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擎

　　作者按：2003年以来，笔者应报刊之邀在年底撰写本年度“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主要资料来源是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所做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本文原载《学海》2008年第2期，部分内容曾载于2007年12月29日的《社会科学报》。

　　欧盟50年：纪念与沉思

　　1849年8月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和平大会的开幕词中，想象了未来欧洲“将会来临的那一天”：“到那时……所有欧洲的民族，在保持各自独特品质和光荣个性的同时，将会紧密地融合在一个更高的整体之中，将形成一个欧洲的兄弟同盟……到那时，仅有的战场是展开贸易的市场以及开发思想的心灵。到那时，子弹和炸弹将被选票所取代、被各民族人民的普选投票所取代、被一个伟大主权议会的庄严裁判所取代。”在历经了20世纪更为惨痛的战争创伤之后，欧洲的发展似乎走向了雨果所梦想的前景。1957年3月25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在罗马签署，这一年也被视为欧盟的诞生之年。今年是欧盟成立50周年，欧洲各国举办了难以计数的各种纪念活动与学术讨论。

　　5月9日是“欧洲日”，当天10多位欧洲的诺贝尔获奖者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厅，在欧盟议会主席珀特林（Hans-Gert Pöttering）的主持下，对欧盟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展开讨论。他们普遍赞赏欧盟是人类解决冲突与和平合作之文明成就的典范，但同时分别指出了欧盟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包括欧洲内部的语言壁垒，欧洲精神世界受到物质主义的冲击，以及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3月14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与《金融时报－商业》（FTB）等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欧盟：未来50年”的大型讨论会。邀请了欧盟27个成员国的50位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艺术家和商业领袖，就欧盟的未来展开辩论，会后出版了文集《欧盟：未来50年》，由德国总理、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默克尔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作序，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戴维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撰写导言，收录的文章大多极其富有洞见和启发性。

　　3月23日哲学家哈贝马斯接受德新社记者的访问。在这篇题为《欧洲现在需要什么？》的访谈中，哈贝马斯对欧盟发展的现状发表了审慎的分析，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确立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在欧盟内部完善治理和发展政治行动的能力。他指出，《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和荷兰这两个欧盟创始成员国的全民公决所否决，但这不意味着深化欧盟发展的阻力来自人民。实际上，在大部分成员国中存在着支持巩固欧盟的“沉默的大多数”。哈贝马斯建议，在2009年的欧洲选举中，应该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让公民来决定：欧盟是否要有直选的总统？是否要有欧盟自己的外交部长和金融基地？与此同时，这种全民公决应该只对那些国内多数公民已经投票支持欧盟改革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如果全民公决获得通过，那将会打破目前那种由最保守迟缓的国家来限定整个欧盟发展步伐的僵局。

　　宗教与政治：神学灵光的再现

　　马克·里拉的《上帝的政治》一文发表在8月19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当期的封面以大号字体摘录了文章的要义：“神学的思想仍在燃烧着人们的心灵，鼓动起能将社会置于毁灭的救世之激情——这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认定这不再成为可能，认定人类已经学会了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分离，认定政治神学在16世纪的欧洲已经死亡。但是，我们错了。我们才属于那种脆弱的例外。”这篇文章选自里拉9月份出版的新著《夭折的上帝》（The Stillborn God）。其核心命题可以称之为“西方例外论”，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地域中，神学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以正教分离和宪政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和例外，始于欧洲在历经惨痛的宗教战争之后的一种应对抉择——所谓政治与神学的“大分离”（the Great Separation），其基本理念源自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利维坦》将变换了政治的主题，着眼于“心理学”而放弃政治神学。但政治哲学从来没有驯服政治神学。正教分离的共识是不仅是脆弱和不稳定的，而且是一个特例。西方人如果以为自己的现代世俗政治具有普世性的效力，并向非西方文明推广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文章和著作发表之后立即引起的热烈的争论，里拉本人在报刊与广播媒体上频繁接受访问。马克·里拉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8年之后，今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人文与宗教学教授，重返作为美国思想文化中心的纽约（他曾在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执教10年），再度活跃于公共思想界的辩论。

　　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长达近900页的新著《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通过浩瀚而复杂的思想史考察中，探讨“世俗化”（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处理了政治世俗化的问题。今年初，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与哈贝马斯合著的《世俗化的辩证法：论理性与宗教》英文版出版，这与其说这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两者之间的合作。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辛格大主教（如今已是教皇本16世）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自由、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随着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变换，欧美公共讨论中宗教话语日渐活跃与强劲，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当今西方思想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

　　委内瑞拉政局引发的讨论

　　拉美持续几年的“红色风暴”今年遭遇到新的挑战。查韦斯的修宪提案在委内瑞拉国内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导致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10多万人的示威抗议。12月2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否决了查韦斯的提案，委内瑞拉的局势与未来变得扑朔迷离。11月30日耶鲁大学“拉美与伊比利亚研究会”举办“委内瑞拉的玻利维亚革命”国际研讨会。会议由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发起组织，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政治家（包括委内瑞拉驻美大使）和社会活动家，旨在对委内瑞拉问题展开独立的学术性讨论。有学者高度肯定了草根性社会运动在确立玻利维亚革命的道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委内瑞拉的经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这本身使这场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模式的紧密纠葛之中，暗含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这次会议展示了真正具有思想性的辩论，揭示出玻利维亚革命所包含的可能与局限，与主流媒体的危言耸听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西方左翼学者对委内瑞拉局势更为关注。齐泽克在11月15日《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后现代左翼”的所谓抵抗策略倾向于放弃争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投降”。他高度赞赏查韦斯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运动，认为这虽然具有风险，却开启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可能。英国新左派领袖人物阿里（Tariq Ali）在委内瑞拉全民公决之后立即撰写文章，指出当下对修宪的辩论过多地集中在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争议上，而没有足够重视修宪提案中“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在草根层面上对此展开辩论，公民没有充分参与讨论来界定什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这恰恰是修宪流产的经验教训。但阿里坚信，查韦斯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只要总结经验把握时机，在他任期结束的2013年之前一定会有新的转机。显然，对西方左翼来说，查韦斯革命代表了一种希望——在冷战之后第一次诞生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因而对此寄予了热忱的期许。

　　“大屠杀工业”与学术自由

　　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于198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二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一直处于争论的漩涡之中，因为他的研究著述对大屠杀历史的主流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芬克尔斯坦并不像少数右翼人士（如英国的大卫·欧文）那样否认历史上发生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本人是犹太裔，其父母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认为大屠杀的真实历史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中已经被篡改和编造，成为他所谓的“大屠杀工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被犹太精英权力集团所利用，服务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芬克尔斯坦通过大量著述和公开演讲长期致力于揭露批判“大屠杀工业”的骗局，其主要论敌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兼律师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等作者，而著名学者和异议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一直是芬克尔斯坦最强劲的支持者。

　　芬克尔斯坦曾在几所大学任教，今年已经54岁却仍未获得终身教职（tenure）。今年初他在任教已6年之久的德保罗（DePaul）大学提出终身教职申请，虽然获得院系一级的多数支持，却遭到大学“晋升与终身教职委员会”的否决，其主要理由是芬克尔斯坦的著述对其他学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个人攻击，将学术问题变成简单的立场对立，不符合专业的学术标准。芬克尔斯坦坚持认为校方受到了外界压力的干涉，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侵犯，表示要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予以抗议，校方则取消了他原本在下一学期开设的课程。这立刻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反应与辩论，成为所谓“芬克尔斯坦事件。”在经过两个多月争论与谈判之后，德保罗大学与芬克尔斯坦之间达成协议解决方案。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双方表述了各自的立场，协议以芬克尔斯坦的辞职而告终，但未公布学校给予他的赔偿。芬克尔斯坦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乔姆斯基等人看来，这无疑是美国精英势力打压异端思想、践踏学术自由的又一例证。10月12日芬克尔斯坦与乔姆斯基和英国新左派主要代表阿里（Tariq Ali）等一起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召开“保卫学术自由”会议，继续反思在保守派精英集团的压制下如何维护学术自由的问题。而另有一些学者对芬克尔斯坦著述的学术品质有相当的保留。早在《大屠杀工业》一书刚刚出版的7年之前，布朗大学著名欧洲史家巴托夫（Omer Bartov）就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文章，批评芬克尔斯坦恰恰与他所指控的“大屠杀工业”的媒体制造者一样，同样在论述中充满了刺激性的修辞、自鸣得意的道德和知识优越感，同样是对历史事实的漠视以及混乱与可疑的阐释。巴托夫在最后指出“现在可以说，芬克尔斯坦已经创建了他自己的大屠杀工业。”

　　《齐泽克国际学刊》创刊

　　齐泽克如今无疑是国际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两年前，名为《齐泽克》的纪录片在文化知识界引起相当的关注。今年1月由英国利兹大学传媒学院主办的《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ek Studies）正式创刊。为一位仍然在世的学者创建一份专业性的研究刊物，这在学术界虽然不是首创（鲍德里亚曾享有过此殊荣）却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份刊物由保罗·泰勒（Paul A. Taylor）担任主编，编委会中包括著名学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而齐泽克本人也名列其中。编委会的构成在地域分布和专业分布上体现出高度国际化与跨学科的特征。学刊沿用学术界常规的公开投稿和同行评审的编辑方针，但发布方式却是新颖的网络在线期刊（http://zizekstudies.org/），内容完全对读者开发。在线期刊的方式更适合齐泽克的作品特征，也创造出一种学术讨论空间来避免主流媒体对其批判锋芒的收编。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卷的4期，包括“齐泽克与巴迪乌（Alain Badiou）”，“齐泽克与电影”，“齐泽克与黑尔格”等专题讨论。少部分文章已翻译为多种语言文本（虽然中文译稿的质量似乎有待改进）。在第1期中的开篇文章《为什么是齐泽克？为什么是现在？》中，保罗·泰勒指出，从事这样一份刊物既是机会又具风险，因为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家的作品：他不仅是健在的，而且他向世人保证他自己不是所谓齐泽克派。因此要坚持完整公正地对待齐泽克的不可复制之独特性总是要面对艰巨的压力。但作者认为值得承担这个风险，来进一步增强齐泽克作品对现已建制的学科所提出的挑战。文章还借用佛家“以指示月，愚人观指不观月”的类比，形容“齐泽克的理论努力在于顽强地审问那些执迷于观指而不观月的学者的刚愎自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齐泽克吸引并继续保持对他的兴趣。[NextPage]

　　泰勒与德沃金分别获得学术大奖

　　3月14日，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授予2007年坦普尔顿奖，获得80万英镑（约为15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是由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于1972年创建，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包括对爱、创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进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坦普尔顿基金会现任会长在授奖时说：在泰勒的学术生涯中，他经常是孤独地坚守在精神维度的研究领域，对公共政策、历史、语言、文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其它侧面展开跨文化、跨学科的深入讨论。泰勒在获奖感言中提到：“自然科学和宗教的分离对两者均无益处，而同样真实的情况是，人文社科的文化也往往出人意料地无视精神层面。”他认为需要对“人类的暴力趋向”予以新的洞察，这可能包含着要对人类寻求意义和精神方向的努力（在其中对暴力的诉求是某种颠倒和歪曲）做出一套完整的阐释。坦普尔顿奖设立至今30多年间，早期的获奖者多位显赫的宗教界人士，例如格雷厄姆牧师和特里萨修女，后来该奖被授予更多的哲学家、神学家、伦理学家和科学家等，例如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物理学家约翰·巴罗。

　　挪威议会于2003年设立的路德维格·霍尔堡（Ludvig Holberg）国际纪念基金，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一位成就最为杰出的学者。今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捧得，奖金为75万美元。在最近30年间，德沃金在法律哲学领域中留下了个人独特的印记，几乎每一个对该领域的贡献都直接或至少间接地与他的工作相关联。评委会对他的评语是：德沃金发展出了一套富有原创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法律理论，这一理论将法律植根于道德，并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特征——将抽象的哲学观点和那些与具体的对法律、道德与政治的日常关切相关的论辩相结合。在德沃金之前获过此奖的有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尤尔根·哈贝马斯和舍穆尔·艾森斯塔特。

　　2007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2月28日，美国当代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因病逝世，享年89岁。施莱辛格一生都维持着一个自由主义卫士的形象，28岁时就以《杰克逊时代》获得普利策奖，1957年至1960年他先后出版三卷《罗斯福时代》，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史学成就。施莱辛格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1965年在肯尼迪过世后，他发表了《约翰·肯尼迪在白宮的一千日》，被先后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962年他辞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职务，潜心写作。1978年的《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再次使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施莱辛格的最后一本书《战争与美国总统》于2004年面世，他在书中对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做出了激烈的批评。今年11月，施莱辛格从1952至2000年的日记得以编辑出版，使读者看到跨度48年的美国历史及其风云人物的一些面貌，也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在冷战与后冷战时代中政治与文化的部分图景。

　　3月6日，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摄影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因病逝世，享年77岁。这位凭借对媒介模式和技术传播的独到分析而蜚声于世的批评者，始终思考着技术进步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方式，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或主题，从消费主义到性别关系，从对历史的社会理解到关于艾滋病、克隆、鲁西迪事件、海湾战争和9·11袭击的新闻评论。鲍德里亚最著名的《消费社会》从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以特殊的需求理论来解读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他的思想受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并创造性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学相结合，代表作包括《符号政治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仿真与仿像》等。鲍德里亚认为，20世纪后期的“全球”社会中，符号和意义的过剩导致了一种对现实的消融作用，而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都不再被信仰；当全球化世界在符号和日用品交换的水平上不断运转，人们对象征行动（例如恐怖主义）也会越来越熟视无睹。鲍德里亚及其著作总是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相连，他的写作也（与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被归入深奥晦涩之列。

　　6月8日，当代西方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因病逝世，享年75岁。早年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汇集了罗蒂对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随后他在《实用主义的后果》和《偶然性、讽刺和坚实性》中提出新实用主义主张，确立了反本质主义立场，被视为“反哲学的哲学家”。不同于许多哲学家的观点，他相信，不是启蒙主义开启的民主与自由使人类面临虚无主义困境，而是执着于柏拉图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说教使职业哲学家自己误入歧途。罗蒂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罗蒂在西方学界的政治谱系中属于“自由左派”。他曾表示自己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德沃金等人分享着基本相同的社会理想，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版本；而那些更激进的学院左派，在他看来，始终没有给出任何有效的政治方案。罗蒂独特的思想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道德与政治生活的改善不可能也不需要一个普世的理性主义基础，寻求政治原则的共识是一种永恒的实践，只有在不断面向实际问题的具体应对中才可能获得，这也就是罗蒂所说的“后形而上学希望”。

　　11月10日，美国最知名也颇具争议的作家之一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因病逝世，享年84岁。梅勒的作品始终将矛头对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挖掘其深层的病状，视角奇特、言辞犀利，他因此被称为美国的“文学良心”。梅勒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在他个人的从军经历（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在太平洋战区服役）的基础上，不仅揭示出战争的真实面目，而且剖释了更为深广的社会与历史问题。1968与1979年，梅勒先后凭借《夜间的军队》和《刽子手之歌》获得两次普利策奖；2005年被授予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无论在写作上，还是生活中，梅勒都维持着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个性与风格，直到生命的终止。

　　11月13日，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辞世，享年89岁。他是比较法学、国际法学、法史学、社会主义法学以及法律与宗教关系领域的先驱人物，著有《法律与革命》《信念与秩序》等。伯尔曼对中国当代法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演讲集《法律与宗教》，其中“法律必须被人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被频频援用。伯尔曼以此作为对韦伯的“祛魅”命题的某种回应，提出在所有的文明里，法律与宗教共享着四种要素——仪式性、传统性、权威性和普世性，法律不仅包含人的理性和意志，也包含的情感与信仰。他在对当代法律祛魅化做出批判的同时，也在宗教中寻求法律的渊源以保持人们的法律情感，从而克服理性的僵化。

　　（2007年12月15日于布朗大学）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