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集  日升昌（上）

平遥城西大街上有一家商号叫日升昌，现在一些学者把它形象地叫做中国各式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做银两异地汇兑生意的字号，当时的人管它叫做票号。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票号当时也叫汇兑庄和票庄，现在大家叫票号，原因就是别人把钱存到它的号上，由他来写上一纸汇票，拿汇票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拿到钱。

日升昌票号的出现不仅对晋商来说是一件大事，就是对整个中国金融史来说也影响深远，学者马寅初先生对它的评价是：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路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在民国初年曾当面对一些山西票号商人说，因为票号执中国金融界重心，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许多方面，所以做事一定要慎重。在民国初年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中，说到山西的众多特产时，特别讲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煤炭，再一样就是山西票号，小学课本中传授的东西应该是普级性的常识，所谓常识就是指大多数人都知道，都明白的一类知识，既然这本教材的编订者把票号也列入了这一范畴，说明当时即使普通百姓对票号也一定不陌生。

说起山西票号，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雷履泰是现在大家公认的日升昌的创立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可以算做所有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在唐代已经有了类似这种形式的票号，宋朝也有，但是没有流通开，没有流行的很普遍，也没有保存下来，而在清朝的时候在雷履泰发现这种商机以后，他及时推行这种办法，制定了比较规范的规则，创造这种制度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校院长刘建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远足贸易普遍的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当？历史就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既然雷履泰的功绩如此之大，地位如此重要，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雷履泰的故居，两进院落，北屋堂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绂乎其萃”四个字，这是平遥商人为了感激他创立票号为众人添一生计、增一富源在他七十大寿时送给他的。这处宅院是少数几处能见证雷履泰生平事迹的地方，令人不解的是，在票号界学术界大名鼎鼎的雷履泰其实留下来的东西很少，这就使我们难通过文物史料对雷履泰的生平有个详细的了解。这本书是研究山西票号最早的专著之一，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书的作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陈其田，即使在那个时候陈其田就已经面临了和我们今天一样的困境，当时研究票号的学者对于雷履泰的认识大多来自于票号业遗老遗少的口述，由于年代久远，其中难免有许多演绎的成份，为了追根溯源，我们又做了实地的调查。这个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字叫细窑村，但村里人却把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履泰经商致富之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细窑村村民：雷履泰的家是高楼大门，雇长工、短工等伺候着，一般人雷履泰都不会跟他们说话，不过这都是我们听说的。

细窑村村民：他是我们邻居，据老年人说原来他在我家对门开的染房。

实地的访问令人失望，遍查平遥的史籍方志也找不到叙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语，尽管那个时候平遥许多人的生计或多或少的都依赖于他一手创立的票号，昔日雷履泰一砖一瓦盖起的大院如今只依稀存在于村里人的记忆中，只有这个门楼能实实在在的表明它们存在过。雷履泰的生平往事就像这处院落只留下雪泥鸿爪供后人想象、推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时间久远是一个原因；商人地位低不入文人笔记、官方正史也是一个；除了这些是否还有这样一种可能，雷履泰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事有多么了不起，更没有想到以后这些事会载入史册，他做生意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谋生，生意做大了还可以提携村里的乡亲和他一起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这些想法看上去实实在在，不花哨也不玄奥，但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想法，不仅让山西的许多百姓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好日子，也为中国梳理出一条金融流通的大血脉，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想法和作为让人们在他逝去百年之后不去议论他，议论他创办的日升昌票号。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承明：票号出现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没有直接运银子的危险性，可以异地汇兑，这个就方便多了，不仅方便了商人而且促进了流通。

在日升昌开办之前除了晋商，还有一些其它有名的地方商人集团，其中名气最大、实力与晋商不相上下的要属徽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徽商的老家徽州地区发现了一批工商汇票。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二十三张汇票分为两类，一类有五张，它是代其他人汇兑的，这就说明工商汇票流通期间，那些商人已经代替人给别人汇款了，其余的都是两个商人之间的汇票，这个在我们国内算是最珍贵的资料了。

这批汇票说明徽商即使不比晋商更早，至少也是与晋商同时懂得了用汇兑的方式来解决异地银两的流通和结算，那么为什么第一家专营此项业务的商号不是产生在徽州而最终由山西商人创办呢？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我想有这几个原因，首先票号作为一个专业的汇兑机构，如果搞异地资金汇兑至少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要有分支机构，第二要资本雄厚，第三信用卓著。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我们在徽商那里也发现了很多过去的汇票，但是它都是简字的而且只限于在少数的亲威、朋友、熟人之间，一旦有生人它就不能进行了，而山西这个票号之所以在西裕成颜料庄再改办成日升昌票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分号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

即使有了这种遍设分号的特点也只能说明当时晋商具备了开设票号的一些基本条件，并不能单凭这一点就一口咬定票号非得首先出现在山西，至于资本雄厚、信誉良好、经商的手段高明这些赞誉是可以放到当时任何一个著名的商帮头上，那么老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票号一定产生在山西呢？在日升昌出现之前，晋商的名气、地位和财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宗货物的长途贩运，他们把南方的茶、丝运往西北，把西北的牛、羊、马匹运回中原、江南，到清朝中叶这种贸易量已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内蒙古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白拉：清朝末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大盛魁旅蒙商它的总部在呼和浩特，但是它的营业区却是在蒙古国，清末的时候，一年之间根据不同的资料记载，光是给它付的债款利息就是几十万只羊、几万匹马。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白云：最初它的总号在乌里雅苏台，它的分庄是归化城和科布多，到了咸丰年间的时候，它的总号就变成了归化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成了它的分支机构，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一共有四千多华里，从乌里雅苏台到科布多有一千多华里，这么长的旅程全是靠它的驼队来驮运货物，所以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浩大的商业活动，它的贸易额也是相当可观的，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它的贸易额一年可以达到一千万两。

一千万两银子最少也有两百五十吨，这还仅是一家商号一年中用于贸易的银两数量，在草原、戈壁、沙漠瀚海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运送这样重量的银子，辛苦且不说，单是安全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从这方面讲，晋商对于票号的需要一定比身处舟便利、人口稠密的徽州商人更加迫切，既然晋商在日升昌诞生之际就已经面临这些难题，那么当时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镖局镖师后裔陈振家：当时产生镖局一开始是运送公家粮草之类的东西，那时候老百姓和做生意的军队不给他保护，所以就从民间产生镖师、镖局给予他们保护。

1928年，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万籁声先生总结中国武术渊源出版了《武术汇宗》一书，现在这本书被研究者公认为是论述中国武术史的权威著作之一，在书中万籁声先生认为镖局最早是由一个神拳张黑五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间创办的，创办的目的就是保障晋商的往来银两安全，这在一个侧面也佐证了晋商在票号诞生之前已经开始想一些办法来解决银两运送的问题，但镖局押运只能算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贸易量的增加，镖局越来越显得不堪重负、力不从心。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我们对明清社会的评价比较低，它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还是比前期更高的，既然他达到了比前期更高的水平，它在社会上的商品流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就可想而之，票号、钱庄在其中的作用，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这些年我们一些经济学家、史学家对鸦片战争前我们国家国内的商品值做过一个估计，仅仅七种商品象桑丝、丝制品、茶、棉布、食盐等等的商品值就达到三亿七千万两白银，这就说明在汇票产生前国内国际贸易交易量是相当大的。

清道光三年也就是公元1823年，在这一年雷履泰创办了日升昌票号，日升昌的创办有它的历史渊源，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但也不能排除一些主观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一定要提的就是雷履泰的作用。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雷履泰把个人才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机结合、碰撞以后出现了票号，在中国商业史上、金融史上是很了不起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雷履泰为票号出了一套管理的办法，应该说都是从他那儿先开始的。

山西省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因为商家的汇兑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个事情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去开展，而雷履泰想到了。

汇兑方式存在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雷履泰是第一个看出其中蕴藏巨大商机的人，见别人不能见就是独具慧眼，最让人感叹的是在通信、交通都很原始、相关法令更是一概没有的条件下，雷履泰就已经领导日升昌做着不论是规模还是品种都足以与现代银行媲美的大生意，这份才干足以令后人仰视。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