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根据美国一份著名科学期刊周一发布的研究显示，中国北方数十年来烧煤引起的严重空气污染，导致人均寿命比南方人减少至少5年。在这份由美国、中国和以色列的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收集了1981-2000年间中国90座城市的数据，发现烟灰和烟雾中的总悬浮颗粒物质污染北方比南方高55%。这些数据为今日中国空气污染的越来越严重，以及对健康的影响效应敲响了警钟。

　　中国的空气污染到底有多严重？

　　2013年的中国，遭遇了前所未遇的严重大气污染，雾霾天气反复侵袭着全国各大城市。在进行普查的全国64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到1%，国内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十大城市（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青岛、广州、沈阳）均在世界污染状况最严重的20个城市之列。

　　据《工人日报》引用多项权威数据报导，称受工业发展、私家车骤增等影响，中国已成为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58%城市空气中所含悬浮粒子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5倍，各地市民就相当于“吸尘机”和“过滤器”。专家直言，长期下去，天天吸毒气的中国城市居民，所受危害比前苏联车诺堡核电厂事故的核辐射严重，引发大量肺癌、不育、神经受损病例。

　　空气污染给中国民众造成的健康损失究竟有多大？2013年3月底，一位美国环境专家在北京披露了一项研究成果。结论称，2010年空气污染造成中国120万人过早死亡，损失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年。而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2013年3月警告说，“到2050年，城市空气污染将成为导致死亡的首要环境因素，排在污水和环境卫生之前”。该组织估计，每年将有360万人可能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基本上都在中国和印度。

　　谁该为中国空气污染问题担责？

　　“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谁都跑不掉。”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针对雾霾天气发出的一句警示。拿出“防非”勇气来“治霾”，也成了公众对于国家治理大气污染的期待。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十年，也是环境迅速恶化的十年。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环保制度建设落后和环境执法不严，就是环保部门未能充分履行自身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力所致。而环保法律未能落实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环保投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太低。

　　“治理赶不上污染”的背后，有个现实窘境：空气是流动的，你减排了，但邻居呢？正如印尼苏门答腊岛的“烧芭”习俗，让“花园城市”新加坡空气污染指数飙升一样。环保专家普遍认为，汽车尾气、燃煤供暖、工业排放、工地扬尘，秸秆焚烧等是引发雾霾的主要原因，而综合治理无比复杂。人们不喜欢雾霾，但也不愿意放弃汽车；人们讨厌扬尘，却也希望房子多盖一些。雾霾不仅是环保问题，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是中国人心中的纠结与挑战。

　　事实上，每一脚油门、每一根燃烧的秸秆、每一串红红火火的爆竹后面，是你是我是他，我们是否也在一边抱怨空气质量，一边催化并纵容着“霾”？而空气污染的治理，就仿佛是一盘围棋，在这个棋局里，不同的地方省市、不同的行业都息息相关，要想走出灰霾，只能区域携手运筹帷幄，向根源问题开刀，积极地调结构、削煤炭，才能早日迎来在蓝天下尽情呼吸的那一天。从这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恶劣空气的受害者，同时也都是环境保护的参与者。

　　如何让中国人的呼吸变得安全？

　　那些至今不肯给烟囱安装上尾气净化器，以为“大气环流”会帮助把含有上千种对环境和对人类都同时有害的物质输送到其他地方的人们，会突然发现，其实，这些污染物，迟早会“降落”在自家的屋顶，自身的头顶。那些以为有钱了就应当买上几辆车以便利自身出行的人，会发现，充分利用当前法律赋予公民的消费权利，其实很可能是在迫害自己——车内的空气是不好的，车外的空气也同样是不好的，坐在车内的人，呼吸的可能就是另外一辆车排放出来的尾气。

　　要让空气好转，要让呼吸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生产方式，就是改变生活方式。比如鼓励公众监督当地的空气治理措施，比如建设更多的公共交通以让公众主动地放弃私家车使用，比如降低公务车的使用率先让公务员乘坐地铁和公交、骑自行车、步行；比如鼓励法院开放，允许空气污染的受害者去起诉空气污染施害者；比如对各种散乱排放的空气污染点源进行更彻底的治理；比如开放更多的课题，鼓励环境健康专家做更多的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关联研究；比如保护更多的天然生态系统，以让空气自身有“喘息”和恢复的机会。（文/风青杨）

　　文/风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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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陈家坪）