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小斌

 　　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道：“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

　　摄影记者贺延光静悄悄地将照相机对准病房里的小患者，他想拍下点什么。但是这个小女孩发现了有人在拍她，便急忙用手中的杂志挡住了脸，并说：“叔叔，您不要拍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

　　这个小患者大概也只是躲在病房里看杂志，并不是在这里生病。还有，这真是诗的逻辑：只要她妈妈不晓得她在生病，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说话，制止了对一种真实境遇记录的发生。

　　感谢贺延光记下了孩子的话，我也像当年背诵语录一样背诵着它，就是这句话，背在身上真是比辞海还要厚重啊。

　　我也要学会去制止什么。1981年我参观了北京的星星画展，第一次看见了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幅和领袖画像一样巨大的父亲画像，原来是由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堆积而成，父亲正端着水碗却暂时没喝，不知是等待着水凉一些，还是期待着阳光把水晒热，而父亲扶着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污黑却清晰可见。

　　这就是逼真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效果，开始我想说：《父亲》这幅画，破天荒地画出了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淳厚。这几乎是一句空话。我是空旷展览大厅内众多簇拥观众的一员，我们在震撼之余也不知到底在怎么想，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在《父亲》面前我们徘徊着然后走开，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父亲”终于也在说：“艺术家同志，请不要这样画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变成这般模样。”

　　我也的确在套用小女孩的心声，因为站在苍老的父亲面前，我们还不会想到他还有妈妈，因为逼真已经是底蕴，已经像大地一样。在逼真的后面，不会再有什么，于是，艺术家可以尽情地去画。

　　倒是当年审查这幅画的干部懂得：逼真的农民形像要有所遮蔽，这就有了画家在父亲的耳朵上加了根圆珠笔的妥协方案，以示父亲也有文化。父亲固然“有文化”，但他苦难的面容，一经发布已经尽人皆知，惟独至今没有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我们开始热衷于艺术的逼真运动，还是在北京，在那个“798”艺术工厂区，现在有一组矿难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远远望去不知道广场上的一群人怎么都变成黝黑黝黑的模样，我蹲下身本来想揭开地上死者的被单，原来被单是以石头铸成。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还有活着的孕妇和孩子。我们这些打着领带穿着皮鞋的人从这里经过，那个被石头铸成的孩子，只是抬头看他的母亲，而从不抬头看我们。在参观者中，还真有胆子大一点的小朋友，拎着汽球，围着矿难雕塑满场跑，他想惊动他们，但他们仍然纹丝不动。小朋友终被他的母亲喊回了身边。

　　到底是满足了一个灾难事实的描述，还是满足了艺术家以求逼真的艺术心理，我耳边又继续响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现在该由那位黯然神伤的孕妇说出：“雕塑家先生，请不要把我们铸造成已经死去，也不要把我浇铸成我已经怀孕，我们的妈妈还不知道我们躺倒在这里。”

　　这大概可以成为批判家们批判我想掩盖人间真实苦难的口实，是的，除非他们没有母亲，除非他们只是苦难本身。我也曾以凝重的心态偷偷地欣赏这苦难矿工们的造型细节，我甚至伸手摸摸那个悲伤的孕妇像石头一样硬的肚子，瞬间觉得她忘却了躲闪。我的好奇心以摸摸那个孩子的脑袋做为参观结束。我想，如果这里的人没有母亲，那么连苦难都是孤独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懂得口头上的“价值关爱”却无从知晓“价值悲痛”。因为，关爱只能从悲痛中而来。[NextPage]

　　在我们这个国度，人间灾难消息的发布，最初的确是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战友牺牲了，惟独必须相瞒的就是在家乡井边正在提水的他的母亲。所谓悲剧通报的难点就是通报时刻的来临。其他人知晓没有明显的意义，死者的战友们藏着死者的遗物但谁都没有胆量走向老人。那放下木桶的腰身还没有站直，谁敢破坏母亲此时的无知状态，无知就是宁静。所以欲言又止，说出战友阵亡的事实，那话语中的意味真比蚕丝还细。谁都害怕看见母亲因悲痛而崩溃。

　　在我们这个国家，隐瞒事实真相到后来蜕变成向高级首长隐瞒，但上面下来的首长却听到了什么风声，非要亲自去查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首长走了一遭后感慨地说：“只知道老百姓苦，但没有料到有这么苦。”一点不错，关于人民的苦难只是首长心中一种甜丝丝的心绪和挂念。当首长终于在某一天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冲击不是别的，正是人间的呼吁。

　　但是艺术家看上去也在呼吁，因为呼吁可以成名。但是，令我尊敬的贺延光先生在说：“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是为了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因此，要有点忌讳。”

　　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家们早已把艺术“要有点忌讳”这个准绳抛到九霄云外。越演越烈的所谓视觉冲击力和听觉冲击力已如同潮水。最早我注意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竹竿将大红灯笼挑起，在某个屋檐下灯笼悬定，挂钩声咔咔作响。我想艺术家肯定迷恋这种音响质感，但是也太夸张了。那个“泰坦尼克”号，为了保持灾难的风度和震撼，在下沉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船舷上的灯火辉煌，我们从欣赏艺术和生活里的所谓“小小质感”开始，艺术品味在慢慢地上瘾，现在也开始学会欣赏灾难的质感了。

　　贺延光先生提到的艺术对人格的损害，我甚至理解为艺术正在对母亲造成损害，说到底，任何苦难和灾害的当事人，不论他们人间的年龄有多大，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着他们。生怕母亲受到惊吓这是惟一的宗旨，因此，苦难的写实必须有所忌讳，这才是苦难中人真正的心声。艺术家应当照顾这种心声。

　　二战期间，当“艺术家”还戴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的时候，那时，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地执行法西斯当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然后将女孩推下去，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这个行为的惟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道：“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我们的理解曾经有误，小姑娘不是在报道噩耗而是希望母亲能把她从深埋中拉出来，然后一块儿回家。这是在灭顶之灾面前勇敢地破解活埋的深度、破解所谓视觉震撼，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的最早的童声。因为人是有母亲的。

　　永远地不惊动母亲的神色，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心和品质，保持天下母亲和天上母亲那面容的静穆，是我们的守望和责任。而往往，我们看见母亲微微闭目如此安详，却试图去惊醒她。所谓朝拜和跪望，此刻人心并不真爱那个端坐的女神形象。

　　因而，我们日常的人心，贺延光先生看得最透。他要拍一张生病小姑娘的照片，却要让小姑娘放心，他说：“你看你的，用杂志挡住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是为警醒。

   （编辑：全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