，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不给我们开，开正规的出租要有北京户口，没有户口不行。”虽然非制度性的流动给这位“黑出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但是没有北京户口的他也只能“开黑出租”，得时常担心交警等行政执法人员的检查，以及可能面临的罚款，他的经验告诉他“有人跑远了在北京站那块被抓了”。尽管对他来说去北京站或者更远的地方能够挣更多的钱，但是作为“黑出租”就不得不考虑如何规避正式法律的惩罚，这其中也蕴含着较为深刻的“实践智慧”，否则就没法养家糊口，也就没法供孩子在北京读书。
北京调查访谈1.5.4中铝材店老板娘的话，在另外一个侧面为我们揭示了他们在权利遇到侵害时的无奈，“北京人总体还是可以打交道的。我们把活干好，也乐意来找。也有不好的，不结帐，跑了，打他手机关机，那只能认栽了，没办法，谁让我们是外地人呢。”在正当权利遭到侵害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表示“没办法”，以“那只能认栽了”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如前所述由于他们（被）认为是城市的局外人，所以，在城市中，围绕自己的权利，他们倾向于不行动。当然，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这种沉默不仅仅是自我认同意义上的，也是一种制度性的剥夺，同时也是因为处于社会最底层谋生的他们维护自己权利（本例中这种权利应该是一种债权给付的请求权）的成本太高。
长春调查访谈2.4也表达了与北京调查访谈1.6.3相类似的观点，“现在也总有城管来查，躲也躲不掉啊，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到你跟前来了，没有办法，只能认罚款了，半个月也就白忙活了。”他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城管执法给自己带来损失，他在城市里卖旱烟，他妻子在农村里卖，可以说这种行动策略有效地解决了这里可能出现的由于城管执法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另一方面在城里卖能够卖得更多一些，只要在街道上摆一天就可以，不用到处跑，买的人也多一些，在农村虽然有效防止了执法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但是必须到处跑，也更累一些，而且可能卖得少一些。因而在谋生方面，他们采取了一种相对来说更为安全的方式，兼顾了效率和安全。当然这也纯粹是个体理性所带来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相当的智慧。
北京调查访谈1.4更理性地表达了对于暂住证的认识，“为什么会歧视农民工子弟呢，因为中国传统观念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观念，户籍观念太强了，暂住证即表现了身份证还不够，还必须有双重的证明”，这种城市管理理念造成了“都市非市民”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这也是本文中特别提到的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的基本涵义。北京调查访谈1.1.2中的表达更值得探讨，这位“正经的皇城根人”说：“出了北京我们不也是外地人吗？”似乎在表达着一种平等的理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在这种艺术性的语言之外，有着另外一层含义。这里我将这句话复原，即为“出了北京我们当然是外地人，但在北京我还是北京人，而且是正经的地地道道的皇城根人”，其实在这里面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是很难轻易改变的，似乎透视着古老中华帝国的命理观念，虽然皇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不可改变的基因而且能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并且当代的精英联盟以及上层的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种合理性做最为深刻的注释。
对于中国都市二代移民而言，他们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也能深刻体会到父母养育他们所付出的艰难和汗水。下面的一篇来自某个二代移民的作文《妈妈的工作》，可以为我们展示出这些孩子的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因而他们也比同类的孩子更加懂事：
以前妈妈是没有工作的，现在妈妈有工作了，并且已经干了三个多月。你知道我妈妈工作是怎么来的吗？是爸爸的朋友介绍的。
爸爸的朋友告诉妈妈：“是当一名清洁工。”早上7：00上班，中午11：50下班，下午1：30上班。先打扫小区的路道，如果干好了可以调到楼道里打扫楼道。
妈妈一天大约要干10个小时，我感到妈妈很辛苦。中午12：00回家给我们做中午饭，我和妹妹饭一吃就回到学校去了，妈妈却在家里洗碗、洗锅。晚上回家才洗我们脱下的脏衣服，还干其他事，我真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挣到钱来孝敬妈妈。
因为妈妈很辛苦，所以我当周六、周日做饭来回报妈妈，我应该平时少惹妈妈生气，多帮妈干点活，希望可以为妈妈减轻身上的担子。55[NextPage]
3、“黑学校”
关于黑学校的分析，本文第三部分第一小节将做具体的讨论，为了减少重复，这里就不再具体论及。所谓“黑学校”指的也就是农民工子弟学校，这是农民工自救与市场机制结合的产物，在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这类民办学校大多被界定为非法，并遭到过多次政府取缔，这里的“黑”是一种法律上的评价。当然，对于“黑学校”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媒体的关注，已经有少数农民工子弟学校获得了政府的批准和认可56，并且有很多社会力量的捐助。
以上，本文以北京调查和长春调查的实证材料为依据，分析了作为基本社会管理法律制度的户籍对于二代移民身份、家庭以及教育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分析农民工是如何规避法律而出现了“黑户”现象，亦即部分二代移民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虚无的现象，并且重点分析了二代移民的父母是如何在与政府执法人员的“斗争”中求得生存，以及“黑学校”黑的意义的理解。据此，我认为，对国家和政府承担着特殊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及社会资源和利益配置功能的户籍制度，已经深入到基本的社会秩序的建构和二代移民、都市市民以及非市民的行为逻辑中去了，出现了从基本身份的“黑户”到寻求生存的“黑出租”再到承担着部分二代移民教育的“黑学校”的完整的社会自我规范系统，并在解构国家的正式法律制度基础上造就了独特的秩序景观。
（二） “差序格局”再认识
个案一（女，66岁，TY小学副校长，C老师）：我是湖北人，退休老师。那时候（1996年）管理打工子弟学校不是想挣钱，而是希望生活充实点儿，也对社会做点贡献。不过现在我是基本疯了。孙子（18岁）得了淋巴肿瘤，做了手术，现在四处求助呢，现在已经花了几十万。包括北京晚报，中国慈善总会，北京慈善协会。中国慈善总会只有治疗白血病和肺癌的药物，北京慈善协会救助对象只是有北京户口的人。我不明白，救外地人和救本地人有什么区别呢？救人还分户口，不知道是不是有歧视。我找过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的Z科长，他对我孙子的境况没有办法，他说，如果是北京户口就可以搞募捐活动了，可外地户口孩子就不行了。我正在联系大慈善家，希望得到救助。孙子没有读高中，沈阳房子倒了，他想自己赚钱。孙子去年刚来，帮他找到了一个洗车的活，那天还是很开心的，没想到那天下午就出事了。57
调查中我们也见到了C老师孙子本人，据C老师介绍孩子很懂事，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自己想到了放弃治疗，我们也看到C老师的孙子在化疗之后还是很虚弱。这里C老师孙子所遭遇到的境遇，可以说是十分特殊的，本文中将其概括为二代移民健康和医疗救助权利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他父母分别在沈阳和北京打工，作为二代移民他“只是想自己挣钱”，已经很早就有独立的意愿。这里面更有意思的问题是C老师指出的关于救助为何区分户口，“北京慈善协会救助对象只是有北京户口的人。我不明白，救外地人和救本地人有什么区别呢？救人还分户口，不知道是不是有歧视”。“国家将国民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区分开来，并据此将国家承担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和其他一些生活资源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根据户籍制度来控制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及相应的生活资源分配额。”58在面临重大疾病等灾难的时候，个体力量有限而无法负担之时，也只有求助外界的帮助，本例中的问题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制度性救助的局限性。在她看来，无论是找媒体还是寻求行政部门抑或寻求高校大学生的帮助，都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高校大学生本身没有钱，生活费都是父母给的。在北京寻求政府机关的帮助得到的答复竟是具有北京户口的才可以获得救助，所以C老师特意回了一趟湖北老家寻求到了当地政府几千块钱的救助，然而那也只能是杯水车薪，相对她孙子治疗所需高额费用而言助益很小。这里反映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一些地方政府（都市）将自己的公共资源封闭起来了，不仅包括教育，也包括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源。在北京为打工人的孩子的教育付出了十几年，最后得到的答复仅仅是“不是北京户口”，也正如她所言面对突如的灾祸，到处求助而没有结果，导致了她所言的“现在我是基本疯了”的精神状态。
第二、寻求大慈善家救助的智慧。C老师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大慈善家，找到了他家，只要他肯帮忙，这个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在寻求制度性的解决方式之后，她转向了个人，因为个体的怜悯和同情之心不会因为有没有“北京户口”而发生改变，个体只关注处于需要得到别人帮助的实际情况。当然，这里面求助方式的选择也蕴含着深刻的理性。然而，制度性救助在本例中部分归于无效所展现出来的问题也同样是值得人深思的，当体制在这些都市二代移民面前是那样顽固的时候，他们尚可以自己的悲惨境遇去获得个体的同情以期获得救助，而当这种悲惨的境遇变得如此普遍无法获得个体的同情之时，我想大概只能祈求上天创造奇迹了，那么恐怕到时出现的是另一番人间惨剧。
本文中的核心概念“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其中的“差序格局”是来自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阐释的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理解。“差序格局”的原意是指，以自我为中心，特别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的总体。费孝通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这个概念：“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59近期阎云翔的研究指出：“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多数学者都只看到“差”而忽略了‘序’；这是有关差序格局的学术话语中的一个误区。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实现的。”60
差序格局的“差”在本文的具体语境下，是指中国都市二代移民作为中国公民法律赋予他们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与他们现实的差距，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到的接受义务教育权利和健康与接受医疗救助的权利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一些都市将自己的公共资源封闭起来而造成了他们权利实现的现实困境。而差序格局中的“序”，就是指本文中前面所分析的形成了由“黑户”到“黑出租”再到“黑学校”的一系列特殊的秩序景观，同时也是由弥补现实中二代移民权利实现“差距”的一种社会自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来说明，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对于那些“黑学校”的打工子弟，在北京有十几万打工子弟因为没有学籍而无法享受公交卡的两折优惠。61这里二代移民本身没有学籍，当然前提是户籍，这样就导致了他们不能享有基本的市民待遇，与本地的孩子相比这就是一种“差”，但是二代移民所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市场化运作，由学校提供“校车”放学后接送这些孩子，因而也就形成了“序”，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整理解中国都市二代移民权利实现差序格局的基本涵义了。[NextPage]
同样的，以前被视为经典的理论，诸如梅因（Henry S. Maine）所指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2，虽然这种理论在表达一种进步的观念，囿于其历史和经验的局限性，这种表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63在这里，从乡村走到城市的村民身份关系确实发生了某些改变，虽然他们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也很难再被称为“农民”，但是一种新的身份制正在逐渐清晰起来，无论是在媒体那里还是政府部门的文件中，甚至在普通市民的思想意识中，“农民工”这种新的身份关系正在被确立起来。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不仅仅只是针对二代移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公民权利的实现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
四、二代移民受教育权保障的现实衡量：法律公正抑或都市发展？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是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教师节”看望石景山区玉泉路小学时为农民工子女写下的一句话。这是政府总理对于对所有人平等接受教育机会和共同发展的殷切期望和深度关注。温家宝总理提出“一定要让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有书读，有学上”表明本届政府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也被视为我国政府对所有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承诺。64
与国家总理这种饱含深情的理想主义式的承诺极为不同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大都市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对于自己的公共资源采取了封闭的态度。这里国家所承诺的公民权利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实现的过程中恐怕远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发布的《农民工调研报告》也如实陈述了其中的问题：“我们在调查中也了解到，‘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和以公办学校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简称‘两为主’）的原则要求在多数地方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其客观的原因主要是现有教育资源短缺，但更重要的是一些流入地政府对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的重要性和自己应负的责任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将其纳入教育发展规划。经费得不到保障，则是公办学校收取‘借读费’的重要原因。”65《南方周末》曾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文章指出“为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曾跟地方领导争论，但很难解决”，柳斌认为：“很多地方不情愿，说增加了负担。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看一看，我们国家建了多少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但是你们城里人有几个去扛过麻袋，挖过泥沙？为什么不想一想，就是这些民工为我们做的贡献，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到这里来，你不给人家创造上学的机会？”66
相应的，中国的法律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被认为是一部软法，国家在追求法律上的平等和社会公正，正如温总理所言的那样“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然而由于国家早在1985年实行“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67，地方政府和都市都在追求自身的发展，也就是对于效率的追求，这样也就导致了法律的强制力降低了，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由地方负担导致的一系列问题。68由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基础教育由地方负担就导致了基础教育发展的差序格局，“上海的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人均经费为每年6000到7000元，而贵州省还不到1000元”69。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温家宝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继续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提高保障水平。适当提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的补助标准。认真落实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措施。在试点的基础上，从今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这是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重大举措。”
这里，可能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权利需要钱，没有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权利就不能获得保护和实施”70，对于二代移民义务教育的受教育权利而言，重要的是需要巨大的教育投入，而且面临着这些投入有谁来负担的问题，这里现实的情况是一些都市拒绝或者采取消极逃避的方式来抵制这种负担。南非通过废除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创立了迁徙自由，然而“上百万人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迁徙自由从农村涌向了城市；为此，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水的供应、排污系统、学校、医院等等——的公共成本如同天文数字”71。2003年8月，郑州市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靠亲友”等方式办理户口，在全国首开先河。但此政策于2004年8月暂停。据称教育资源吃紧时最直接的原因。72
然而，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看，义务教育是从属于生存教育的范围，试想在现代社会不识字就根本没法生存，我们很难想象二代移民如果不识字而进入社会会面临多大的融入困难；就法学的角度而言，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教育以其最初的产生的法律特质而言，它是一种“强制教育”，旨在强制学龄儿童的父母送其子女入学，“强制”是国家为实施义务教育所采取的一项措施，以义务教育的发展过程言之，它是一种“免费教育”，意在保证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够上得起学，“免费”是国家为实施义务教育所采取的另一项措施。73同时，教育权具有防御权的功能，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提起宪法诉讼，寻求司法保障，义务教育权具有受益权的功能，也就是要求国家和政府为实现公民的基本受教育权利提供基本的经费保障、师资保障等方面的物质和法律约束，政府的不作为即构成违法，严重的可以追究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74对二代移民来说，在大都市里面却没法享受到我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所保障的基本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这里郝铁川的一段论述想必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于我国法律的基本看法：“中西近代法制史有一个显著不同，即西方法制比较务实，注重‘刚性’，不能实现的权利一般不写进法律，因此法律生效之日往往就是权利实现之时；中国法制比较‘浪漫’，有‘宣言’的特点，短时间内把知道的权利都写进法律，但法律生效之日未必就是公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之时。”75
本文以下就北京调查和长春调查的基本材料，针对现实的法律困境和二代移民受教育权利实现的难题展开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政策和法律的虚置究竟造成了何种现实情境，而且这种现实情境究竟对于这种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是何种什么意义上的影响。
（一）在合理与非法之间：作为“实践智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NextPage]
个案二（XZ学校）：76
基本情况：与T村基本相似，是围绕在锦绣大地的建筑餐饮等行业催生的农民工聚居地，房屋大多是由本地人或者租赁公司租给流动人口居住的。环境污染比T村较轻，与农产品生产为主有关。校区很狭小，但通了暖气。房子系租赁村小学的。
（1）教师A访谈：（男，55岁）：四年前从黑龙江过来投靠儿子，50岁从家乡小学小教高级退休后到行知学校工作，教数学，是教务办主任。XZ学校拥有合法的手续，是海淀区教委审批的有教学许可证，这种学校在海淀区只有两所。学生不大好管，因为学习环境不稳定，学习功底差，长期被爷爷奶奶溺爱的留守儿童问题则更加突出。我的收入主要来自儿子以及自己的1400元/月的退休金，而600元基本工资加上两三百元的各种奖金补贴等收入只作为自己的补充，“干不干都行”。
学校教学由HD区教委统一安排，与公办学校基本平等，参加的各种比赛也有获奖的。学校共有1000人左右，29个老师，来自全国各个省市，东北的略多，没有北京本地人，除了一个同他一样是退休教师以外，多数是来自大专的毕业学生。我教的2个班级，一天四五节课，一周五天。学生则来自河南的为多。
这里的教育比他们在家还是要好些的，因为一是父母在身边便于管理也防止隔代溺爱，二是学生较多，相对某些落后地区的教育还是正规一些。我们学英语是从一年级开始，课程设置有语文数学外语文艺体育美术科学活动劳动自然社会思品，按照教委统一安排进行。教委来检查过一两次，不多。
学校收费按照400元/学期，伙食费120元/月收取，多数孩子离学校比较远，有巴士公司负责接送。不存在拖欠学费的情况，交钱上学，不交钱不上学。
我们和学校的合同签订为一年期，调动的老师这学期有四五个，上一年有32个老师，这一年29个，一般是过年后来学校应聘。我教的一个班有10来个孩子有变化，全校情况也类似，个别流动性很大，但总数即学校的生源还是有保障基本稳定的。
总的来说管理严格，要求也高。困难在于经济方面，家长较为信任我们，有的孩子从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都在这里读书。总校在SHS，公交可以到达。当然孩子的学习衔接困难，老师教学水平，社会声誉方面也存在问题，他们也是相互影响的几方面。
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了，城里也免费了，但打工子弟的孩子生活在夹缝，享受不到这些优惠措施。农村孩子见识少，反而好管理，说了就听了。不过他们成绩落差很大，出现两极分化，好的就非常好，差的什么也不会，不像城里的学生很均匀，成绩都差不多。对奥运会对我们的影响不清楚，只知道清理了家长，孩子就跟着走了。
（2）教师B访谈：（女，分校校长）：这个学校建立于1994年9月1日。99年来到这个学校，创办时只有九个学生。2003年前，政府对我们并不存在太多的管理，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这块基本是放任。97-98年后，华商日报报道后，后面才有政府的审批。2002年后下来的民办中小学校标准，全是自行运转。校舍是租赁的，原来是当地小学，搬了十几次，在网上就有我们学校搬迁的线路图。经费靠学费，办学设施艰苦，没有电教化的东西。根本就是经费，教师待遇。家长对于我们学校的教学还是比较认同的。
政策下来之后，希望能让农民工子弟免费上学，“生均公津贴”如果能够落实，上海就已经实现了，每生每年6000元。当然，现在政策有一定的支持，只是力度不够。只要有合法的审批，城管公安不回来干扰教学，但那些没经过审批的子弟学校在北京有200多所，其中30多所在海淀，就要时常面临城管和公安等等的检查和执法，我们在审批之前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媒体、公益机构、慈善机构呼吁以及人大代表的建议途径，是我们影响上面政策的主要途径。
政府在06年暑假，给了60多万元，区教委帮助粉刷改新，建立了一个多媒体教室，图书馆是社会各界捐赠的。
个案三（TY学校）：77
C校长访谈（女，66岁）：TY小学从1996年开始，老校后来不存在了，这个分校还是坚持下来了。1-6年级完好的，初中是06年取缔了，到YC中学去。没按HD区政府和教委的要求搬走，仍在原地开学了。区教委和新闻媒体什么都来了，我们以为会被取缔，后来看我们条件还行，这原来是一个中学的旧址，教室比一般的同类学校宽敞明亮，就没有取缔了，保留了下来。本来我是管后勤和教导的，后来老校长走了，我就当了校长。我就是不断地宣传，贴广告挨家挨户去说，孩子现在是逐年增多，从2000年一百来个到2001年190个到2002年二百多，直到现在五百多人。
老板是山东人，我是湖北人，退休老师。那时候不是想挣钱，而是希望生活充实点儿，也对社会做点贡献。教师的自觉性很高，很支持我的工作。我66岁了，还是看老板能不能办下去，我能多赚几个钱。老板以前做维修的，现在赚钱了就搞了宾馆。他在教育方面是外行，如果要拆迁这里，学校就不办了。
我找过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的Z科长，他说，这里迟早要被取缔的，国家资金是不够的也没法很好为农民工子女服务，建教学楼班车接送怎么办，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才暂时留下来了。上次取缔就是因为没有准备好，失败了，这次再取缔，肯定是有备而来。[NextPage]
孩子还是比较好管理的，一般来说需要一年半的时间会有好转，刚来的一般成绩都不好，但是去年转来了十四个男生，六年级的，有的很不行。付出精力很多，年轻老师管理起来有困难。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有了点规矩，因为我们说叫家长来，他们还是有点儿怕的。
不听话的原因是因为从小就教育不好，家长有责任，老师也有责任。我们这里的家长还是很配合的 ，叫了都来。老师要是晚上加班，也能每月补助二十元。我当时真没考虑钱，因为老头也有点退休金，现在不行了。
共有14个老师，按配比来说应该有16个，不过多了开销太大了，现在工资是900元为起点，去年就只有680元了，低多了。因为物价上涨，老师不然就走了，老板加工资还是明智的。退休的老师只有我一个，有6个是民办老师。老师中有两个底子还可以，2003年来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可以培养，字写得挺漂亮。
相比起来，在于孩子本身，极个别成绩可以的，河南、安徽、河北来的孩子成绩多数不行，基础不好。家长搞保洁卖菜卖水果搞早点的都有，没有做大生意的，包工头好像稍微钱多点。一般生活都挺苦的。
父母管孩子还是好些，爷爷奶奶管不了，有的爷爷奶奶惯坏了，但到这里一年到一年半就好多了。新来的淘气孩子，有点坏了学校名声。小学是不能发毕业证的，初中才可以发毕业证，现在是九年义务教育。
（调查中看到校长拿着七十元称这是孩子拣到的，交过来了）公立学校老师改作业不认真，成绩不好的受歧视，很多去了又回来了我们学校。
个案四（DFH学校）：78
L教导主任访谈（执行校长，教数学）：以前在河北张家口地区的农村教初中。这个学校是2000年办的，经过了好几次搬迁。两次，三个地方，从东窑口到南各庄东院再到现在的地儿，搬迁都是因为拆迁。我以前办了经纬小学，也在东窑口，2000年把自己学校卖了过来，这边的校长是河南的。
当年是被张家口教委派遣来帮助外出种菜的人的孩子解决上学问题，99年开始自主办学。算是由公办教师，中教三级派遣过来的。昌平区现在好些了，资助了一些教学用具。教委给了复印机和五六台电脑，还有挂图之类的。学校是昌平区教委批的，像这样批准了的昌平区有二十多所。2005年春天批的。
学校孩子以河南为主，占了一半。河北四川也不少，其余的省份加起来不到10%。家长以拾破烂的为主。学费不高，450元每学期。老师工资一般八百元，能力有限，只有三百个学生，房租一年10万元。另一个校区人多，有五百多。以前说可以自由办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的职位和薪水都在张家口，自己雇佣临时老师代我上课。我家里那边现在工资只有六七百。
如果当初中老师，工资待遇能好些的。来这里办学不算工龄，不算评职称依据，相当于临时工。教师待遇不好，没有名分，流动性大，这和教学质量难以提升形成恶性循环。我看这个要解决很难。老师多数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学校在朝阳、昌平、海淀交界的地方。办公设备大多是从破烂市场买的。
我其实也是流动性的，听教委的召唤吧。河北那边要是说我不回去就没有了养老金什么的，我肯定还是回去。不然我以后怎么办，我家人怎么办呢，我也是要吃饭的。
学生是弱势群体，北京不接收他们，会害了孩子一辈子的。国家应该管的。国家政策有两种办法，一是支持一下使之更为完善，一种是北京市可以接收。我当然希望他们去公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刘校长也一样，他完全可以去南方亲戚那里做大生意。这个学校前几年一直亏本，今年刚刚有点赢利。
家长总体还行，不过是五花八门的都有。有的好，有的差，全民素质要全民提高嘛。讹诈学校的也有，但毕竟不多。
当地村委之类的，不支持也不反对，总之跟他们没关系。遇有重大活动，就跟我们签订安全协议书，称学校出事跟他们无关，支持更说不上了，他们自己有村中心校。当然，我们取得了荣誉也跟他们没关系。
咱们自己资助，没有什么。如果去公立学校读书，一年要六千赞助费，以前更多，要一万二。学前班有几个本地人，一是离得比较近，二是我们教学质量也不逊色。有的家长有车有房。
有一个信阳的老校长，退休了，也来这里上几节课，主要是培训老师，不发工资的。这里老师没经验的多，有经验的十个里面有三四个吧。社会团体来过，不过也是昙花一现。
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政府，政府不管，孩子到了上初中的年纪，成了社会的危害。
这里是北校区，南校区离这里不远。06年教委没把我们弄下来，现在还行了。老师家长都想留下，政府没办法。06年HD教委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事，说明政府太幼稚了，没准备好，最后没有取缔成，反倒闹了笑话。北京建设和发展的后备力量就是学校，北京离不开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离不开子女教育。这么说，我们也是在支援城市建设，在支持奥运。[NextPage]
学生总量稳定，一直在320-360人之间。
个案五（JBY学校）：79
S校长访谈（男，30岁左右，新疆人）：我办学这七年，觉得打工子弟学校是暂时的，是因为政府职能缺失，农民工的自救措施需要。这弥补了政府供给不足的缺陷，如果没有学校，那些孩子就会去犯罪了。
政府的观念是国家已经给了“山珍海味”一样的公办教育，就是说，把城里孩子的教育管好了，就完事了，农村孩子不归我管。其实，如果能去，谁不愿意去公办学校，但太贵了，上不起。
打工子弟的问题，既有城里人的特性，又有农村人的特性。他们有农村人的散漫却没有农村人的勤劳，有城里人的强烈诱惑却没有实现的条件，从规范到放纵容易，反过来就难了。
我学校的孩子家长做什么的都有，有的开着车的老板，有的是捡垃圾的。我们的定位就是普通民办学校，而不偏向于任何群体。当然，还是农民工子女多一些。学生有20-30％的流动率，动迁前只有10％左右。现在我们还挂靠DFH学校，也是一个民办学校，但是能得到一些政府支持。办学压力来自当地党政部门，甚至房东。
我刚才说的，对国家来说，打工子弟学校是暂时的，但是对个体来说，影响的缺失一辈子。
动迁的确是一种阵痛，不过幸运的是，有家长的支持，加上一部分骨干跟着过来了，我们即使在开学前十天才装修好，也找到了一百多学生（包括幼儿园和一二年级）。我们的老师按照教学水平和工作年限以及工作岗位，工资从1300到7百元不等。困难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应该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测评，支持更多的学校而不是一两家最大的。
大学校当然运行起来成本较低，这个是规模效益。JBY学校，07年半过来的，高年级部分是分到了东方红学校等。我和家长接触较多，也能基本实现我的诺言。家长也比较通情达理，当然也有不幸的。
孩子条件太好可能是害了他。看待打工子弟学校，要公允，不能只看一个侧面。我们收入低，自然配套措施也差一些，有人提出我们和公立学校竞争，我看着纯粹是一个假命题，我们一年一个学生五六百元经费，怎么和别人一人四千经费去竞争呢。
我们至少能保证，在一个较小的环境内，保证相对的公平对待每一个人。有一个家长，在公立学校的赞助费都交了，还是来了，因为在那边孩子太自闭了，没法适应生活。我们采取了帮助其交流的措施，就好多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最关键的，学校很关键，“少办一所学校，就多建一座监狱”。
关于隔离的问题，社会在逃避。是的，我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是根本性的，在短期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平等是小范围的，但也是可贵的。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从户籍等制度上解决。
我觉得，八到十年内公立学校会放开打工子弟进入，等到公办学校完全敞开大门之时，也就是我们转业之时。
办教育不是纯粹为了钱，而是获得更多的社会影响力。
个案六（YX学校）：
这个学校系河北省CC县教育局批的“进京小学”，看来并未经过北京市的审批程序。学校领导对我们的到访非常谨慎，经过盘问之后，确认我们对他们没有直接好处，并以“这样的东西太多了，也没发生什么作用”为理由拒绝了我们进一步访谈和发放问卷的请求。
在场的门卫大爷指出，本校共有学生四五百人，从九零年开始办这个学校。整个学校都是外地人，没有一个是本地的。
另据观察，离YX学校不远处，有一个公办学校DWJ村小学，办学条件明显优于YX小学。他们的门卫直接拒绝了我们进入学校的要求。通过口音以及当地居民介绍，这里面的学生以本地人为主。
北京调查访谈1.6.4（女，NGO社会工作者）：中国有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流动儿童，北京接近40万。流动太多，成绩必然下降。心理上的隔阂，不想父母管的孩子还是有的。不过相对来说，流动儿童比留守儿童还要好些。留守儿童据我观察，生活态度很消极。打工子弟学校是历史不可避免的产物，98-99年家长要求，成了规模了，就办起来了打工子弟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总是分布在城乡结合部以及各个区的交界处。这个也是市场经济，适应了孩子们的需求。竞争激烈，它们是盈利的，不过有多有少，大多是薄利，没有盈利就没有人去干。[NextPage]
我觉得不会形成个别学校垄断。创办者创办并维持打工子弟学校既是为了赚钱，也是良心活，但是放在第一位的必须是教育孩子。80
长春调查访谈1.2（SJ小学书记，公办学校）：当然好孩子，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能够为学校创名声，为了这些农民工子女我们付出了比一般公立学校更多的努力。其实，也不是我们想不想接受这些农民工子弟的问题，而是这里的地域特色决定了这些情况，我们不区分哪些是农民工子弟还是本地孩子，我们只针对适龄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向全社会敞开大门。至于有些地方不能接纳农民工子女的问题，我想无论在哪里不可能都是白领吧，总有一些活要有人干，北京也需要社会最底层的保姆的服务，我从新闻上看每年到春节都有几千保姆的需求没法满足，对于这些人的孩子也是要接受教育的，总不能让他们失学吧。81
以上从个案二到个案六以及北京调查访谈1.6.4和长春调查访谈1.2完整地揭示了整个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现状，其中XZ学校和DFH学校是经过政府审批的学校，TY学校和YX学校是非法办学，且TY学校在2006年遭到了地方政府的“取缔”，JBY学校从法律界定来说也是非法办学，但是其“挂靠”DFH学校，这里可以视为“半合法”82。然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那些没经过审批的子弟学校在北京有200多所”，这也就是说经过合法审批的也就少数的几所（因为北京据称也就两百多所子弟学校，当然各种隐蔽的学校更多），海淀30多所学校中，经过合法审批的只有两所，大多数处于非法办学中的子弟学校面临着来自城管、公安、教育、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的干扰之中，对于外界的任何人都表示出了高度警惕，正如那位NGO工作者所言“刚开始接触他们，他肯定戒备，因为是非法办学呀，怕我们去端他老窝”。因而本文的第三部分将这类学校称为“黑学校”。
简介：马亮亮，男，1986年9月出生，安徽广德县人，吉林大学法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生，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