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曦云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当下，当年星星画会为争取自由展出作品而游行的激愤政治行动，早已恍若旧梦。如今的现实是：在官方与市场的热力扶持和追捧下，当代艺术由多年的地下状态一跃而成为主流文化产业，而且功成名就式的回顾展频频出场。这让为当代艺术奋斗多年的人们为之雀跃与欣慰。但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诸多症结也是明显的。
对于中国当下艺术的症结，近年来有些资深批评家一再谈到方法论问题，包括某些年青批评家也视方法论为对症之良方，但我个人的观点认为，这其实并未切入问题的真正内核。而真正的内核是价值论的问题。在市场的诱惑与政治的宰制下，当下艺术最突出的问题，不是方法论的缺陷，而是价值观的含混乃至缺失。这些价值论方面的立场和判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1、麻木式缺席 2、暗许式暧昧 3、犬儒式戏谑 4、明迎式肯定。
具体而言，麻木式缺席导致的 “消极零度写作”，往往止于呈现某一现象、问题而对其并不表态。这涉及到描述与规范的差异。描述是经验性的，它指出发展、变化的种种趋向和可能性，而规范则是属于“应当”（should be）的，它从真理、道德的角度对这些发展、变化作出价值论的分析和批判。态度的缺席使作品缺失价值标准而对所呈现、描述的现象、问题无法作出判断，从而任其继续存在、泛滥、肆虐。就象胡伊森（Andras Huyssen）对沃霍尔作品的失望一样：“是肯定还是批判——这是个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印有梦露肖像的丝网艺术结构几乎不能提供任何答案”。
暧昧态度，使作者的立场变得非常可疑。因为，这种暧昧、犹疑、语焉不详、含糊其辞中往往包含着大量赞美、惬意、欣快与满足的因素，使得作品中偶尔存在的揶揄、嘲讽变得轻松而无害，于半推半就、似拒还迎中将自己置于与其作品所呈现的现象、问题的一种喜剧性的调情与亲密关系中，实质上赋予了被他们似是而非地加以反讽的文化以合法性。
犬儒式戏谑，则只是用低俗而粗鄙的歪瓜裂枣来恶搞而已，无法成为替代性文化选择。因为，在用鄙俗消解其所针对的具体现象、问题的同时，其它严肃、深刻、崇高的文化追求也都连带地被调侃、嘲弄和亵渎、消解了。在特定的政治、文化情境下，比如说八九后的政治失意时期，部分此类作品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消解官方强制性文化的自由诉求和民主色彩。但当这种具有“否定性”的文化被西方接纳并名利双收后，创作者们开始复制和刻意迎合西方趣味。时过境迁，它的“否定性”已然消失而走向虚假、媚俗。经过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地下活动期，当它们在西方被冠以“当代”、“前卫”的头衔，载“国际盛誉”而归后，后殖民心理的普泛化又给它们在国内获得文化合法性提供了温床。于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继而又顺畅地出口转内销，在国内大行其道。
明迎式肯定更为感性而明确，半推半就的暗许转为坦率的明迎，大张旗鼓地炫耀种种缺乏自我审视与反思维度的超平面欣快症候（这种炫耀在当下风行的绘画中比比皆是，例如：作为非中心的主体，流连忘返于种种急速变换的做作、肤浅时尚风格；迷幻式投入种种无历史感、无深度文化中，享受超负荷与无方向的感觉；面对平面化、碎片化的时间和游移的能指时陶醉于精神裂变式体验等）。于是，这种成为纯粹的肯定性、同质性文化的“当代艺术”与批判美学和变革冲动彻底隔绝，成为单纯的肯定性、同质性文化，以艺术的名义复制或加强消费主义文化的逻辑。
这种明迎式肯定，或许具有商业广告美学价值或些许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却因其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感性上的享乐主义，丧失了艺术作为社会的异在力量的批判性而无艺术价值。徒有当代艺术的表皮，其实是伪当代艺术。其图像与修辞方式，大都与日常生活中狂轰滥炸我们的商业广告并无二致，而且，从商业广告的功能角度看，这种“以艺术之名”创作的作品，其感官冲击力和同质化效应往往尚不如许多“以广告之名”创作的广告——来源于广告而低于广告。
综上，我认为：这些在小资文化场域中流行的伪当代艺术，其实是一种矫饰、肤浅、媚俗、麻木、犬儒症候群的集中发作。
而且，也正是因为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导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种种高发症候，比如，流于投机性的点子化、浅表性的符号化、谄媚性的娱乐化、无聊性的所谓观念表征。
但是，那些持批判态度的作品，也是有缺憾的。这种缺憾主要体现为两点：消极式感怀哀怨；远观式粗疏把握。[NextPage]
具体言之，在问题意识驱动下的艺术家，保持着旺盛的热情与表达欲，却往往因自身认知能力与表达方法的局限，导致：1、对所关注问题的不求甚解或浅尝辄止，仅凭一腔原始热情来进行模糊、含混乃至想象性的把握，沦为大而无当的虚浮式批判。这种批判，因雾里看花、浮光掠影而不得要领，看似重拳出击却无处下手。2、新儒生式的感怀与兴叹、颓废文人式的情绪宣泄，从而流于无望的情绪宣泄。这种情绪宣泄，诚挚有之，却智慧欠缺，宛若孟姜女哭长城，意欲感天动地，但实效堪忧，往往只是获得一种想象性安慰。
这些缺憾，这使这些作品流于空泛、虚浮、粗疏或隔靴搔痒，只是保持了一个文化批判的姿态，却没有真正深入问题之中，从而也无法真正介入问题以有效发挥文化批判的功能。于是，这种效力被磨损或大打折扣，与其文化冲动、原欲相背离。
我认为，当代艺术的良性发展，首先，应该以坚定、崇高的价值观为内核。这是艺术之为艺术的基石，避开或悬置这一点后，一切都将是泡沫。
但是，这种信仰不能再是八五时期脱离现场的冥想，而应该深入现场之中。首先，只有在现场中的反复印证和互生、以及不懈的磨砺，才能有问题意识，才能有针对性。否则，信仰容易流于浮泛、空缪、虚假。而且，只要不与现场发生关系，每个人都可冠冕堂皇，但一进入现场，圣俗、高下立显。八五时期的作品，强调终极、绝对信仰，却没有“现场”中的体验、现场中的苦痛挣扎与艰难磨砺，是空泛甚至虚假、矫饰的。比如，八五时期的北方艺术群体等，强调终极、绝对、理性等。但在1990年代的消费主义情境中，其中的某些曾经大谈绝对、崇高的人，摇身一变而成为文化投机主义的典型代表，这恰恰说明他们的信仰是矫饰、虚假的。而另外一些继续坚持信仰者，其作品又没有现场感，导致流于没有针对性的空泛之作。而1990年代后期流行至今的卡通、果冻等诸如此类的创作方向，有现场感，却是丧失崇高信仰的轻浮、浅薄乃至堕落。
其次，中国当代艺术，当然要首先面对中国本土的真切文化问题，并以中国本土人群为在场的和潜在的观者。而不是从异域权威的视角、胃口出发，主动屈就西方，基于文化买办的叵测用心和比较经济学的即刻回报心理，为他者的认同布置一层矫饰、造作的靓丽荧屏。因此，主动轻视、淡忘国际文化间他者的目光和需求，回归本土现场的真实、严峻文化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重要文化责任。
再次，中国当代艺术，应该继续持文化批判立场，但应区别于八五以来空泛的宏大叙事，进行非常具体、微观的批判。如欲进行有效的介入，发挥艺术应有的功能，则在现场中产生问题意识，仅仅是一个开始。在问题意识的推动下，以现场为战场，切入具体、微观的各个点（这个点，可以是身体经验、信仰、可以是社会问题、也可以是其它，但一定要具体，而不是未曾深入现场、未做具体探究的浮泛之作），通过一定的媒介、方法（在这一层面上，方法论的问题才凸显出来，很多人不是不懂高妙的方法论，而是因与其价值观冲突而弃若蔽履）进行具体、微观的考察、研究与细致、深入的体验、思索，以求精准地把握症结。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真切地发现、介入、呈现和批判。并自然而然地区别于无关痛痒的调侃、嬉戏乃至炫耀式杂耍，或大而无当的虚浮式批判，以及无望的情绪宣泄。
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关系其实是共生和相互矫正的。正是以一定的宏大叙事为潜在基准，才可生发出对具体的社会、文化问题的个人批判话语；也正是基于对现实场域的切实、具体、深入、细微的体察与探究，才能锤炼出不再粗疏、浮泛乃至空谬、虚饰的宏大叙事。所以，症结往往不在于宏大叙事本身，而在于浮泛与虚饰。真正能在现场中经得起推敲与印证的宏大叙事，其实非常欠缺，尤其在当下这个丧失形而上冲动的“拜物”文化语境中。而对一定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又往往远不够具体与深切，达不到批判的实效而流于浅表。
所以我认为，只有在步步为营、逐个击破的具体、微观探究的基础上，再做力所能及的宏大概括和抽象，这种宏大叙事才可能是切实、准确的。没有微观、具体的研究和批判，就进行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也必然是不准确的、令人质疑其有效和针对性的。
综上，中国当代艺术如果想继续发挥艺术的良性实效，应该致力于以下三点：首先，应以崇高的价值观为内核，这样才能保证艺术的真诚性，这是艺术的起点；其次，应该深入现场，只有深入现场，才会有问题意识，才会有文化针对性。再次，对问题进行细致、微观的精准把握，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艺术的真理性。将真实性与真理性相结合，方可有望发挥艺术的良性实效。
（实习编辑：庞云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