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坚
网络时代，信息的交流确乎便捷，生活也更具色彩了，不过，虚拟的电子信件恐难完全等同或取代传统的纸质邮函，不时也还须提笔写信，更会经常收到别人寄来的若干邮件信函。
不过，时下的不少邮件信封上，却常只有直通通的收信人之名，张××李××，独无任何称谓。不知是发信者特别悭吝，惜墨如金，反正，先生、女士、同志、老师一类人际交往的起码称谓，是概不屑于奉示的。笔者近年就曾屡有领教，由最初的诧异不解到后来的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虽说人的姓名只是符号，不就是用来与人交往时供呼唤的么？然对人或被人直呼其名，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从来信内容看，似都还客客气气，不外会议邀请函、通知书或书稿征订单、寄送的书籍一类，绝无半点不恭。来信者亦非幼而失学或粗通文墨辈，且多具教师、编辑、机关或公司职员的身份和高等教育背景，年龄二三十岁上下。但奇怪的是，一动手写信开信封，怎么就都不约而同离了谱，对人“直呼其名”起来？
世人交往，历来看重写信，开具信封，格式行文，都有一番讲究，犹如学问根柢，非经长期训练或熏陶，是断无可能的。以往但凡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或现代学校教育的，一般没有不会这套基本功的，笔者见过一些长辈的函墨，他们虽无硕士博士头衔，有的还未必入过大学校门，却都文笔晓畅，练得一手好字好句，信封上也必定是依辈份、亲疏关系而明明白白书有对收信人称呼的。对人直呼其名，不论口头还是形诸文字，均属失礼之举。其实不光中国人，受中国文化濡染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各民族，待人接物、递写信函，均无不中规中矩、礼貌周到之至。在同用汉字而更早引入电脑写作的港台、日本友人的信函上，是绝对找不见这类常识性失误的。即使西方社会，人际称呼不像东亚一般拘礼，熟人间不乏直呼其名者，而一旦采用信函文书，也同样没有那种毫不客气丢却称谓的。语言、文字素有文野之分，孰文孰野，原本是一目了然的。虽说如今人际交往电联（电话、伊妹儿）居多，推崇简便，用不着开信封，但也不能以此作为宽宥的理由。
因为，毕竟这是一种语言的缺失，背后浮现的不外是当下更为深刻的教育缺失的阴影。“子不教，父之过”，不会正确地说话、写信，不谙基本的待人接物之道，不识荣辱文野，自同教育环境分不开。作为人生起步阶段的儿童养成教育，原本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今的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往往流于空疏，语文教学又一味被“应试”之风牵着鼻子走，起码的应用文讲授都遭边缘化，孩子从小失去写信、写收条、借条、请假条一类基本常识和技能的训练，及至用时，岂不捉襟见肘、连闹笑话？
再者，问题恐怕还在于一些年来我们社会已然形成的语言习惯，以及潜意识中对语言对象的尊重与否。现今的中年以上者都还记得，以前并不这样。那时称长辈或相当于长辈者，必是叔叔伯伯挂在嘴边，在学校则必是王老师李老师，当面背后皆然，没有也不敢对人直呼其名的。但从那个以糟蹋人的尊严为特征的年头起，风气陡变，造反为上，日常语言也如同当时的社会氛围乃至衣着行止一般，变得“要武”起来。谦逊有礼，师道尊严，顷刻被扫荡以尽，社会上下粗言鄙语肆行，国骂亦进了大雅之堂，仿佛非如此便不能显派“革命”气概。大中小学学生对教师直呼其名成风，直至改革开放初年笔者上大学时，同学背后称呼教师，但能尊称“某老师、某先生”的，也仅屈指可数，多仍习于喊名字。这种风气甚至殃及下一代，现今仍能见到一些中小学生说起老师来，概以其名直呼，这同笔者访台时所接触的台湾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诚不可同日而语。
民族礼仪和语言的缺失，若只是限于个别人身上，似乎还无关宏旨，至多还只涉及某个具体人的品德教养，属于个别性质的问题。但这种现象若变得屡见不鲜，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则就是大问题了，显然意味着更大范围内乃至整个的教育机制、社会机制出了毛病，成了一种整体性的纰漏和失范，这是不能以个别和一般、一个指头比几个指头所可论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他在怎样的生存与教育环境中成长，自然就会形成怎样的思维，形成怎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刻意左右得了的。
记得在一次有几位日本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主持会议的一位国内前辈学者出于对客人的尊重，用日语讲了一段简短的欢迎词。但日方一位学者私下却对人议论道：“他的话听起来怎么像在教训人？”
日语里素行敬语，毕恭毕敬，不过，那也是针对具体对象的。也难怪，我们这位国内的老先生自幼生活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他的日语启蒙源于占领者对中国儿童的“奴化教育”，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就没那么客气了。原本似乎温文尔雅的语言，久之，也就多少串了味，习语者难免不受误导，视变种为正宗了。[NextPage]
不光日语，还有朝鲜语、我们的汉语，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民族的语言，历来皆含敬语成份，分别对象有不同的尊称名谓，尊师敬长，彬彬有礼，体现了儒家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文化特质。也正因此，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才有资格自称或被他人尊为“礼仪之邦”，以能跻身世界古代文明之列而自傲。
然自那个人群被划作三六九等的年代起，随着红色铁扫帚的所向披靡，国人语言急剧蜕变，发生劣质化。那时，人皆以“大老粗”相标榜，越低俗越革命，乾坤颠倒，斯文扫地。大字报上胡乱点名，无论师长，莫说直呼其名，就是给人以当头棒喝，在人家名字上打个红叉什么的，予人以推向菜市口问斩的死刑犯待遇，又如之奈何？许多人后来就是在这样的野蛮氛围和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以致其举手投足间，遣词用语里，迄今仍不自觉地透着股痞气，习惯成自然，纵令时移世易，却改也难了。我们能说这种特殊年代的流风遗毒，已从现今的生活中全部褪尽了么？回想二十余年前开放伊始，港台影视陆续进入，方才获知中国人还有用如此轻言曼语文绉绉腔调说话的，也才有了最初的反躬自省。
言为心声，好的环境、好的教养、好的心态，必会产生美好的语言，高雅的语言，而语言的缺失和劣变，则往往缘于缺损的心态，缘于不正常的教育背景和人文风气。写信问题流露出来的疏失，乍看似乎是桩不足挂齿的琐细小事，但细节往往映衬着大背景，在语言疏弊、缺失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教育大环境的缺损，社会人文精神的失落。
教育的目的何在？学文化知识、谋生技能固然要紧，但首先还须让子孙后代学会如何做人，知道如何处世。要懂得尊重传统，尊重自己，也懂得尊重他人，依循基本的人际交往规范行事。常说从娃娃抓起，何不就从这些最基本的方面着眼呢！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