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珊·杰克斯（Susan Jakes）  翻译：严泉

　　“没有人知道，当一个中国的乡镇准备倾听人民的意见时，将会发生什么？”

　　4月9日上午8点30分整，257名泽国镇居民聚集在当地一个学校的教室里面，来决定他们乡镇的未来。根据项目议事规则，他们都是随机产生的，是24万泽国镇居民的一个缩影，而这个乡镇则位于中国浙江省繁荣的制造业地区。与会人员在完成了关于当地事务的一份调查问卷后，然后进行一次投票，内容是评估政府提出的30个基础建设项目构想。当一些人把“公众意愿代表”的粉红色徽章别在胸前时，发出了嘿嘿的笑声。但是多数人在他们进入学校礼堂时保持了沉默。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台上“泽国镇2005年发展计划评选民主恳谈会”的旗帜标语意味是什么。

　　这种现象在中国政治中是不同寻常的。在接下来8个小时里，这些公民们严格地盘问地方官员，了解他们所在乡镇的预算情况，讨论关于桥梁、道路、公园与污水处理的各种建议，然后投票决定10个优先建设项目（也是先通过第二份类似的调查问卷）。通常在过去，这些决策应该是当地党的官员关起门来讨论决定的。但是泽国镇干部与所在的温岭市官员，已经倡导一个更加积极参与的方式，使他们成为中国政治改革试验的先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经发誓说中国决不实行“西式民主”。“但是像泽国镇公民投票这样的事例，依然还是个别存在，可能某一天却可以成为基层政治自由化的基础”，塔斯马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中国草根民主的专家何包刚（音译）这样认为，他曾到现场直接观察了这一进程。

　　让人感到荒谬的是，温岭市“民主讨论”模式的出现，起因是当地官员出于支持党的权威的考虑。当1999年一项政治教育运动（“三讲”）在进行时，当地领导人并不能得到基层的批评与揭露。于是他们改变行动方针，提供“对话”机会，让居民能够与他们的领导人交流，而不是过去做报告的形式。“我们的宣传部门官员并不是投身于民主事业”，温岭市宣传部副部长莫毅飞（音译）说，“但是一种观念慢慢流行，就是人民与领导人开始重视彼此的投入。”

　　即使这样，泽国的讨论会模式甚至用温岭的标准来看也是新奇的。从代表人选产生的方式，到调查问卷遵循“协商投票”规则的语言表达，再有公众咨询的方法，所有这些格式都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吉姆·费西金(James Fishkin)设计的。费西金在美国最早提出通过投票来测量与促进有价值的公众观点，不过，这次他在泽国镇的所作所为，是应当地党委书记江招华的要求。这两个人去年11月份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相识，然后敲定了一份协议，内容包括费西金可以在中国测试他的（协商民主）模型的应用性，而江把这一模型内容描述为“科学读物”，并且同意在泽国镇优先应用。在学校礼堂里，费西金告诉人们：“这个试验的设计与你们发表的意见有关，它是建立在一种民主的基础上，这种民主与古代雅典民主完全一致。”[NextPage]

　　是什么原因促使当地党的领导人试验古希腊或当代美国的民主政治方法？42岁的江招华，拥有哲学学士学位，在他的位置显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表示这样做的理由更多的是出于现实考虑，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现实就是泽国镇的重建需要超过他的预算能力的大量建设。江认为，通过邀请公众来选择何种建设优先进行，他不仅可以避免“令人头痛的必须猜测人们想法的困难”，还可以免除人们认为他是拿了回扣才选择一些特定项目的非议。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彻底检查一些经常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事件，如愤怒的当地民众反对迁徙房屋或者土地被征用。在泽国镇讨论会一天之后，相距100公里的华西镇数千村民发生了骚乱，起因是反对一些可能污染当地的化工厂项目上马。“这种事情在泽国是不会发生的”，参加9日协商会的教师胡光辉说，“这里的民众与领导人的关系并不是很疏远。”

　　在上午的讨论会上，乡镇干部指出的问题都是有关村民个体利益的，但是到了下午，人们谈论的焦点则是乡镇的利益。在一天快要结束时的投票时刻，环境问题成为首要议题，而不是比较浮华的“形象工程”，后者中的一个公园和一些桥梁建造项目，已经跌入末位。费西金对此非常得意。他说：“公众都是聪明的。在合适的条件下，中国人的聪明，一点也不亚于英国人或者是保加利亚人。”

　　迄今为止，泽国镇还没有一位党的领导人担心这种模式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先例。江招华将把讨论会的有关数据提交给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他还表示希望能运用数据分析材料来培训基层干部，以便进行更多的投票。至少从现在开始，甚至在一党统治的泽国镇，民主还是有用的。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