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铮 

 
     2004年年底，在上海浦东举办的“2004中国住房交易会”开幕式上，出现了一幕令人不解的奇景。200名头戴安全帽的建筑民工，齐齐站在了那些红光满面的房地产大鳄的背后。粗看之下，以为他们是被雇来卫护那些身价百十亿的房地产大鳄的保镖。恍惚之间，也曾误会他们也许是趁此机会来讨要欠薪的民工。然而，这两个推测都错了。他们的漠然的表情出卖了他们的心情，那就是这是你们的盛大节日，但与我们无关。不过，这些建筑民工这回“光荣”了一把。他们是被这些房地产大鳄以及策划了这个“行为艺术”的艺术家“请”来的。据报导，其中的一位民工被邀请一起参与了剪彩仪式。

    也许是圈钱圈得心虚，也许是要依靠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来为自己制造获取暴利的合法性，这些房地产大鳄居然想到请民工来为他们“捧场”。商人们的冷酷我们已经见识多了，然而，这次却是以艺术之名在一个商业活动中上演的行为艺术事件。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资本与艺术合谋的事件。而这背后，显然还有权力的默认。

    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关心社会“底层”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时髦。而民工则不幸成为这些自恋者们的关注。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关心往往是以据说是当代艺术中最时髦、最具当代性的艺术形式，比如行为艺术表现出来的。

    行为艺术，早自达达、未来主义时期就已经有之，但直到1960年代，才蔚然成风，异军突起。究其实，乃当时的西方艺术家出于抵抗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而想出的无奈之举。因为以艺术家一己肉身上演的一次观念性行为表演，是无法被收藏家以金钱来收藏的。然而，渐渐地，行为艺术的尸影----照片成为了收藏家与市场追逐的对象。更后来，行为艺术又蜕变成为了以策划书来谋取资本经费资助的最好由头。而到了最近的中国，我们会突然发现，在许许多多的艺术活动中，民工们，突然成为了行为艺术的“最爱”。

    在这些行为作品中，民工们“被”安排到搭在美术馆里的脚手架中，“被”指定在画廊中的某些地方站定，发出体臭，以引起高端人士对于底层的“关注”，直到这次“被”“请”上了商业活动的开幕式。据说，这是为了让社会高端人群注意到民工的存在。然而，实际上，这些民工只是策划行为艺术事件的艺术家们一己“观念”的素材。在这些艺术家们眼中，民工们只不过是已经扩大为行为表演空间的三维“画布”上的活体颜料。在所有这些行为作品中，民工们从来都是被动出现，他们没有主体性，只是一种活道具。艺术家只求民工为我所用，根本不去考虑民工的主体性，甚至公然有意无意地剥夺他们的主体性，而且也丝毫不曾顾及对方的人格与尊严。在他们的行为艺术实践中，艺术家君临一切，这好象正好应了“艺术高于一切”这句天条似地的。民工在他们眼中，心中，只是最廉价的材料而已。从本来是艺术家自我表演，到艺术家以他人为素材，只导不演，可见行为艺术又有了发展。现在，艺术家是导演，是主持，是主宰。他们在支配底层民工的同时，获得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虚假的满足感。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鲁迅曾经说过，“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尽管我们不必像他那样“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这些中国地产风云人物与助兴艺术家，但只从这样的“作品”看，就会发现，其实，“关心底层”云云，在这许多人的手中与心中，其实只是一个幌子。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冷酷地“关心”着底层，从一开始就在算计着如何使自己的“关心底层”个人符号化和利润最大化。经过仔细检查，我们会发现，在资本与艺术联手的事件中，丝丝入扣、环环相接者，除了野心就是利润。[NextPage]

    当初的西方行为艺术都是艺术家不堪资本主义艺术制度的压制与戏弄，愤而以不可收藏、不可变钱的一次性的行为艺术来反对压迫艺术的市场逻辑。但到了现在，行为艺术，则被有些聪明人视为可以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与影响的手段。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行为艺术却最为急切地与资本拥抱亲嘴，最主动地向市场投怀送抱。行为艺术家主动地为资本与权力设想，主动出手，出示自以为是的方案，企图以艺术来摆平社会矛盾，证明自己的重要。本来是以一己微薄之力与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作对厮杀的行为自主的艺术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却“发展”成为了羞辱人的宏大艺术“工程”，而艺术家则成了这种艺术“工程”的包工头。像民工这样的社会底层，却不幸地成为了资本与艺术、体力与人格的双重剥削的对象。通过这样的“艺术”，给资本帮闲的艺术家们使底层接受社会分化的现实为一种合理存在，促使他们认“命”，认受指使、被差遗的命。当初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出于反叛目的的行为艺术被彻底异化了。

    当那些房地产大鳄高叫“中国房地产还有20年好时光”时，疯涨的利润与那200个民工有何干系？他们在开幕式结束仍然得回到他们的工棚里。而那个参加了剪彩的民工，他拿到的那块红色彩缎，于他是一个光荣纪念吗？更不要说杜甫的“安得广厦”的悲鸣，于他们仍然只能是悲鸣而已。

 
   (编辑:李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