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奔
常听人提起：现在城市里过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感觉确实如此，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车水马龙、钢筋水泥，搅乱了年的声音、色彩和味道。加之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平时也都能像过年一样享受，进入超市看到过去叫做“年货”的东西常年堆积如山，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物质富裕。于是一些民俗专家出来呼吁，要恢复那些久已湮灭的仪式习俗，以增添过年时的热闹红火。
什么是“年味儿”呢？
年味儿来自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记忆。过去过春节有一整套习俗：挂桃符，贴门神，贴年画，贴窗花，贴春联，贴挂签，祭祖宗，祭神灵，吃春卷，吃春饼。除夕夜家家张灯结彩，吃年夜饭，饮屠苏酒（也叫辞岁酒），晚辈磕头，长辈赠压岁钱，全家围炉而坐守岁，半夜子时放鞭炮驱邪、除旧迎新。大年初一一大早要先放一挂鞭以清除秽气，然后拜贺长辈。大街上到处结彩搭棚，人们熙熙攘攘游赏。初三后开始四处拜年、串亲戚，人们穿着新衣服、提着花花绿绿的贺节物品，骑马坐轿走路，逢人道喜，四处一片欢庆。有条件的地方还要耍社火、唱大戏。这套习俗流传了几千年，其中的具体内容可能随时间和地域不同而变化，但喜庆的氛围却永远不变。
年味儿来自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和对阖家团圆的憧憬。“过年”是和农业耕作的季节韵律联系着的。“年”的最早意思就是“五谷熟也”，收完庄稼，凉风起了，大雪落了，旧的一年就结束了。这时候，家里人出去谋生不管走到多么远的地方，都该赶回来，一家人平平安安聚齐了，了结了老人的悬想和挂牵。一年的节俭，这时候该享受一下了，家家变着法子炸煮烹调，做出一堆一堆的食品。再穷的人家，一年里吃糠咽菜，过年也要吃上像样的饭食。
年味儿来自生活节奏的放松和内容的变更。终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辛劳，到了“冬闲”全部变成了休息和游乐。俗话说的“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贴春联，年三十吃饺子……”只是最简单的描述，正式的年仪有着更多的内容。一般来说进入腊月年就开始了，腊月初八吃腊八粥。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家宴饮放炮。腊月二十四是“扫尘日”打扫卫生，户户备酒果送灶王爷上天，晚上在床脚处点灯“照虚耗”。腊月二十五煮“人口粥”敬食神，然后就是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等着庆贺除夕了。初一是新年，初二祭财神，初五有“破五节”，初七是“人胜节”（“人日”），初八是“八仙节”，然后隆重推出正月十五元宵节，届时村村镇镇闹花灯，把过年推向最后一个高潮。
年味儿来自每一个人对自己儿时感觉的回忆。童年时对过年是一种期盼，只有过年才可以穿新衣新鞋，只有过年可以逮着好吃的吃个够，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欢天喜地满世界去放鞭炮。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能得到压岁钱，可以去买自己一直渴望而没钱买的东西了……回忆总是温馨的，时光的陶冶就像涓涓流水，会把心底的折皱拂平，只留下光滑的色彩。
眼下的都市生活，消除了许多酿造年味儿的条件。有了法定假日的限定（过去三天，现在有七天），年关的脚步不再幽雅闲适。为了赶回老家团圆，许多人大年三十还在铁路上拥挤。现代人过年有不少烦心事：回到老家，走亲戚看朋友时间太紧；给孩子压岁钱、孝敬老人、请客送礼，开销太重；独生子女小两口年夜饭在哪边父母处吃也会发生争执。年关年关，各有各的难处，使人觉得过年忙、过年累。在这种情形下，年的兴味儿自然变淡了。
于是只剩下了看“春晚”。三十年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由于吻合了传统的守岁习俗和给人提供欢乐，成了全国人民过年的必修课。每个除夕夜，数亿人的眼睛聚焦在同一个荧屏上，春晚成了新的年味儿聚集点，一个春晚负载了多少期盼！于是春晚节目的准备年年成了重大攻关项目。由于阖家聚会的热闹，人们看电视的精力并不集中，节目必须喜庆红火又得能够迅速抓取注意力，因而逗、闹、贫成了刺激点。过去靠相声，后来靠小品。但是，要人人满意谈何容易！再加上有了去年、前年、大前年、大大前年好节目的记忆和比较，创新绝难。于是中央电视台从领导到导演到主持人上上下下都患上了春晚综合症！每年播出前的备战时间越拉越长，节目挑选越来越不易。节目播出后战战兢兢等待公众的评判——这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一道突出的文化风景线。
年味儿，在上述种种都市生活情形的挤榨下如何变浓呢？
其实，过年是生活本身的结晶，因而它也应该在生活中随缘。城市有城市的庆贺，农村有农村的期盼。许多东西，你不去刻意强求它，它也还是存在，年味儿同样如此，重要的是用心去品味。过年是一种休憩。忙碌地走了一年，需要暂时歇息一下，开春了再走。过年是一种企盼。子女求学求职在外，过年就是回家，长辈盼望见到子孙，过年就成了愿望。过年是一种乡愁。浪迹天涯、绝少归期的海外游子，在客乡复制了传统的春节，西方国家唐人街的庆贺倒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庆典仪式，以满足游子对家乡和故土的怀念，年节的欢乐中夹杂着淡淡的乡愁。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身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让我们体贴细心地守护着她。
简介：廖奔，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研究员、博士，戏剧理论家、戏曲史家，有著作20余种，论文及评论文章400余篇。主要专著有《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戏剧时评》等。
（编辑：全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