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琪
这是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书：《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Nonzero：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作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一位资深编辑，他的前两本书《三个科学家及他们的神：找寻资讯时代的意义》和《性、演化、达尔文——人是道德的动物》曾获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及入选《纽约时报》1994年度畅销好书榜，并以9种文字刊行世界各国。这本书就是在前两本书的基础上写就的，可视为对前两本书的概括与总结。
《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首先吸引人的就是“非零年代”中的“非零”（nonzero）。
“非零”，指的是“非零和”或“非零总和”（Non—Zero—Sumness），即其总和“非零”；既然是“总和”，一定涉及到他方，既然有“非零和”，也就一定有“零和”。
作者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人类共有两种游戏方式，一是“零和游戏”，一是“非零和游戏”；“零和游戏”中参与者的机会相反：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比如网球、棋赛、拳击等等，一方的胜（所得），就是另一方的败（所失），双方的总和为“零”；在“非零和游戏”中，一方的胜（所得），对其他参与者来说不一定就是坏事，比如商人与顾客、老师与学生等等，“事实上，在极度非零和游戏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是完全重叠的。1970年当阿波罗13号上三名太空人设法使孤立无援的太空船回到地球时，他们所参与的就是一场彻底的非零和游戏”。以此类推，诸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在同一条快要下沉的大船上”之类的口号，都是想营造一种“极度非零和游戏”的环境或气氛。
问题在于，这种“极度非零和游戏”的环境与气氛一直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而且“从始点到终点，从最初的原始染色体一直到第一个人类，自然选择就始终眷顾着非零和的扩张”，道理很简单：“join or die”（不加入就灭亡），不是生（繁衍、非零和），就是死（同归于尽，零和）。（该书第283页）
所以“非零和互动”受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而“看不见的手”则受着“看不见的脑”的支配；“看不见的脑”的发达全赖资讯手段的完善，而资讯手段越完善，社会结构越复杂，人们也就越知道怎样才能趋利避害，获取最大量的非零和。作者视资讯技术为非零和游戏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对此有着相当精彩的论述，甚至回答了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以及没有外国入侵，中国会不会自动开放门户、发展为市场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是就人（其实也就是就一切有生命之物，乃至细胞、DNA）的生物性本能而言的，这里丝毫不顾及道德及精神层面的提升；但如果这种“生物性本能”（或自然选择的智慧）能回答历史演化的方向及模式，则就可以将其理解为《约翰福音》开头所说的“太初有道”中的“道”。作者说，“道”（Word）这个词译自希腊文的“逻各斯”（Logos）；“Logos”有“言语”、“理解”、“辩证”、“目标”的意思，总之“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理性原则，同时也是上帝超然心智的一部分”，它所最后指向的，就是把上帝所创造的各种生物、人类、植物和动物，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如此经由互惠与联合，就像一把琴是由不同的音弦所组成，上帝意欲所有生物相互友善合作，形成一大和谐；而普世的施与受的原则将统驭着他们，最终导致全世界的圆满结局。”（该书第376页）
作者从经验说到超验，从科学说到宗教，从石器时代说到地球村，从生命的起源说道人类的未来，这其间到底是如何解决历史的方向性问题的呢？[NextPage]
全书立论有三个基点，这就是着眼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性的结果，着眼于必然性的过程，着眼于人性中本能的力量。有了这三条，比如有了整体性的目光，哪怕一种文明消失了，“文明因子”也会流传下来，比如“很少有人注意到玛雅文化的瓦解其实只发生在玛雅文化的部分地区，北方许多城市都幸存下来，保存了玛雅文明，甚至保全了它最珍贵的文字”；而且每经一次“野蛮民族”对文化与社会模式更有吸引力的民族的征服，也就等于给了那种优于自身生活方式的文化与模式一次再行扩张、大肆传播的的机会，“世界历史上的骚动不仅符合‘进化论者’的历史观，甚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该书第144页）有了必然性的目光，没有阿基米德，中国人也会算出圆周率；没有希腊人发明零，印度和南美洲的玛雅文明也已有了同样的发明。无论在科技上还是政治上，缺了谁都无所谓；哪怕“人属”（Homo）的动物都在当时灭绝了，“我也会把宝押在黑猩猩身上”；如果整个灵长类都灭绝了，总还会有一个物种会成为这种“如果”游戏中的胜利者，因为从啮齿类哺乳动物演化到社会复杂的聪明动物，也只花了一亿年，而地球还有数十亿年的生命，为什么就不可能“再次将所有的关键特质放在同一物种身上呢？”（该书第332页）有了人性中本能的力量，尽管有抢劫、占领、屠杀、战争，也虽说战争双方加入了绝对零和的动力，但第一，在其中一方的“内部”，却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而“创造了共同的命运，制造了非零和互动，因而加速了文化的演进，造就更深更广的社会复杂性”；（该书第55页）第二，进行战争，最终就是为了缔造和平，不仅战胜者通常都是较具生产力、在劳动分工上较先进者，就是战败者，也天生乐意获取非零和的成果，天生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尽可能避免再有风险。所以作者在第五章《战争：有什么好处？》的一开始，就引用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说：“我们真正的文明，好的坏的，都以过去的战争而决定。”而且从长远来看，战争的最后“结果”总是好的，因为人类天性中对富足安全的喜好，决定了历史的这样一个方向不会因战争而改变说不定还会加快，这就是“物质运输与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能量运输与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资讯运输与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作者认为这三点就是历史进步、文化演化的标准，而且，“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趋势的技术细节。但我们至少有99、99％的信心，相信这些趋势会持续下去。我个人认为这已经足够。”（该书第218页）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反复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人类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随着资讯科技的突破远胜于以往类似的突破，甚至超过文字、货币和印刷术的发明，“而由于资讯科技是非零和互动的关键，非零和互动又是社会结构的关键，我们是否正在跨越一个真正的关卡，一个重大的变化，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酋长政体，或从酋长政体过渡到国家？”（该书第230页）
全书从一开始所引用的一段话一直到最后一个小标题“今天的讲道”，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就是一个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人。这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耶稣会的神学家，他不但在20世纪预言了全球化、地球村的到来，而且在20世纪中叶宣称，“当时新生的电讯沟通基础建设是‘普及的神经系统’，将带给人类‘有机的统一’，是人类逐渐建构起的一个‘超级大脑’，一个‘集合所有大脑的大脑’”。（该书第339页）那时，人类将能建构起某种巨大的有机博爱整体。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全书一开始在“前言”中所引述的德日进的那段话：
“眼前许多内在与外在的诡谲变化（政治与社会的动荡，道德与宗教的焦虑）已经促使我们略带疑虑地感受到，一件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但那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一个集合所有大脑的超级大脑，一个巨大的有机博爱整体正在出现还是别的什么？[NextPage]
德日进作为一位神学家，这让我在这里想起了迈尔（Heinrich Meier）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见刘小枫选编的《施密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2002年版）中的一段话：“最近十年来，我把施密特解释成政治的神学家，已经引起国际性争论。这种解释得到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界对政治神学的兴趣日益强烈。这种兴趣有着各种不同的来源并且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看到。这里可以草草大致勾勒出四个方面”：第一，苏联帝国的崩溃以及此前马克思主义希望的落空，在许多地方激起了对一种真正信仰确定性的追求；第二，启示神学与政治神学提供了一种“任何苍白的意识形态都无力实现的保障，而且还有效地反对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联手，从整体上开启了一种替代现代世俗主义的方案”；第三，“在带有反西方色彩的政治—宗教激进主义中”，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在重新得到强化，而且都在“建立一个与上帝国密切相关的拯救期待中”，“赋予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以空前的紧迫性；第四，如果说前三个问题可以概括为对绝对义务的渴望、回归正统性、对共同体的神学—政治基础的重新思索的话，最后一点则说的是人们在“荒漠之旅”中忽然有了一种对“大事件”的“混乱企盼”；著名的“后现代”的思想家列奥塔（Jean_Franscois Lyotard）就在这种情况下记起了亚伯拉罕的信仰顺从，“这种顺从是‘大事件’的范例——无法预见的召唤的范例，也是在其中亚伯拉罕得到应答的那种举动的范例。……他们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或隐秘或抑郁地——转向权威、启示和顺从这样一些涉及‘大事件’的关键使命。”（参见该书第278—279页）
看来，生物学家正在与神学家化为同一个人，而且认为只有当这两种学说联合起来（非零和）时，才可能给人类的未来指明一个方向。
这种“联合”的前提，就是人类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某种“重大事件”之中，或者说，忽然有了一种对“重大事件”的“混乱企盼”，一种想“转向权威、启示和顺从这样一些涉及‘大事件’的关键使命。”
回顾思想史，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并不是思想本身的力量，而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认为三大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就已经彻底回答了“有机体在改变自己的物种中实现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问题（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赖特的《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所给出的结论其实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的方向性（进步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是一致的，尽管他认为体现着这种“方向”或“进步”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建设。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也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寻找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动力上，有更多的哲学家找到了不同于生产力的生命力，不同于细胞和能的转化的意志或潜意识，还有各种各样关于“先验原则”、“意向性构造功能”以及与科学的起源、与人与人的沟通何以可能密切相关的“隐含的视域”的论述。而这一切，都以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有关“历史的方向性”问题，绝非一个经验科学所能回答得了的问题，说到底，它与“为什么是政治哲学、政治神学”（这也正是迈尔的提法）有关，与我们是否意识到某种“重大关头”正在到来或忽然间有了一种对“重大事件”的“混乱企盼”有关。而里尔克在写于1915年11月8日的一封信中就说：“由于相信进步与人性，市民社会已经忘记了人类生活的‘终审法庭’，这就是说，忘记了‘它从一开始就被死亡和上帝永久地超越了’。”（《施密特与政治法学》第63页）
无论怎么说，这一时期与历史的方向性问题，与进步问题（按照洛维特的说法，与历史目的论相关的进步这一概念又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论）有关的书多了起来，相应的，与政治哲学、政治神学、政治法学相关的书也多了起来，当然，通过“隔离”纯粹技术的改进、经济的增长与总体上的“进步观念”，或者说用意识形态的方法（使进步这一观念从属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摧毁“进步”这一意识形态，揭露“进步”这一观念是如何在“连续性”的建立中给“现状”以合法性并巩固了精英主义与国家权力的携手并进的著作也很多，比如我就刚刚在书店买到一本法国思想家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所著的《进步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rogress)（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尽管这本书其实初版于1908年。一本出版于几乎一个世纪前的书忽然变成了对我们的固有观念而言全新的“新书”，这本身也许就正是对“进步”这一“幻象”的嘲弄。还有就是今年第9期《书屋》上有万方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里面提到了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的英国学者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著名的《裸猿》三部曲，论证了人类只不过是“没有体毛从而裸露着身体的猿猴”，这就得出了与赖特的“非零年代”完全相反的结论。对这一话题这里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话好说。我只想借此指出，万方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作者注明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我查了一下书，在第442页上找不到这段话，倒是在第441页上，有一段与这里的意思完全相反的话：“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也许这段话更与《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这一主题有关。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