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宁
“范跑跑事件”延续到今天，已搅得大家不得安生。话题似乎谈烂了，但仍有再谈不衰之势。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我觉得这一情形首先在于这一事件咋看上去清晰明白，可细究起来却发现它充满了模糊性和多义性，是单一立场、单一视角所难以把握的，因而它总在唤起人们重新解说的欲望。当然，话题的安全性，也构成了人们能够持续谈论的一个更大的背景。我个人就是在阅读了邵建先生《警惕范美忠事件导致自由主义污名化》、许纪霖先生《灾难过后的反思》、吴洪森先生《我们需要文明底线》、《假如我是范跑跑》等文后，又从已经接近厌倦的状态中被重新刺激起来的。而且越是细究，越能感觉这个充满模糊性事件的诸多悖论。于是我也就不揣冒昧、不惮厌倦地从事件的几个悖论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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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悖论存在于人们谈了又谈的老话题，即：范跑跑该不该跑？范本人说他该跑，并为他的“该跑”准备了一大串说辞：“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十八岁的人了！”正是这一段说辞，后来引得天下汹汹。因为范拿“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来对照“（我）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就使得“自由和公正”从“（自我牺牲的）美德”中滑落出去，进而延伸成这样一个等式：自由和公正=不道德。以致害得以自由主义为己任的邵建先生，赶忙著文划界辩诬，以免他所热爱的自由主义被“污名化”。
范跑跑该不该跑呢？肯定是不该跑！这是我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但如此反应的我，却并不处于范跑跑的灾难处境。这正是吴洪森先生以“假如我是范跑跑”为题所提示的，即平素处于道德感觉中的“我”，和大难之中处于生死恐惧的“我”，并不是同一个“我”。由于我们不在现场，也无法还原现场，更无法还原“现场性”（即包括现场当事者恐惧程度的那种主观性），所以也就无法事后诸葛亮式地判定范跑跑就一定该组织学生撤退，哪怕一个都撤不出来，不该搭上的命也搭上。因为地震时正有这样一个事例：一老师组织学生撤退，当他与学生撤到事后证明是安全地带的楼梯中间时，听到有人喊：“教室里还有两个同学没跑！”便掉转身子，直奔楼上，结果教室塌陷了，他和那两个没跑的学生一起遇难。这当然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其精神之高尚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然而，假如当时上帝就在他身边，抓住他的胳膊说：“别去救了，去救你们都得死，不去救你还能活！”那么这一刻，他是应该甩掉上帝的手，去做一个高尚的牺牲者呢，还是应该听从上帝，去做一个谈不上高尚不高尚的活命人？假如那一刻我们是上帝，我们应该去阻止他，还是鼓励他冲上去？这里面的确有个关于生命的经济学，就像你不换肾就得死，可不给医院付一笔可观的医疗费，医院就是“见死不救”一样。假如我们不能在所有领域里都阻止这种生命经济学，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苛责范跑跑的“跑”，而只能区分他在哪种情况下可跑，哪种情况下不能跑，哪种情况下可跑可不跑，但问题是我们都不是上帝。
正是如此，许多对范跑跑的批判才一不小心便“高屋建瓴”，或者不得要领的，就像邵建先生，仅仅区分了个“如果朋友之间（就）没有义务（救人）”/“（如果是）师生之间则肯定（就）有”便万事大吉，根本就是把动态的不可判定的具体语境之产物，非常粗疏地抽象为静态的可判定的批判对象。当然，还有一种批评思路，就是依据《未成年保护法》和《教师法》，判定范跑跑没有履行教师义务，但就像“一虎一席谈”中一位嘉宾所言，这些法律条款虽具法律精神，但不具实施的可能。即使退一步，依照习惯道德，评判范跑跑之“跑”仍然会有一个困境：一旦救孩子就是高尚，一旦不救就是卑劣，那么中间地带呢？总得有一个不高尚也不卑劣的中间地带吧？在这个地带是否允许生命经济学的存在，如同医院允许生命经济学存在一样？
这就是我们评判范跑跑之“跑”时的困境，因为我们无法把事件还原到一个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始情景中去。拿正在报道中的感人事迹比也好，拿“泰坦尼克号”比也好，其实都是抽离语境的。而且我们据之加以评判的几乎所有依据，都是来自范跑跑之“说”，换言之，也就是我们评判的是他“说”中的“跑”。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转向第二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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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个悖论就是：范跑跑该不该说？很多人都认为范不该说，理由正如吴洪森先生所说，大难临头，“我只能假定我自己很可能也象范跑跑一样”，只是跑了之后，我会感到惭愧，要么不说，要么就是忏悔地说，绝无理直气地给自己的懦夫行为找一番正当说辞的理由，否则不是太无耻了么？但问题在于：跑都跑啦，还在乎说？难道“说”这件事比“跑”还重要吗？“跑”属于行为，“说”属于言论，如果“跑”没问题，“说”自然更无问题，范跑跑究竟错在哪儿啦？不少替范跑跑辩护的网友，大概就是基于这种直觉，尽管在表达时，或因具体语境，或因问题复杂，成了为范跑跑“跑”的辩护。
看一下范跑跑的“说”，如果仅凭不夹杂语境等要素的纯粹直感，恐怕没人会以为他说得对，更容易感觉他说得很卑劣。但实际上对待其“说”，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就言论言，即孤零零地解读范的“说”，这确实容易立即陷入对比，事实上，可比拟的事情真的非常多。一篇《范美忠与“让领导先走”》的帖子又比拟了多年前发生的一场悲剧，吴洪森先生在《我们需要文明底线》中也做了同样的比拟：先是克拉玛依的“让领导先走”，继之是都江堰的的老师先“跑”，这“不能不令人痛切感到，我们这个社会太没有文明底线了，太需要文明底线了”！我同意吴先生充满痛彻的“太没有，太需要”的判断，但却很难同意他把先走的领导和先跑的跑跑放在一起煮。我是另外一种解读方式，我觉得范跑跑说话时的语境，是有着充斥媒体和意识形态教育中高调道德宣讲这一上下文的，为此，他不惜使用修辞策略，把现场没说的话，在文章中也杜撰了出来（即那句“母亲也不会救”的引起公愤的话——见记者访谈跑跑夫妇）；进一步体味他的可能处境，则觉得他更像是拿自己实际的自私、胆怯，来论证他的本能理论和某种个人主义。我倒不相信他面对质问他的学生时，一点羞耻感也没有，反而觉得他是在掩饰自己的羞耻，同时也正巧可为他的所谓本能理论和某种个人主义充任辩护。极有可能，他在羞耻的同时（我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孩子，有人真地会不感到羞耻），迅速过渡到为自己信奉的理论进行辩护，以敢为“天下者先”的自负，挑战他以为的“俗流”。也许他也没想到他的这一自负行为，会成为一个举国哗然的事件，并连累了他的饭碗和事业。他那篇《地动山摇》的“名文”，其实已经透露了他在回答学生和反问自己之间曾有过矛盾和困惑；从他后来面对镜头索性坚称自己“不后悔”，便能了解他的“说”，与其说是出于本能或自然，不如说是出于决心和意志。他甚至说出要做“思想烈士”的话，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有挑战的意味——不是挑战文明底线，而是挑战他以为的“俗流”。[NextPage]
假如我当时处在范跑跑的位置上，我可能比他做得好，我会组织学生撤退而不是自己先跑——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至于我届时真的会怎样，我这会儿保证了也没用。这正好说明了事先或事后所想，与当下那一刻的本能反应，并不是一码事；面对学生心有羞愧，与旋即坚定自己，发表“思想”，也不是一码事。如果一个人自私到要突破人类文明底线，那么他就会自私地连范跑跑式的“说”也不说，不安全的事谁干？连我们这些曾发誓献身启蒙事业的人，今天也知道怎样安全地说话，不惜犬儒一时，乃至一生。
我觉得，不管范跑跑的思想局限有多大，他绝无糟蹋文明底线的主观。他的字面上的话和字面下的话，被人分别解读着，但即使那些读懂了他的隐含义（甚至他自己可能都不知悉这种隐含义），因而同情他的人们，也未必不是在字面义上为他辩护。如此一来，问题就被搅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夹缠。但只有权力是不糊涂的，它拿起利刃，迅速割除了这个毒瘤——滚吧，正找不着你呢，你自己却蹦出来了！于是，洪森先生在《假如我是范跑跑》中的下面这段话，也就根本不成立了：
“范跑跑用自由主义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都是舍弃尊严，捍卫贪生怕死本能的自由，最后的客观结果，都是在帮助和维护极权统治。因为人人贪生怕死，极权一定可以万万岁。就此而言，统治者应该鼓励和嘉奖他这种行为。”
事实正好是：“让领导先走”的领导被提拔了，喊着“跑得有理”的范跑跑被开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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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碰到了第三个悖论：范跑跑该怎样说？“假如我是范跑跑”，我做的可能并不比他好，但面对学生，面对苍天，我会羞愧的，甚至我极有可能没有勇气表达这种羞愧，让它烂在肚子里。我知道我的羞于表达羞愧在道德层级上，是低于人家的勇于忏悔的；但我能否认定我的不表达，就一定高于范跑跑的“逆反式”表达呢？
放下这个问题不说，只说无论何种表达，区别只在表达的内容不同，至于表达的权利，这正是自由主义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想撇清也撇不清。既然我们无法确定“假如我是范跑跑”时，我们一定比他做得好，那么可以确定的仅仅是：我们一定比他说得好。那么假如范先生此时问我们：我有没有“说得不好”的权利？有没有不忏悔、不沉默，反而高调宣称拒不舍己救人的权利？如果你想拿自由主义思想说道说道这件事，那么你就很难绕过他确实有“如此说”而不是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说”的权利这一关键性问题。因为这是底线，是自由主义的底线，是“liberty from…”（“免于……的自由”）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说”等于“跑”，也不能因为为“说”辩护，会让自由主义“污名化”而让它撤出战场。“主义”不是孩子，也不是老人，不该受到刻意的“照顾”。
那么，范跑跑为什么要“如此说”？这可能又牵涉到近30年来中国现实的一个困境。从我个人的经验说起，我上大学时，就曾被突然抛入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思想环境里，一种彻底的“反叛”油然而生，反M反马也反鲁，反所有被意识形态认可的东西。当时承认“自私是人的本性”几乎是一种时髦，而且附加着强烈的价值感。也许只有中国式的历史情景才会产生如此结果：把一种事实判断豪迈地置换成一种价值判断——尽管自己在具体行事时并不那么“自私”。这是一种“青春期反叛”。但我后来发现，这种“反叛”并不一定因青春期的消失而消失，它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延续或中止。甚至它还与情景有关，当一个人的周围环境总是复现他少年时代的可恶情景，那么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把“青春期”式的反叛无限延续，或者他只有在这种情景中才“复发”他的“青春期”式反叛。“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是不错的，只是不要简化“存在”。
这一“青春期反叛”以不同方式延续的情形，在其结构上，与当代中国许多困境性问题非常相像。启蒙/反启蒙，自由主义/新左派，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乃至胡适/鲁迅，如果剔除其中对“主义”或“对象”的教条主义理解，那么背后都粘合当事者不同的经验和目的，并取决于当事者的具体“存在”。而中国之大，现实之复杂，问题之繁复交叉，任何人的当下经验，甚至他立足于某一区域的整体性经验，都无法等于完整的“中国经验”。换言之就是，我们无法拥有一种彼此相等的“社会存在”。对于来自不用区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者的问题及关于问题的发言，我们唯有理解了他所置身的具体“存在”，才能明白这些被当事者表达的问题（有时经常仅仅是言辞）的具体所指。
所以对于范跑跑，我才倾向于在做“判定”时，首先理解他的具体“存在”，切莫以自己的存在代替他的“存在”。所以，我才加入了对他的同情。我知道他的表达是偏颇的，是不对的，但假如这“偏颇”和“不对”有其针对性，有它未出场的上下文，那么我就不会拿自己的生存处境置换他的语境，我也会相对化自己对他言辞的直观反应。愤怒是没用的，而且容易愤怒错了对象；让“主义”免于“污染”也是没用的，因为“主义”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需要经历它应经历的所有命运沉浮，人为保护也是保护不了，它需要自己去面对难题，并最终“在地化”和血肉化。如果不教条主义，不简化从问题到结论的无数中间项，那么唯有体味他人的境况，体味问题产生和延伸的所有具体情景，才能避免远离真相、也远离真理的过于主观化的判断，才能使各种表面看起来彼此冲突的经验达到应有的融通。至于我们所担心的文明与道德底线，它与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形千奇百怪地连接在一起，我们抓到的触目的“线下”事例，有时反而不在底线之下；而我们平素心安理得的犬儒主义生活，有时却并不在底线之上。谁能说在良知事情上，在对强大之物的依赖上内心的羞愧感越来越少，在身边悲剧性事件越来越多时闭目塞听、心安理得，就一定是在底线之上？
2008.6.19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